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书法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而言，包括“以刀代笔”的契刻卜辞的书法艺术，和“以笔代刀”的卜文（甲骨文）笔墨书法艺术。狭义而言，指后者“以笔代刀”的卜文笔墨书法。现在通常讲的甲骨文书法，主要指的是“以笔代刀”的卜文笔墨书法。
殷商甲骨文具有应用和艺术的双重性。殷商甲骨文虽说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刻写在龟骨，兽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古文字，但却是成熟的形体兼备的文字，可称上是书法。因为殷商的人们己有了将汉字书写得整齐美观的观念,且在点画、结字、布局方面已基本上确立了后世汉字书写及书法艺术的格局。甲骨文字的点划基本上是均齐划一的等线性，首尾则多取尖势。这固然与以刀刻骨这种具体“书写”方式有关，但风格在这里的趋向统一，也完全可以证明．人们在这种整齐划一之中铭刻下对整齐美、技巧美的执着追求的。以刀刻骨的难以驾驭与一丝不苟的谙练娴熟之间的强烈对比，更促使这种美的价值迅速增长。点画虽均齐而偏细，但却有质感、有力度，又显示着人们在笔画质地美方面的审美意识的觉醒。
郭沫若先生在《殷英粹编》中提出第一四六八片，刻十个干支字，“刻而又刻者数行，中仅一行盖精美整齐，余则歪刺几不能成字。然此歪刺者中，却间有二三字,与精美整齐者之一行相同。盖精美整齐者乃善书旁刻者之范本，而歪刺不能成字者乃学书学刻之摩伎也。刻鹄不成，为师范者从容捉刀助之，故间有二三字合乎规矩、师弟二人蔼然相对之态。情如目前。”
此外当时有了‘专业’的书写者。用甲骨进行占卜，有一套严密的程序和分工。在《周礼 ? 春官》中记载有掌管卜事的“大卜”，“卜师”、“龟人”、“垂氏”等官名。在甲骨文实物中，不仅发现了卜辞中有“贞人”的名字。而且在甲骨的甲桥、甲尾、背甲和牛骨的骨臼、骨面上发现了“入者”、“示者”、“乞者”等的签名。在这样细致的分工中应当包括专门的契刻者，也就是甲骨文的专门书写者。我们还在商铭文中，发现了肥瘦相间的笔道、这说明当时已经使用毛笔并有了提按运笔的意识．并且最为重要地发现甲骨文出现了不同的书写风格，书法中的雄浑，精细、奇恣等美学范畴已经初露端倪。如《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代武丁时期的作品，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这标志着汉字书写已经上升为艺术。
殷商甲骨文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形式，是书法艺术迈出的第一步。因为殷商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因此我们谈到甲骨文书法史有必要从殷商开始。
殷商甲骨文书法
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商朝的第二十代君王盘庚把都城从亳迁到殷，经过一系列的复古改制，中兴了即将崩溃的商王朝。嗣后，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即殷纣王），八代十二王皆建都于此。殷作为后期商朝的都城，前后历时共二百七十三年。而在这二百七十三年里，却给后人留下了王室占卜时的记录——甲骨文。
我们从《大戴礼记?表记》中知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也就是说，在殷王朝时，是十分迷信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敬事鬼神，崇尚占卜，凡事必卜，每卜又多至数次。《论衡?卜筮篇》：“钻龟揲蓍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类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之龟。公曰，乃逢是吉。”由出土的卜辞得知，商代常“一事多卜，不限之龟，”其内容也十分复杂的，凡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晦暝，年成欠丰，出入的吉凶，旬夕的安否，用人用性之多寡，妇人生育之男女，无不求之占卜以请命于上天。就是在这种原始思维的导向下巫术活动中的文字才被渐渐地丰富和发展起来了。故今人称这些占卜的文字为“卜辞”，又因其系利器镌刻在龟甲兽骨之上，又曰“甲骨文”。
