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到了方力钧这里，都结束了。方力钧开启了当代绘画的反抒情风格。这两种绘画的抒情模式遭到了抛弃。事实上，无论是80年代以前的政治抒情绘画，还是80年代的人道主义抒情画，都有一种强烈的艺术欲望：对真理，理想，崇高和美的追逐。艺术将自己限定在真善美的框架之内。在1980年代，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艺术试验偏离了这种艺术框架，但是，只是到了方力钧这里，真善美作为一种艺术理想遭到了明确的抛弃和嘲笑。他或许是最早有意识地开始对先前这种人道主义和审美理想保持对抗的艺术家。不错，丑陋取代了审美，嬉戏取代了严肃，无聊取代了理想，嘲笑和讽刺取代了抒情和伤感――一种新的绘画出现了，它和过去的抒情性美学毫不犹豫地一刀两断。如果说，《父亲》是最早用人道主义抒情性对抗政治抒情性的话，那么，方力钧干脆则将整个绘画的抒情传统抛弃了。绘画一旦不再以抒情为目标，不再是审判，讴歌或者感伤和呼吁，不再将自己束缚在真善美的信条之上了(无论这信条是真挚的，还是虚假的)，绘画就开始拓展它的边界：它再也不会在抒情和审美方面倾尽全力：相反，丑陋和邪恶涌入到艺术家的视野之中，这些丑陋在画面中不仅没有被排斥，而且还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它们不仅没有被起诉，而且获得了尊重。丑陋被绘画合法化了――或许，真实就是如此这般地埋藏在丑陋和邪恶之中?当代绘画一道封闭了几十年的的美学闸门就此猛然地推开了：它接纳了绘画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丑陋”，以及伴随着这丑陋而出现的笑声。丑陋及其围绕着丑陋的笑，讽刺和挖苦，成为新绘画的美学。这是一种反美学的美学――方力钧奠定了它在绘画领域中的合法地位――这也正是他的意义之所在。
为什么是丑陋?方力钧敏锐地抓住了历史。不是别的，正是丑陋，以及由这丑陋引发的讽刺和虚空或许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在这样一个历史处境下，绘画的审美趣味再也不可能自欺欺人了。就如同80年代初，政治性抒情再也不可能自欺欺人一样。人们的内心深处被丑陋所塞满：这既是因为真善美的彻底破产，也是因为，历史确确实实是由丑陋和邪恶来驾驭的(甚至连马克思都承认这点)。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一直回避，甚至一直故意地掩盖这点――在绘画领域，丑陋被审美无限制地压制了，被驱赶到一个沉默的地带。方力钧在90年代初期的绘画，一下子将这种历史的丑陋核心暴露出来，让它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以绘画的形式直率地说出了历史的真相。绘画不再在抒情的轨道上跋涉，不再沐浴着人道主义的启蒙光辉，不再根据历史设置的骗局而起舞。这是中国当代绘画的重要一步：不再是根据宣传机器去绘画，也不再根据学术风潮去绘画，而是根据个人的历史感受去绘画。个人感受，终于潜入到绘画的核心了。它的内容即是，历史是被丑陋所讹诈，因此，要围绕着这丑陋而发出笑声。
正是这样，方力钧的作品打开了人们的视界，后来者趋之若鹜正是对此的证明。丑陋的光头形象，成为勾勒一个时代心理状态的典范：一种虚无，巨大的虚无，在这个光头的大张着嘴的面孔上透露出来。这个巨大的哈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巨大的无聊感。人们在这里什么东西都抓不住了，在那幅画里面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头发都没有一根!我们原来的激情没有了、理想没有了、人道主义也没有了，一个人实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觉得困倦，就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就觉得了无新意。画面中引人注目的哈欠，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那是个什么黑洞?一个巨大的虚无主义的黑洞。虚无主义张着嘴吞噬了一切，将一切吞噬到无底的黑洞和黑暗之中。画面后方的几个人和他相互呼应，他们像是一些呆滞的木偶，完全没有任何的欲望、没有任何的感官、没有任何的念头。或者说，他们万念俱灰。
这就是90年代初的状态。它击中了许多人。在这幅画中，80年代结束了。一个呆滞而丑陋的的反面形象占据了画面的中心(这和罗中立的父亲是多么的不同)，困倦，乏力，孤独和虚无，在那个哈欠声中爆发。一个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挑衅，充满了理想，充满了反思的80年代，在这幅画中结束了;同时，一个犬儒主义时代也在这幅画中揭开了它的序幕，一个反美学的美学也揭开了它的序幕。
2009/11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