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泠老师是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来任教的。对于这个机遇，陈老师说是“命运”使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上海的人口政策一向很严，以前外地户口的人包括大学毕业生都很难进入上海。就像方增先、丁中一、邱光正等老师，那时都曾经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过课，但也都只是临时来讲学，或者算是借来的。实际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几年前就到我们浙江美术学院物色过教师。1962年他们就看中了比我高一届的国画系毕业生吴永良，他是上海人，专业也不错，按理说到上海来教书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由于政策的限制，他没能分到上海，最后去了温州。按吴永良的话说是‘分到了一个鬼地方’，话又听不懂，专业上又无用武之地。后来他是通过考研究生回到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才留校任教，这样一晃就花去了10多年时间。”
“1963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又到我们浙江美术学院来挑人，那年正好我从国画系毕业。那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国画系和工艺美院系主任还是丁浩先生一个人兼的，因为徐永良老师是我们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的，对我们学校比较熟悉，所以丁先生派了徐老师来具体落实。经学校推荐，认为我的业务能力比较全面，比较适合当老师，所以就选中了我。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有一天晚上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刘江找我，他是比我高几届的同学，毕业后留在我们系里工作。他对我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需要一个搞现代人物画的中国画教师，学校打算叫你去，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当时我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我的家在杭州，完全应该分配在杭州工作，再说那个时候总认为上海是一个‘资产阶级大染缸’，也不一定想去上海工作，但是那时的原则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比我高一班的一位同学，党叫他去新疆，没有二话他就去了新疆，还有去安徽的，河南的，我们浙江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可以说五湖四海都有。现在党要我去上海，我能有什么二话呢？”
“那一年正是上海人口政策开放的一年，我们浙江美术学院有好多毕业生都被分配到了上海。我的同班同学就有胡振郎、梁洪涛、汤起康、施烈骅等，其他系的还有贾夏荔、秦大虎、张定钊等，大约有四十人左右，但只有我知道自己是分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其他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去向，只知道是到某一个局去报到。结果分得比较好的只有我和胡振郎，他被分到上海美术家协会，其他同学不管是国画系还是油画系、版画系，大部分都被分到搪瓷厂、印染厂、丝绸厂、毛巾厂等各行业，搞美术设计。到上海时，我们先到劳动人事局去报到，然后再分配具体单位。由于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去向，所以我的行李只拖运到中山公园附近的上海西站，从那里到学校再方便不过了。到了学校后，一切都感觉到非常新鲜。学校在原来圣约翰大学内的‘韬奋楼’，西式的建筑，碧绿的草坪，还有一棵几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显得非常洋派。环境洋派，人也洋派。给我最深的是俞子才先生，西装笔挺，皮鞋锃亮，雪茄烟呼呼，吞云吐雾，风度翩翩。就连应野平先生也是西装革履。这种环境与氛围同浙江美术学院完全不是一回事。”
“到学校报到后不久，唐云先生从上海中国画院调到学校来担任国画系主任，丁浩先生就任工艺美术系主任。我被安排担任了国画系的秘书。从杭州调到上海，虽然我的身份从学生变成了老师，但是我自己的感觉依然是学生。特别是我所在的国画系，学生已经读到四年级，无论是年龄还是业务能力，都与我相差无几。如果说，我对这些学生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我身上的那种农村气息和实干作风。那时候不管是打篮球还是打排球，我都是‘赤脚上阵’与同学们一起玩。早晨我还教同学们打太极拳，晚上则与同学们一起开夜车，画速写。我只觉得自己是学生中的一员。”