甲骨文既然是殷人的刀笔文字，那么契刻的作者无疑是当时的书家，而且其有高度的篆刻技巧，为后来之人所无法企及。郭沫若先生1933年在日本编撰的《卜辞通纂》时，曾发现在一个骨片上，连刻了一月与二月各三十日的干支和少数其它文字，文凡八行，共130字。前两行的每一个字都刻全了，但从第三行起直至第八行，其中只有“二月”的“二”字（在第四行末尾）有横画之外，其它应有横画的字都缺刻横画。这就可以证明，契刻者必是先将全文的竖、斜画刻完后，再转移骨片至九十度，方补刻横画的。刻横画时也用刻竖画、斜画的刀法，如此只须转动骨片一次，可以节省契刻时间。但不知何故，此片全文的横画只补刻了两行便终止了。而这正是后世篆刻家治印时，用单刀镌刻边款的方法，可见甲骨文是信手刻上去的，并非是先书后刻，这就愈显得刻字者运刀如笔的技巧是何等的高超；用铜刀或石刀来契刻相当坚硬的龟甲兽骨，已属不易，且能如此规整而精美，字大者径愈半寸，字小时细如芝麻，要达到这样高度的艺术造诣是需要纯熟地掌握单字的结体与通篇的布局的。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吴国璋先生在《中国书法文化论》中分析到：“首先，商代是一个神权统治的时代，事无巨细均要占卜求神，于是刻在龟版上的占卜之辞便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中介物。占卜是一件大事，只有一丝不苟，必恭必敬地刻记每一条卜辞，方能取得神与统治者的欢心。因此占卜的人自然会去认真考虑如何才能使自己刻写的卜辞更为美观和悦目。其次，掌握占卜的史官，官阶不高但权力很大。因为是由他们来转达所谓的‘上帝’‘鬼神’之意。这是一批具有较高文化和丰富知识的专业工作者。他们‘精通文字、擅长书写’，‘精通历史，谙熟旧典’，‘精于天文，兼通历法’。①他们父子相传，世代相继，积累了丰富的文字工作经验。这种经常性的工作使他们已经初步具备了艺术家的某些特征，说他是艺术家 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其三，不断地练习也是使甲骨文成为艺术品的一条必要的条件。郭沫若曾经发现一块典型的练习作品（《殷墟萃编》第1486片）内容是自甲子至癸酉的十个干支，反复刻了好几行。刻在骨板的正反两面。其中有一行特别规整，字既秀丽，文亦贯行。其它则歪歪斜斜，不能成字。郭沫若指出：“从这里可以看出，规整的一行是老师刻的，歪斜的几行是徒弟的学刻”。故郭沫若在赞誉殷人书法时曾谓：“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细者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字其一字之大，径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固亦间有草率急救者，多见于廪辛、康丁之世，然虽潦倒而多姿，且亦自成其一格。凡此均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为。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耶？……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文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郭老对卜辞书法的高度评价，可谓是言简意赅了，独具卓识了。
“从字型上看，汉字的方块结构的定型，是由甲骨文来奠基的。在绝大多数的甲骨文中，其形体都呈黄金分割比例的原则。中国后来文字的各种体形，包括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以及当代的印刷体，都万变不离其宗。甲骨文的造型艺术体现了汉民族的审美原则，这就是平和稳重，质朴冲淡的审美观。其中许多字体采用了对称的结构，表现了一种统一和均衡的美”。②因而卜辞的书法特征，则又是甲骨学断代的基本标志之一。最初提出卜辞可能有时代差别的是王国维，1933年他在研究卜辞中殷人的先公先王时，首先采用卜辞中的称谓来断定年代。后来董作宾根据安阳发掘出土的资料，受到“大龟四版”的启迪，凿破鸿蒙，第一个提出“贞人”说，确定了殷代书家之名，并将这晚殷八世十二王中一团“混沌”的卜辞，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创立了按照“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型”、和“书体”这十项标准，作为甲骨断代的依据，这为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奠定了基础。