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一百年前，王国维便提出，若图中国学术之发达，则“当破中外之见”，而以“能动”而非“受动”之精神吸引西学，实现中西“化合”。
想一想我们的老院长，他从(在中国第一个竭毕生之力引进写实主义的)徐悲鸿的时代一路健步走来，经过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磨砺和在本土环境的独立探索，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全新条件下，他在有了到德国和美国访问学习的诸多新体会后，他是站到了一个怎样的历史高度呢?
1999年夏我曾与荷兰有一面之交。在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最令我惊异的，不是伦勃朗的《夜巡》，而是几个大展厅的青花瓷。维米尔的故乡戴尔夫特是最早仿制中国瓷器的著名瓷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将中国瓷器运到欧洲并分销各国的窗口和门户。是欧洲的学者在讲，(正如同维米尔的《戴耳坠的少女》所显示出的，)作为“维米尔标志”的构成他风俗画和肖像画主色调的蓝、黄两色，很可能是中国瓷器给他的影响。当靳尚谊和他的学生们再度于海牙与维米尔的作品相邂逅时，难怪这位少女会惊现惶惧的表情。
维米尔是一个奇迹，维米尔的故事曾经被遗忘，西方人终于发现了他，中国艺术家更以“他乡遇故知”的心情与久违的老友聚首相拥。
维米尔的作品恬静得出奇，据说他早在借助暗盒把握空间与细部;他的画室又常常以开阔的航海地图为视野。一束神秘的心灵之光照亮了他的艺术前程，小荷兰画派的风俗画由而辟出新境，放出异彩。
中国恰恰缺少严格的写实传统，这是中西艺术互补的重要理由和根据。靳尚谊的海牙之行与维米尔探奇是大有深意的。其中的奥妙不在文字而在绘画自身自不待言，然而更紧要的则在“心灵之光”的烛照——这心灵之光便是世界的视野和立足于母亲大地的民族主体意识。
辛卯夏至于煤渣胡同美院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