“在系里，郑慕康先生教古典人物画，主要是临摹陈老莲、李公麟等历代画家的传统作品，我则教现代人物写生。其实那时严国基等同学的写生能力已经很强了。在教学体制和风格上，上海和浙江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所谓的苏派。有一度浙江流行用线条画的那种尼古拉费欣的素描风格，上海学生也在搞这一套，基本是同步的。实际上浙江美术学院的许多老师都是从上海去的，像全山石、赵宗藻、赵延年等都是上海人，国画系的陆抑非也是上海调去的。即使像潘天寿院长，他早年的活动范围也是在上海，属于‘海派’画家的范畴。”
“从1963年到1965年本科生毕业的这两年中，对我来说，在业务上并没有太多的建树，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本科生毕业后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校划到了轻工业局，改成了上海市美术学校，校址也迁到了漕溪北路，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回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我一生中走向成熟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很年轻，也很盲从，一切‘听党的话’。当然并不是说现在就看得很清楚，现在同样也是跟着上面跑的，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跟着时代走。时代好了，我们也好，时代不好，要想逆时代而行也是很难的。特别像我这样的人，有一种所谓艺术家的激情，有激情的人就爱出风头，好表现自己。‘文化大革命’恰恰就给了你一个机会，给了你一个彻底暴露人性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彻底暴露，冲杀在前面，使自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教训。‘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确实暴露了我的灵魂，使我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政治，对我后来下定决心追求艺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说爱出风头是我的缺点的话，那么吃苦耐劳则是我的优点。举个简单的例子，‘文化大革命’初步行串联，我硬是挑着被头铺盖从漕溪北路一直走到湖南韶山。当时出发的时候有好多人，走到韶山只剩下了我和楼上云老师等4个人。现在想想，从井岗山到韶山的那一段路，天雨路滑，又是山路，没有毅力真是走不来的。”
“在漕溪北路的几年中，从开始是‘革命的动力’写大字报，到后来变成‘革命的对象’写检查，基本上没有画什么画。在漕溪路的后期，经常到工厂去劳动。去过食品厂拆肉骨、洗鸭子，到过钢管厂搬钢材，更多的是在糖果厂包糖果。记得最清楚的是在糖果厂我与高爱琴、张乃立、俞子才等老师一起劳动时，俞子才先生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很风趣，一边劳动，还一边给我们猜谜语。有一个谜语是：7个人8只眼，10个人1只眼，外国人8只眼，阿宝勒娘8只眼，‘打一句4字用语’。大家绞尽脑汁，终于猜出是‘货真价实’4个字，为我们枯燥的劳动增添了些许乐趣。后来学校‘复课闹革命’，招收了一些工农兵学员，有时学校要派带这些学员到外面去写生。也许在‘工宣队’的眼里，外出写生条件比较艰苦，所以就要我这个犯过错误的‘造反派’小头头出去接受思想改造，于是就经常要我带队。殊不知对我们这些画图人来说，这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开始我是用一张一张的纸画，这样容易散失，后来去得多了，干脆订成速写本，一本一本地画。在这段时间我去过大洋山、小洋山、桐庐等许多海岛、农村，画了不少速写，积累了好多本速写册。”
对于陈老师在艺术上吃苦耐劳，不懈追求的精神，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是有口皆碑的，我在采访中就听到过不少这方面的事例。颉音说，陈老师的这种作风，对我们学校的师生产生过不小的积极影响，对此陈老师说道：“这倒不是爱出风头故意做作，这实在是我自己的天性。”
“在浙江美术学院的时候，我就经常开夜车用功画画，到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仍不改初衷依然如故。记得有一次我同凌启宁、曹有成、赖礼痒等老师一起到福建长汀去写生，画到后来他们吃不消了，不想再动了，我就觉得很奇怪，画图的人怎么能吃不消啊？这么好的风景怎么能不去看啊？还有一次赵以夫、梅琳、黄民华等78级学生到湖南张家界写生，画到后来这些学生也都吃不消了，最后只有黄民华陪我画完。每次写生我都要‘跑回家’，速写本不画光是不肯罢休的。这完全是天性如此而已。”