1951年胡厚宣提出了四个时期的划分法；1956年陈梦家则又主张划分早、中、晚三大期九小期，③自此，将甲骨文断代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今以殷墟出土陶器的时代序列与甲骨的共存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当以董氏五期说为妥。正因为卜辞书法的风格因人因世而异，在这五个时期中各具特色；所以字型、书体对于没有称谓、贞人的残缺卜辞，或没有贞人的“卜旬”、“卜夕”甲骨的断代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般说来，殷商甲骨文的书法艺术演进，可以从五个时期来划分。
第一个时期刻辞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现存的龟片以武丁时期的作品最多。武丁时期是商代后期的鼎盛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史称“武丁中兴”。武丁重用傅说、甘盘为大臣，为了扩大其统治的范围，不断对西北的土方、鬼方、羌方和周族用兵，建立了赫赫战功。据《诗经?商颂?玄鸟》描绘，当时“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被四海，四海来假”。频繁的征战和国事，使武丁时期留下了特别多的卜辞。其盛世之风也哺育了这一时期的卜辞风格。其大字雄健宏伟，古拙劲削，用刀浑厚，体态纵横开合，有剑拔弩张之势。中、小型字体则秀丽端庄，雍容典雅中不失灵巧通气之妙。其主要书家有 、賓、爭、亙、丙、 、 、 、 、吏、箙、永、韋、專、定、邑、先等人。 如《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见图九）是殷墟甲骨中早期(武丁时期，属甲骨分期之第一期)的代表作。刻在—块牛胛骨上，骨长32．2厘米，宽l 9．8厘米。两面刻字，正面刻辞4条，120余字；背面刻辞2条，50余字：总共6条、160余字。字刻完涂朱红色，美观醒目。
正面卜辞四条并非一时所刻，字形大小不一，辞文顺序或由左向右，或由右至左，亦不相同。书法笔画挺拔有力，字形虽小。但有一种豪放之气(尤其左侧4行)。结字严谨，疏密适中。象形字形象性很强，如“车”、“马”、“月”．以及一些叫不上名的动物形象，都很生动传神。而放在抽象化的指事、会意等字中，处理得谐和自然，可见书家的驾驭能力。章法处理上，竖有行而横不成列，有些笔画较多或构造复杂的字多向上下方向延伸，既保证了行间的—致，也避免了截长续短，失去自然情趣，并为后世修长一路开了先河。书家刀法纯熟老到，刻来得心应手，表现了一种成熟之美．
第二期的刻辞自祖庚至祖甲。这时的风尚转向工整秀丽，脱却了武丁时期的雄健昂扬。这个时期的卜人主要从结构严整，用刀规范这一新的艺术道路上去开拓。大都严饬工整，娟雅圆润，颇似后世欧阳询之风，谨饬中蕴涵飘逸之骨韵，工稳里益显温厚静穆之神采。主要书家有大、旅、出、即、行、兄、喜、洋、尹、逐、 咼 、 、陟、犬、 、 等人。（见图十）
第三期的刻辞自廪辛至康丁。这一时期贞人的刻辞多不署名。从书风上看，他既继承了第一期的粗犷风格，又开创了草率急救的写法。人们多认为这一时期趋向颓靡柔弱。故所契卜辞辄见颠倒、夺衍之误、尤以贞人“ 犾 ”的作品为甚，偶尔亦有虽潦倒而多姿的佳作跃然于龟骨之上。（见图十一）书家有何、甯、 、卩卩、彭、犾 、绛 、 、教、弔等人。
第四期的刻辞是武乙、文丁时期。这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它融合了前代诸家的风格，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兴旺景象。这时期的字体有大也有小，小的在方寸之中刻有数十个蝇头小字，大的字有时也有一寸见方。其大字奇峭险峻、气势凌厉，一扫前期颓靡之风，文丁之世崇尚复古，故其刀笔瘦挺苍劲、体势洒落自如，风采动人，但仍不及武丁时期那样古朴浑厚，体现了这一时期创新风格的是峻峭挺劲的追求，而这种书体多以分笔见长，刀笔味重，少见圆润用刀。（见图十二）主要书家有史、車、曆、萬、中等人。
