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本来就是很难进入的啊。
我似乎仍然置身地狱，我在在不忘的还是画家的苦难灵魂——《中华百年祭》。8年前，年轻的蔡玉水，心无旁骛，坐怀不乱，咬定青山不放松，毕其十年心力体力，终于完成了以鸦片战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南京大屠杀、铁蹄下的孩子、人证等历史事件为素材的巨型组画《中华百年祭》。画家以呼唤民族历史苦难的集体记忆为己任，犹如杜鹃啼血，从而震撼了中国画坛。其时好评如潮。一位观众这样写道：你的画让我从庸俗的坟墓中站了起来。
在我的印象里，中国画沉溺在山水花鸟之间，自恋于笔墨趣味之中，有一股士大夫的酸腐之气。前些年，曾经有一个很酷的声音，说，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画统统是一堆废纸！——即是这样“片面的深刻”，亦是刀砍无痕锥刺无血，画坛依然喧闹得有声有色，或以职衔评大师，或以价位论英雄，庸画在商界官场香车宝马中炙手可热大胜名烟名酒。
我曾对一位不甘平庸却又才思枯竭的画家说，你为何不去读点文学？（这真是夜郎自大狗拿耗子啊！）他一甩衣袖，说，文学跟画画是两码事啊。中国画疏远文学，实际上疏远了良知和思想，疏远了艺术的大境界。令人苦笑的是，中国画却与书法拜了把子。绘画与书法究竟是相得益彰还是相互折损？反正一看到那画上洋洋洒洒的题款，我便觉得作者多么缺乏自信，竟往小人书靠拢。
综观世界艺术史，文学始终在推动着绘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浪漫主义从雨果那里发端，现实主义从司汤达、巴尔扎克那里兴起，巡回画派从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那里受到鼓舞。就其形式与语言来讲，文学比绘画更适于思辨和叙述。所有的艺术大师，无一不是克拉姆斯柯依笔下的《荒漠中的基督》，罗丹手下的《思想者》。他们一生都在沉思，沉思着人类所面临的重重苦难，沉思着实现人文理想的不同路径。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人类艺术史，就是一代代文化大师的沉思史。毕加索的《变形记》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绝不是偶然巧合，萨尔瓦多·达利和弗洛伊德的会面，应是魅力永恒的历史杰作，而凡·高则踏着欧文·斯通的文字，走遍一个个陌生的国度。文学与绘画大师联袂演出过多少精彩的集体舞蹈啊！
正是在看过这些灿烂辉煌的大舞蹈之后，我们才对身边庸俗的坟墓痛感悲哀焦灼与期待。现在，一个年轻的中国画家蔡玉水义无反顾地从庸俗的坟墓中站起来了，这是多么地令人欣慰！将宣纸作穹顶，把水墨当油彩，中国画原来也可以这样画！我想像着他作画时汗如雨流的脊梁，那背影竟是十分地熟悉。不错，茨威格笔下的罗丹，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的米开朗琪罗，也是那样作画，也是那样一副背影。
我就觉得蔡玉水与优秀的作家心有灵犀。哪个作家除了承载精神苦难之外，心里没有一个乌托邦一片桃花源呢？蔡玉水在祭奠了民族苦难之后，戏剧性地来到绚丽清洁的印尼巴厘岛。于是，他开始打造自己的艺术天堂，美丽而又神秘，宁静而又热烈，陌生而又亲切。画家的生命终于在《天堂巴厘岛》找到了归宿。而我眼前的这几十幅速写，仅仅是天堂中的几片树叶，几片花瓣。她们引领着我进入到画家更阔大的两极世界，那该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