“我不知道我的这些做法对别人有没有影响，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并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比如挑担，我们在浙江美术学院读书时候经常下乡，就是挑着羊角扁担到处跑。扁担有很多优越性，省力，还能换肩挑。上海学生从不挑担，可能就不习惯这一套。在浙江美术学院读书时，我是班里的班长，我的同班同学施烈骅是上海去的，他就是我们‘拔白旗’的对象，所谓‘白旗’就是‘白专’，就是手不能挑，肩不能扛的‘资产阶级作风’，还有一位卞文元同学，他也是上海人，他的窗铺每天总是整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我们那时就看不惯了，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现在我们碰头时还经常开玩笑地讲起这些事情。”
颉音说：“生活作风上的差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陈老师的这种精神放到学习上来就非常明显地能出效果。原来不想画图的人，看到陈老师这么用功，也自然而然地画起来了。”
我在采访凌啓宁时，她讲过一个例子。那是在桂林写生时，陈老师常常天没亮就敲窗叫她起床一起出去画画。有一天正好下雨，她对陈老师说天在下雨怎么画？陈老师说没有关系，我们走出去雨就会停的。结果凌啓宁硬是被陈老师拖起来出去画画了。
“下雨天景色更美，怎么能不画呢？上海的学生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带学生到缙云，丽水写生，有时他们走累了就不愿意再跑了。我就对他们讲，你们这次来过后，将来什么时候再能来很难说，既然来了就要‘走到家’，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才能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行动对别人有没有影响，如果有的话，我想也是潜移默化的。”
“当时天津路香粉弄边的‘龙泉园’，是我们国画组的画室兼创作室。我和戴明德，赵秀如，杨英镳等几位老师就一直在里面画画。每天晚上我都要请一位女学生给我们当模特儿画肖像，画完就送给她们。那一阶段真是画得不少，除了同学外，我还曾为电影演员陈冲、肖雄等人画过像。80届中专班有一位女同学叫史宇红，她现在美国纽约附近的乡村定居，一次我到美国讲学时顺道去看她，看到当年我为她画的肖像还挂在她家别墅的客厅里。她的先生是一位美国人，他看到我高兴地说：‘天天看到我太太的这幅肖像，今天终于看到这幅画的作者了’。在画像中，还发生过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次我为了工农兵美术学习班的一位女学员钟晔画了一张肖像，在肖像里我画了一只红的蝴蝶结，结果被‘工宣队’批判为‘腐蚀工农兵学员’。我又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现在想想这些事情真的很可笑，这就像当初在浙江美术学院读书时，我们‘拔’施烈骅的‘白旗’一样可笑。那时候戴明德买了一架DF照相机，我非常羡慕。好不容易省吃俭用积蓄了400元钱想去买照相机，正好杭州来了一批宣纸，我思想斗争了很久，这400元钱到底要买什么，最后还是买了宣纸，因为天天要用。后来因为下乡写生时经常要拍些照片作资料，我就用学校里唯一的一架海欧牌方镜箱照相机去拍，用的次数多了以后，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向领导反映‘为什么公家的照相机归陈家泠一个人用’，结果领导就把相机收走了。说也奇怪，这只照相机别人一用就会轧片，不能用，而到了我的手里却仍然好好的。真是‘天助我也’！画肖像的过程，实际上是我摸索一种新的绘画风格的尝试。”
“应野平、俞子才和陆俨少都是山水画的大家。应先生的画比较写实，俞先生的画比较传统，而陆先生的画则装饰性比较强，相比之下我比较喜爱陆先生的画。我觉得陆先生的画既古意，又有陈老莲的味道。特别是他的长线条，不同于郑慕康先生那种只用中锋的线条，而是‘四面出锋，八面玲珑’。因为画山水要皴、拖笔、逆笔、刮、擦等各种笔法，毛笔的笔尖、笔肚、笔根都能用，这样一来线条的表现力就丰富了。那时每天早晨我都要跑到复兴路上的陆先生住宅去看他画画，向他学习用笔。我用陆先生画山水画的用笔方法来画人物，使我的人物的笔墨技巧得到了极大的飞跃。1979年我的一幅水墨作品《鲁迅像》参加了华东六省一市美术作品展，获得了大家的好评，这就是对我将山水画的线条用于人物画上的探索的肯定。”
“那么在那个时候学校同学同你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问。陈老师回答说：“由于我们学校的命运始终处于动荡之中，‘文革’，中原有的教学体系被打乱，这样一来反而留给我一个较大的自由空间。我不是理论家，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我只是画给学生看，至于学生从中接受了多少，学到了多少技法我就不清楚了。另一方面就是在精神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学生知道，作为一个画图的人，就是要这样对待生活。我在前面所讲到的，在写生时带着学生鼓励他们多跑多画，在学校里每天晚上画一张肖像，这些都是一种精神。在教学上我对学生也非常严格，在天津路时，我要求学生每天早晨7点钟就要到校，我自己就在门口等着他们。这一切，我靠的不是言教，而是身教。”