第五期是帝乙到帝辛时期。这是甲骨 文的字体和书法都走向全面成熟的时代，它与第一期的风格有着迥然不同的变化。从总体上讲，刻写的文字趋于定型化，字体刻写的更小了。大字极少。此期书风大兴复古之风；大字则刀痕淋漓，豪纵奔放，上承武丁遗风，下启西周金文；小字则隽秀严整，一丝不苟，宛如后世之蝇头小楷，刀锋细腻而游刃有余。如《宰丰骨刻辞》（见图十三）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作品刻在一块犀牛骨上。骨长27．3厘米，宽3．8厘米。呈匕首形，故又称《骨匕刻辞》。骨的一面刻有兽面、虺龙、蝉纹，并锒嵌绿松石，极为精美。另一面刻字两行，记述帝辛(纣王)将猎获的犀牛赏赐宰丰之事。
此刻辞与其他随时卜问用的刻辞明显不同。它笔画丰肥，应是先用毛笔书写，然后按墨迹下刀，它不会是单刀刻就，应是双刀复刻。因为原书使用了毛笔等工具，笔画的锋芒出入非常明显。整个字形温润俊秀，刻工精细，与背面富丽的图案相适应，而与一般苍劲、严整见天的“甲骨书法”异趣，却与后来的某些金文相近。
综观这五期书风，沃兴华先生在《上古书法图说》中把它概括为奇肆型、劲峭型、雄浑型、委婉型、疏放型五种风格特征。虽各家风格有所不同，有细微的差别，但概括起来，他们的结构特点还是有一致的规律。一是上疏下密。甲骨文以长方字为主，字体下部十分开阔，这种结构通过疏密的对比，使字体不会显得呆板。二是左右均衡。这是保持字体稳健的重要方法。甲骨文有许多字的左右部位是相同的，刻写时都力求大小相等以呈现对称；即使形状各异的字，也尽量使其在重量和空间的位置上大体一致，以达到均衡的效果。三是大小参差。甲骨通篇的字体并不是大小均等的。同一条刻辞中有时大字是小字的几倍，这种大小不等的结构，使字体灵活多变，相互映衬，布局浑然一体。
近现代甲骨文书法
近现代甲骨文书法，既指今人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字，是我国墨苑里的一朵奇葩。
殷商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余年，是古文字学家研究我国文字源流的最早而有系统的资料，在我国的文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我们当今社会研究发扬甲骨文书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财富之一。甲骨文里保存了不少商代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也是历史学家和古代科技史家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用毛笔书写甲骨文，书写时并讲究执笔、用笔、点划、结构、章法等，作为一种书法艺术来对待，那应该是1921年罗振玉等学者集甲骨文字书写楹联以后的事情。自此，在甲骨学研究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甲骨书法这朵新的墨苑新花。
最早出现甲骨文书法作品是1921年左右。著名学者罗振玉在研究之余，首先集甲骨文字用毛笔写成楹联。他曾说：“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三日夕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后于1921年以《集殷墟文字楹联》为书名付印。这是一部最早的甲骨文书法集，是甲骨文书法时代的大事，使这种古老的书体为现代人服务。尽管罗氏说：“用作临池之用”，但印行出来，传播开去，受到甲骨学者、书法家的广泛注意，真正把甲骨文书法引导到书法园地里。其后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纷纷集甲骨文字为楹联。
1927年罗振玉将自己和其章钰、高德馨、王季烈三人作品集为《殷墟文字楹帖汇编》由东方学会石印出版，共收400余联，四言、五言、六言至十言不等。在甲骨文可识不足千字之时，他能集出这样多的楹联，可谓极变化之能事，创甲骨书法之奇观。此书1985年以《集殷墟文字楹帖》为书名由吉林大学出版社放大重印。
“罗氏写甲骨文有两种形式，临写原刻辞和集联（见图十四）。他以体势开阔宏伟、结构谨严的一期卜辞为宗；参以中锋篆法，坚实挺拔的结构字形，既有盎然古意，又能别具心裁，成为契刻书法的杰出代表，”影响着甲骨文艺书界。（丛文俊：雪堂书法叙论）
“罗氏甲骨文书法用笔改变了甲骨刻辞恣肆放纵的瘦劲，而为玉箸篆的圆韵丰满，起笔藏锋，间用侧锋，收笔斩齐，运笔有的中锋，圆笔书之，有的加大了按笔力度，使笔锋铺开，有方笔遗韵。结体采篆法纵长，大小整齐，点画间平衡对称，协调而统一，隽雅而质朴。行款章法，楹联单行，虽有欹侧，但中轴稳定。卜辞纵有行，横无列，端庄谨严。有粗笔画的，也有细笔画的，不失甲骨神韵，为我们如何用毛笔书写甲骨文，开辟了一条正宗之路。（张俊之《罗振玉对甲骨文书法的贡献》）
