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后因避讳改字顽伯。邓石如篆刻是建立在篆书变革之上的。他以斯篆为根基，博览周秦汉魏以来的各种金石拓本，广采博取秦汉等金石文字之妙谛，熔为一炉，化为无形，从而塑造出自身特色。吴昌硕评邓氏篆书“已经凌驾于《琅琊石刻》和《泰山二十九字》之间。”


邓石如篆刻早年并不学汉印，而仿何震、苏宣和梁千秋等人。随着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渐将个人篆书意趣融入到印的创作中，造就了以圆劲取胜、婀娜多姿、风神流动、饱含笔墨情趣的崭新风格。吴熙载说：“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包世臣说：“山人尝言：刻印白文用汉，朱文必用宋。”丁敬的意思也是“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


邓石如以篆书结字笔法为创新的契机，以刀代笔，淡化“刻”的趣味，倡导“笔意表现论”。横画不平板而有波磔；竖画不死硬而多带弧势；斜画也不象汉印那样多作四十五度的斜笔，而随意使转自如，整体上富于书写感，并得方中寓圆的汉篆体势，灵动朴拙而有气势，将“刚健”和“婀娜”统一起来，实质上是篆刻中“方”与“圆”的和谐统一。魏稼孙评邓氏的篆刻说“书从印出，印从书出”。这正是邓石如篆刻的最大成就和创新之所在。除此之外，边款形式里，正、草、隶、篆等各体皆备、丰富多彩。并且对刻印有精辟的诊断：“求规之所以为圆与方之所以为矩者以摹之”，“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如“江流有声岸断千尺”（图一）。


正因为是创新，自然有成功有失败。邓石如在创新之初的作品中，有些印文笔势过分动荡，沉劲不足，刀法缺乏力感，给人以浮滑妩媚的感觉，如“我书意造本无法”（图二）；有些章法布局上因为适应篆书体势，而忽视篆刻本体的需要，存在不合理、松散的弊病，如“适园”（图三）、“人随明月月随人”（图四），但随着篆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日臻完善。


吴熙载（1799--1870），字让之，别号让翁，为书法家包世臣的学生，邓石如再传弟子。篆书和篆刻均取法邓石如。 赵之谦说：“圆朱入印始赵宋，怀宁布衣人所归。一灯不灭传薪火，赖有扬州吴让之。”曾自述“弱龄好弄，喜刻印章。十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摹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求肖乃已。已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 吴熙载虽学邓氏，但有自己的面目。喜用汉篆入印，印如其书而个性特强；善用刀刃“披削”，刀痕毕露，圆转熟练、气象骏迈，似不着力犹如写字，宛转自如、坚实得势，充分表达笔意，立体感极强，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内，稳中见奇。高时显说：“让之刻印使刀如笔，转折处，持续处善用锋颍，糜见其工。”任堇说：“（让之）晚年刻印多，故手指坚实；顿刀不锋，故圆劲有力。”


吴熙载成熟期的细白文印，巧拙灵动而又朴质自如，运刀清浅取势，一任自然，体现出刀趣石味，印文篆法渗入自己的篆书笔法，犹如写字，兴浓墨酣，信手一挥而就，如“让之手摹汉魏六朝”（图五）。作满白文印多中间粗两头细，显得醇厚，富于立体感，而不板滞，如“好学为福”（图六）。朱文印善用汉碑额法与墓志盖，较邓石如更能融合宋元朱文之长，婉约穿插、虚实相间，给人以长袖善舞、一波三折、空灵蜕出、刻露殆尽的意境，是刀是笔，非刀非笔，比邓氏更显俊秀潇洒，融雄秀于一体，具有文静、大方和含蓄的内蕴美，如“岑仲陶父秘芨之印”（图七）。边款得力于深厚的书法功底，刻以行草而落刀自然，生动舒畅，别有风韵，晚年作品更入化境，如“逃禅煮石之闲”（图八）。


吴昌硕评：“让翁平生因膺服完白，而于秦汉玺印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如取径于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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