“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说，还是要按照国家教学大纲的规定，按部就班地教，不能‘自说自话’。如果现在再叫我搞教学或者办一个学校，那可能就要创新了，因为我有经验了。遗憾的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到他成熟的时候正是他退休之年。特别是我们中国画的画家，要到60岁以后才能趋向成熟，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对于艺术教育来说，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当然对我们艺术家本人来说，在我们成熟之时放掉我们，能让我们从事自己的艺术创作，简直是太高兴了！记得在天津路时，有一段时间很空，有些老师就抱怨说，没有人领导很难过，没有事情做。我就说，越空，越没有事情做，正是产生大画家的好时机，因为你有时间自由发挥了嘛。凌启宁到现在还常常记得我说过的这句话。现在在我成熟之时，又有了自己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和空间，这不值得高兴吗？”
“在天津路那段时间里，我对画材的研究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我与戴明德、赵秀如、杨英镳等人从云南写生回来后，曾在卢湾区文化馆开过一个汇报展览。在那次展览上，我展出的画有两部分作品，一部分是画在宣纸上的人物画；另一部分风景是画在一种用纤维织出来的布上的，用钢笔勾线，然后涂颜色。这就是那个时期我研究画材的一种探索。那次画展刘海粟先生也来看了，他对我说‘你画得很好，将来能成为一个大家。我要为你题4个字：真气流衍。当时我也很激动，没有听清楚4个什么字，就问正好在我边上的邵洛阳先生，邵先生向我解释了一下。后来我专门到了海粟先生家里，请他帮我写了这4个字，到现在我还珍藏着这个条幅。”
“对画材的研究从天津路始，经过10年努力，真正出成果已经到凯旋路了。对我的研究，有的老师并不理解，认为我不讲笔墨，只在纸上画画弄弄，是‘投机取巧’。陆俨少先生也对我说：‘陈家泠，你人蛮聪明，线条已经画得这样了，再丢掉不是蛮可惜的吗？’世界上有很多画家都有发明创造，也许一千个人中有九百多个人，因为听到别人的议论而放弃了自己的探索，特别像陆先生这样的权威人士一讲，马上就停手了。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想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学校一位图书馆老师写我的大字报，说我跟在老先生后面‘亦步亦趋’。那时候这些老先生都是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我‘亦步亦趋’跟在后面当然也是‘反动’的了。现在反过来从绘画技巧上看，我们确实不应该‘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先生后面吃‘现成饭’，而应该有自己的一套。用山水线条画人物画，这是一种创新，但我不能光停留在这个线条上，而应该再有所突破。当年我‘亦步亦趋’每天早晨到陆先生家里去学习，正是为了以后的不‘亦步亦趋’。”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生不逢时，多灾多难。当初我是满怀激情，满怀希望地进到这个学校的，但本科刚毕业学校就被划给了轻工局，接着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十几年来，始终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严重影响了学校教学的正规化建设。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我们学校的不‘正规’和比较宽松的教学环境，恰恰有利于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为教师本人的提高和学生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如果像浙江美术学院那样，正规得不得了，每走一步路都有人为你设计好，你就每天要忙于事务，不能越雷池半步，而成为教育的奴隶，就没有办法闯出来。所以从我个人的成长来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我在艺术上成长，锤炼，探索，取得成就的摇篮。”
时间已近晚上10点。看着灯火通明的画廊和在远处看着我们说话的画廊老板，我有点不好意思。就此打住吧。真希望还有时间听听陈老师的高论，也希望陈老师有更多、更新的画作问世，为我们国家的艺术宝库留下更多的佳作。
（本册印章匀为施元亮篆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