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工作展开以后，甲骨学研究完成了草创阶段向成熟阶段的飞跃。在这一阶段期间内的甲骨书法艺术作品，基本上是由下述两部分人创作的。
一部分是非甲骨学者。1928年丁辅之出版了《商卜文字集联》；1937年出版了《观水游山集》。1937年简琴斋也出版了《甲骨集古诗联》上编等。因为他们对甲骨文所知甚少，所写的甲骨文书体已经基本失去契刻刀意，他们几乎不用摹拟甲骨错落疏密之整齐规范，行列划一，笔笔精到，一丝不苟，是一种经过甲骨文改造的篆书，用笔均为方笔，而且集错的字也时有发现。以上所述罗、章、王、简、丁、高诸氏的作品，在1969年由严一萍先生汇为《集契汇编》一书，由台湾艺文书馆出版。此外1974年台湾还出版了石叔明、林翰年编的《甲骨文与诗》，文字犹如刀削斧刻，用笔侧卧拖出，失去了甲骨文的韵味。因为作者没有甲骨文的基本知识，不知道甲骨文写的基本规律，也没有临摹过甲骨拓本，所以写出了和甲骨文相距甚远的甲骨书法。
另一部分是甲骨学家。著名的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不仅对甲骨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对甲骨书法颇有研究。他常在公余之瑕，挥毫临习甲骨文契刻。他认为临摹是学习甲骨文书法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能马虎，或当作消遣自娱，一定要认真对待。他总是先用玻璃纸蒙在拓片上，钩出轮廓，再与原版甲骨对照临摹。在刻苦临摹的基础上，也不断地创作了一些集字甲骨文书法作品来。此幅甲骨文书法七言联“为大我不为小我，疑古人也疑今人”，（见图十五）写得秀润遒丽，方圆相济，骨肉兼备。点画起笔都逆锋入纸，呈浑圆厚重状，收笔大多瘦劲尖利，但并不轻薄浮滑，意到笔到。他用墨到位，落笔、运笔到收笔，粗细过渡十分自然匀称，提按的动作和力度，把握得很有分寸。线条刚直遒劲，转折有方有圆，圆处自然内敛，方处挺括锐利，呈尖角状。（王本兴《董作宾甲骨文书法赏析》，此外据严一萍（《甲骨学》第八章《甲骨文字的艺术》）介绍，董作宾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逝世时，用甲骨文字撰写了四百多字的长篇挽联。其结体纵横开合，上下错落，浑厚劲削，绵里藏针。董作宾从甲骨文拓片的临摹走出来，带着自己的个性与面貌，启迪着后人。郭沫若其甲骨文书法甚少，尤为珍贵，今仅见《甲骨文字研究》中一小幅甲骨文临作及1934年为柳非杞书甲骨书法条幅（见图十六）。
1950年汪一庵为所集董作宾、汪一庵书法的《集契集》一书稿本作序，1960年10月《集契集》发表在《中国文字》第一期上。1976年日本欧阳可亮据稿本重新书写，以欧阳可亮、董作宾、汪一庵三人名义由日本春秋书院出版《集契集》，全书共有对联182幅，诗91首，词77阙，令6首，共356篇。董、汪原《集契集》稿本1978年10月由严一萍在艺文印书馆出版。严版集词87阙，其它与欧阳版相同。由于董作宾作为著名学者的声望和他甲骨书法的造诣。国内一些甲骨学家，如丁佛言豪芒雄健，结体疏放；容庚先生笔力犀利，造型古朴；商承祚先生运笔苍劲，体态端凝；胡厚宣先生笔锋挺劲，神情俊朗；陈邦怀先生挥笔工整，书韵秀雅；而王襄先生篆势盘拿，拙中见巧，返扑归真，显示出前辈对甲骨文书法的精深研究。因为写得不多，故他们的墨宝更为珍贵。此外叶玉森与柳诒徵是学者兼艺术家，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了甲骨文书法创作。叶玉森所书甲骨文，以毛笔作刀笔。“得殷契之神采，用笔纵横排傲之势，兼有刀契与笔写之特点，有方有圆，笔意自然贯通；有大有小，参差错落有致；而且字体形态稳重，笔势生动，文字布局虚实相倚，从外形到内涵都给人一种含蓄的对称美观之感”。（李植中《叶玉森与甲骨文书法》）“寓刚于柔，与董作宾甲骨文书法弘毅刚劲相映成趣，其线条极精致细腻，颇有书卷气息，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得殷代甲骨文书家的笔意而少刀意新的甲骨文书体的创造与借鉴，较罗、董更趋谙熟与圆融。”“ 柳诒徵所作甲骨文书，不拘于字形而僵持，而是从用笔到结体颇随情意而行，生动婉转，富有意趣。往往用甲骨文错落的章法，但结字大小相间，方圆并用，与叶玉森的甲骨文体颇多相近之处。” 天津李鹤年，他以毕生精力精研甲骨文书法，兼善多体，于所写甲骨文直溯殷契。虽笔致中锋方圆兼有，而天趣盎然，古风犹存。特别是尖头尾、肥当中的笔画，无纤弱之弊，多生动之机，作品流走通畅，令人叹绝，受到国内外甲骨文书法家的广泛推崇。
