在真正进化的社会里，人人都应该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自然人都应该有思想的自由。
——罗家伦
2006年6月，南京酷热当头。
由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馆长、当代艺术批评家李小山策划的“民国油画收藏展”在四方当代美术馆隆重举行。一百余件民国油画为这座闷热的城市带来一股清风，观看这些作品，我感觉这风象是从遥远的民国吹来，好一个闷热中的凉爽。同时也让人生出许多联想。尤其是如此规模的集中展示，说明民国文化和艺术正在被重新认识，以及，它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在逐渐恢复。置身南京，心头涌出许多感慨，遥想当年，江苏籍的油画大家刘海粟和徐悲鸿等人，先后从这片土地上出走，胸怀大志，叱咤风云，成为中国油画史上的拓荒者和开拓性人物。
在我有限的记忆中，本次“民国油画收藏展”，是1949年以来包括官方在内的第一次比较集中的大规模展示。虽然数量还不够庞大，可其中一些作品堪称一流。据美术馆有关人士介绍，许多作品从来没有被印刷、从来没有被展示过。从收藏的角度上说，不仅眼光独特，更是一个奇迹。特别是，本次展览除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梁等一些有代表性的符号性人物外，许多长期被遗忘、长期被遮掩、长期在民国美术史边缘位置的艺术家之作也在这里公开展示；陈抱一、赵兽、卫天霖、关良、李青萍、李叔平、关紫兰、乌叔养等。面对他们的作品，我猛然想到，是否还有一些或者许多民国油画家，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遗忘甚至被深深埋藏，果真如此的话，我敢说，我们还远不了解民国油画，还远不了解民国油画的历史。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没有深入挖掘和认真梳理，我们无法真正了解遥远的过去，也无法面对崭新的未来。
观民国油画，自然想到那个遥远的年代，联想到西方早期现代艺术诸多流派——许多作品都可以从西方现代派艺术如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中找到出处。我在每一件作品前，似乎嗅到民国的气息，感受到民国的温度。的确，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黄金时代，我对它一直怀抱敬意。在那个充满自由的环境中，艺术家活跃异常，才气和智慧得到充足发展。从中国油画的发展史上说，尽管它是一个胚胎期，但在思想与观念上已经与西方同步，说明它在这个胚胎期间健康而良好——中国油画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多元格局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可是，民国油画并没有能够很好、很健康地在这个宽松土壤和自由空间中发展壮大，1937年抗战爆发，使蓬勃发展的中国油画走向低谷，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不但中国人平静的生活被打碎，艺术家也被迫走出象牙之塔，一些已成规模的艺术院校在战火中不断迁移，艺术家将自己的视野转向战场，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去——良好的格局由此中断。于是，战争的炮火使艺术家的文化心态受到严重的破坏，那些才气横溢的艺术家骤然间夭折。以徐悲鸿为首的写实主义油画成为中国油画之主流，持有现代主义艺术观的艺术家尽管继续他们的探索和实践，但声音微弱，被写实主义的主流大潮几乎淹没。正如陈丹青先生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所说：“他们的才华还没有来得及展开、锤炼、发扬更不可能自我完成。与同时期的俄罗斯、日本画家相比，他们的品质相对脆弱，幼稚，处在含苞欲放阶段，他们突然枯萎，折断，只有青春期而没有成熟期。”这是一个悲剧。如果没有可恨的小日本儿的侵略，中国油画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中国将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过去，我们习惯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术语”，其实，它指的是民国（1911年——1949年）37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是二十世纪100年中的黄金时代。我们的先辈有幸赶上那个美好时代，赶上那个晴朗的天空。尽管他们的艺术实践急促而短暂，但他们所处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以及人文教养是完整无缺的，他们没有被意识形态化，他们没有被误导，没有被强迫，所以他们的心灵和人格都没有被扭曲——他们都在追求圆满的自我实现。主张人格独立。他们投入极大的热情去模仿欧洲。尽管这个年代短暂，但它成为二十世纪的100年中最纯洁、最干净的土地。除徐悲鸿的师承关系之外，他们的探索真诚而可贵。他们以社会中的新人思想，以独立、平等、自由、开放进取和理性精神为内容，用作品去呼唤中国“人的现代化”。在沉寂的中国社会引起极大反响。用陈独秀的话说：“这是一个‘个人解放’的时代”。
“民国油画”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禁区，是一个未被讨论的“新概念”，说它“新”，是指从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这30年间，民国历史是一个不能研究和讨论的禁地。究其原因，主要是194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所致。如果从美术史的角度说，“民国油画”不是新概念，早在1942年，陈抱一先生就撰写过《洋画运动过程略记》，对二十世纪初油画传入中国进行分析和论述，清晰而详细。可以说，民国时期江南（主要是上海）油画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油画发展史。只是，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对它缺少认真的梳理和深入挖掘。当然，其中许多事情错综复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未来我们能否对民国油画史有一个认真的梳理和深入的挖掘，只是我的希望，我希望有人去做，有人去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今天，民国的历史已不再是禁区，民国油画终于可以摆在桌面上，我们可以放口直言。几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叫《中华民国美术史》，两位作者好象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这本书比较系统、框架式地梳理了民国美术发展的历史。从史学的角度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1990年代以来，许多美术史家从不同角度对民国油画有所研究，其中有历史综述，也有个案研究，比如北京的陶永白、水天中，广东的王璜生、南京的李小山、上海的李超等人，画家出身的陈丹青，在许多文章中笔端直面民国，表达了他对那个时代的敬意。尤其在中国油画发展历史的几个阶段上有许多独到之处，其观点和见解，已经超越我们当今一些所谓评论家的眼界，为我们在了解和认识上打开一条新的通道。写到此，我的脑子里突然想到我在山西的同事、著名学者谢泳几年前曾出版过一本书，叫《逝去的年代》，这本书在国内曾影响一时。我之所以提及这本书，在我看来，作者不仅仅为中国知识分子招魂，更重要的是对民国的敬意和怀念。鲁迅早在辛亥革命前针对中国要自主于世界这个问题上尖锐指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先生的一番话语，是对人的自由、平等、独立的召唤。我想，谢泳之所以怀念那个“逝去的年代”，其宗旨也在于此。