“黄宾虹是一位山水大画家。他以笔墨‘写’山水，蔚成开宗立派大师。由于他对书画线条的深刻理解与锤炼，在篆书上更为自由地融入甲骨与金石的多种笔意，形成形体疏放，结字简古，用笔松活的似甲骨非甲骨，似金文非金文的独特风格，颇受时人所赏。可以说是对甲骨文书体的天才吸收运用。”（刘正成《考古学对二十世纪书法的影响》）
八十年代以来，甲骨书法或篆刻作品时有出现。研究甲骨文书法并作为创作体裁在一些大型的展览中比重明显加大，作品在质量上也有了新的提高。作者在继承前贤作品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拓宽视野，涵养学识。随着甲骨文物资料的刊布增多，注重了从甲骨原版文字本体中间讯消息，书体也不再囿于典范书家格定的旧模式，开始追求新的体态风貌。1984年10月，在河南安阳市首届举办“殷墟笔会”和“甲骨文还乡书法展览”，这一时期甲骨文书法创作可分为以下几种倾向：
1． 恪守甲骨文原字型，依照契刻效果，再现刀笔形态。
2． 采用甲骨文字，施以石鼓或金文笔意，一改甲骨文劲直而为凝重的效果。
3． 将甲骨文字整齐划一，以小篆笔致成之，追求工稳精致的格调。
4． 保持甲骨文字的大概结构，行书用笔简率急就，突出天真稚拙的意趣。
5． 打破甲骨文的形体结构，草书用笔，潦草开合，觅求欹侧恣肆的境界。
1985年安阳甲骨学会成立。1986年9月，何崝《甲骨文字帖》由巴蜀书社出版。1988年 孙常叙撰集《龟甲兽骨文字集联》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4月，徐振韬在英国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举办甲骨文书法展，为国外举行甲骨文书法展之发端。10月，刘兴隆《甲骨文集联书法篆刻专集》出版。这个时期刘顺、潘主兰是其中代表人物。刘顺的甲骨文书法（见图十七）“没有束缚于甲骨文的表现形式，而是透过刀刻的痕迹想见古人书写的风神，使刀刻的线条活泼起来，柔挺合度，是书写的甲骨文，而非刊刻的甲骨文。”（《中国书法》2001年8期41页张海《关于刘顺》）而潘主兰先生甲骨文书法的“布白呈均衡式但能自由构筑，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字距参差有别致，行距疏宕有余韵，用笔直取瘦硬，能活泼，具生气，“字外出力中藏棱”，经衍化的繁简错落有致的线条，于无规划中求规则，于纤微要妙处临事从容，情驰神纵而任其自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令古树开新花。”（摘自蒋平畴先生《枕流漱石逸清刚——潘主兰先生艺术世界》）此外还有“吴昌硕的嫡传弟子诸乐三结字取自甲骨文，结体与笔意多存金石碑版气息，与董作宾，叶玉森等的风格大相径庭；苏州沙曼翁影响亦及于一代。北京王友谊在近年书作中，写甲骨文体线条灵动，刚柔相济，颇受时誉。”“他更多参入了行书笔法，如运笔的裹锋绞转、中侧并用；结体以固字立形、依象取势，章法以随形布势、虚实相生；墨法的浓度相间、燥润相杂。因而线条委婉多致、灵动活脱而不失劲挺，具象造型稚拙自然、天真可爱而不神秘，意境古朴而清新，明爽而蕴藉，一面以现代审美意识解读着先民‘仰观’、‘俯察’的构思，同时抒发着“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的情致。”（见王世征《发远古之韵抒时代之情》）
90年代，大批甲骨文书法集出版，以及个人书法展的展出，给书法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1991年王乃栋书《写意甲骨文》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刘兴隆《新编甲骨文集联》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年台湾董玉京撰《董玉京甲骨文草书集》出版。9月，安阳段长山、魏峰合编《甲骨文书法艺术大观》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被誉为“我国第一部集近现代甲骨文书家作品之大成”的著作。1994年9月，柳学智《甲骨文集唐诗一百首》由北京龙门书局出版。10月，安阳举行“94’中国安阳甲骨文发现95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大会还在殷墟博物苑举办了甲骨文书法篆刻艺术作品国际大展。1995年1月、3月和11月徐振韬分别在英国帝京大学、杜伦大学和美国柏克利大学举办个人甲骨文书法展，每次展出30余幅作品。2月安阳殷墟甲骨文艺术研究会成立。1996年台湾袁德炯《甲骨文游艺集》出版。南京举办江苏省甲骨文学会首届书法展，并举行“发展甲骨文事业，弘扬民族文化”座谈会。1997年南京举办首届中日甲骨文书法展，展出作品118件（其中中方92件，日方26件）。李鸿伦书《甲骨文书法》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1995年以来，江苏省甲骨文学会围绕甲骨文出土百年纪念，连续几年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分别在南京、北京、淮安、常州等地举办了全国性、国际性甲骨书法大展6次，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与各种座谈会5次。其中 1998——2002年，江苏省甲骨文学会等主办了二届“海峡两岸甲骨文书法联展”，推出了一些较为优秀的甲骨文书法作品。“他们大多数书法创作的轨迹是沿着罗振玉、董作宾、丁辅之和简经纶等近现代著名书家的风格而逐渐演进的。与前辈书家不同的是，当代书家在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创作手法的灵活性方面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突破。就台湾和大陆的作品而言，台湾书家的作品特别注重传统，书写普遍工稳严谨，深受董作宾雅静秀美书风的影响，安国均、王学勤、董玉京、瞿达三、柯美风等人为其代表。大陆书家则取法较宽，风格多样。师承罗振玉雄浑古朴书风的以范毓周、徐自学、仲贞子等为代表；取法丁辅之刚挺瘦劲风格的以石学鸿、王一羽、王冰石、吴柏军、何昌贵等人为代表；师法简经纶粗放恣肆书风的以秦士蔚、周风池、焦智勤、王小平、胡家持等人为代表。”。这一系列的展示活动，受到中外学术界、教育界、书法界的极大关注，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书法向前发展。
1999年4月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由江苏省甲骨文学会会同江苏省社科联、江苏省教育工会、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甲骨学商史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台湾甲骨文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举办“甲骨文与商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海内外甲骨文书艺展”。5月，由江苏省文化厅、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年——海内外甲骨文书法大展”，展出作品178件。8月，“魏峰甲骨文书法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从上可以看出，八、九十年代甲骨文书法越来越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喜爱，出现了甲骨文书法创作热，书写内容、形式、风格及表现手段的大有改观。他们用诗词、古句、自撰诗为题材，以横批、斗方、扇面等多种表现形式，追求浑厚、险峻、写意的个性，其制作技巧不择手段。打破了单一表现契刻原貌为正宗的条条框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卜辞的神韵。但与各种传统书体相比，甲骨文书法只不过才八十余年的历史，甲骨书家的队伍还比较小，甲骨书法也还有一个取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接受的过程，但作为书法艺术的一个新品种，必将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和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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