中国油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民国时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是最辉煌的历史阶段，平等自由，人才辈出。理工、科技、管理、金融、交通、外交、法律等大有起色、大有建树。在人文艺术领域中，美术、文学、音乐、电影、戏剧等都可以与西方比肩。这是一个中国向现代化全面起步的时代，一切充满生机，一切充满自由。正如胡适先生所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那是一段真好的时光，真是“天凉好个冬”啊！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背景，是造就民国油画家生存的基本前提。也为第一代海归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在油画创作上，出现了多元格局。如庞薰琴等人，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同步进行。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有了“人”的地位，所以他们才能呈现出自由精神、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体现出真正的思想、精神和价值观。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启蒙运动，传播新的思想和知识，兴建现代教育，组建各种艺术群体……但是，1949年以后，一切骤然消失，我以为，这不是人种的退化，而是一切文艺必须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服务所致，艺术变成了工具，艺术家必须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执政党。艺术家的独立人格必须变成工具人格。因此，在这些民国油画作品的背后，我还看到了在中国10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统治和政治与潮流的较量和对峙。
从美术史的角度上说，任何一种艺术的生成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离不开它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作用和影响。考察和研究中国油画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历史，仅停留在油画自身是不够的，这是一种静态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狭窄的清理思路。这样的研究结果很难做出真正的历史评估和正确判断，也很难呈现油画的真正面目。我以为，应将它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放在中国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西方油画移植中国，恰是我们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进行的，并不是油画自身问题和其中某种规律性所致。重要的是，它是在选择一种新文化中发生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民国时期的油画先辈们，是一代接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并获得自身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那个时代以崇高的使命感努力从各种枷锁中挣脱出来，清醒而正确的选择了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来寻求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这条艰难之路，草创了中国现代艺术的一片圣地，也勾画出一幅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同时，也极大启示了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可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尤其是在人的现代化的认知上，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这其中，既令我们自豪，也令我们惭愧。
观民国油画，回顾民国以来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的全部进步和希望都与这个时代给予的精神饲养相关；当然，全部的曲折和教训也都与这个时代文化精神的丢失相连。因此我认为，依然处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油画，没有理由忘记先辈们留下的精神饲料和思想遗产。他们极力倡导“个人”本位主义早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今天有必要继续大声呼吁“人”的觉醒。尤其是那个年代“人”的现代化，给我们留下长久的话题和无尽的思考——这是值得我们特别珍视的遗产。我对民国充满敬意，对那个时代艺术家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充满敬意。我们瞻仰民国油画，首先应该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我认为，这才识理解民国油画的基本前提。因为，那个时代被遮掩的太深，被遗忘的太久。
我站在古老而苍茫的黄土地上抬头仰望，我总是盼望那个晴朗的天空在我眼前出现，那种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在我们生活的今天，重新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