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始终关联着现代历史上中华民族动荡、多舛的命运。在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岁月里，大浪淘沙，烈火烁金，中国现代美术在美术形式的开拓与创新，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进展，艺术家思想与风格的转化，以及爱国主义主题的高扬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美术史上留下了永久引为自豪的光辉的一章。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点燃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火。战争改变了一切关系，美术活动也不例外。首先，战争的强烈刺激，使抗日救亡成为美术创作压倒一切的主题，反映和宣传抗战，影响和教育人民参加抗战的题材一时成为主要内容。素有反帝传统的木刻与漫画成为先锋和主力。抗战一爆发，上海的木刻家立即分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参加救亡活动。他们举办木刻流动展览，出版发行刊物、画报，还开展木刻运动的辅导活动。上海的漫画家也很快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接着建立漫画宣传队辗转于敌后，走上街头，举办展览，宣传抗日救亡的意义，鼓动前线将士杀敌。所到之处，不仅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影响，而且推动了漫画运动的开展和新作者的产生。抗战美术向广阔的内地与敌后分布与深入，美术工作者在建立新的活动区域的同时也开拓了自己新的生活领域；再有，沿海大城市相继陷落，大批文艺工作者向内地几个主要城市转移。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经周恩来努力，把这批文艺骨干安排到实际上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各个部门，并把上海漫画宣传队和其他演剧队、宣传队纳入编属。当时的美术科集中了倪贻德、王式廓、冯法祀、罗工柳、力群、王琦、丁正献、赖少其、叶浅予、沈同衡、李可染、周令钊、卢鸿基等一批在油画、国画、木刻、漫画方面各有擅长的艺术家，大家在民族解放的目标下，打破画种的界限，结成了开展抗日美术活动的一个团结的活跃的集体。
　　参与这些布画创作的除三厅美术科成员之外，还有武昌艺专的师生，在唐一禾教授的带领下，画了四十多幅巨形宣传画在武汉街头展览。后来唐一禾先生还绘制了油画《七七的号角》、《胜利与和平》，他以满腔热情讴歌了抗战生活。当时用油画形式绘制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有司徒乔和徐悲鸿。国画家张善孖，抗战前以画老虎著名，抗战爆发后他画了一群老虎，扑向前方，题名为《怒吼吧，中国》，以表达他对全民抗战胜利的歌颂。三厅美术科集体创作的《黄鹤楼大壁画》反映了后方支援前方全面抗战的宏伟构图。
　　值得注意的还有美术家的“战地写生”活动，20世纪30年代开始农村写生的作者赵望云，又到战地进行写生反映战时生活。沈逸千、黄肇昌、钱辛稻等人的战地写生，曾到延安举行展览，受到过好评。吴作人率中大艺术系同学克服重重困难，奔赴抗战前线。李桦、刘仑也都画过很多战地速写。
　　当时反映抗战生活非常突出的作品有：画家蔡若虹的《全国抗战的巨浪》、《血的哺养》，张仃的《欲壑难填》、叶浅予的《日寇暴行实录》、张乐平的《啊！中国孩子》、木刻家胡一川的《到前线去》、江丰的《风雪中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马达的《保卫大西北》、沃渣的《全国总动员》、力群的《抵抗》等，都是优秀的代表作品。
　　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的同时，美术界也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虽然这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但是代表了国民党当局的一些人仍然坚持反共立场，对为革命作出了贡献的木刻家、漫画家进行排挤，所以木刻家和漫画家不得不另立“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推动抗战美术事业的发展，在举办展览出版刊物，组织创作和对外联络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高潮，加紧了对进步文艺运动的压制和迫害，留在大后方坚持抗日救亡宣传的木刻、漫画艺术遇到了空前的困境。1939年12月在重庆成立了育才学校，美术组由陈烟桥、张望、刘铁华、王琦任教，成为进步美术活动的一个据点。1940年8月郑野夫、杨可扬、邵克萍等人筹建了浙江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简称“木合社”，不仅出版刊物，组织创作，培训人才，还生产木刻刀等工具、用品，供应全国，影响较大。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随着武汉的撤退，先后转移到重庆、桂林，举办展览，出版刊物，仍然有声有色。曾收集这一时期的抗战美术作品送往苏联，于1940年1月2日在东方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中国战时艺术展览会”。然而就在工作十分活跃的时候，发生了1941年的皖南事变，“木协”突然遭到查封，木刻活动受到很大打击。1942年1月，王琦、卢鸿基、丁正献、刘铁华又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木刻研究会，再次把木刻家组织起来。“木研会”继续“木协”的工作。1942、1943年两年中“木研会”连续举办了第一届、第二届双十全国木刻展，在1942年的第一届展览中，还展出了延安的作品，成为解放区、国统区美术交流的开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另一个重要现象是：这一阶段，国统区的中国画、油画、水彩画创作活动日益活跃起来，深入古代传统的学习与研究也有了重要进展。很多艺术家深入边远地区，多方面地接触社会、熟悉生活、磨练意志、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吴作人去青藏，司徒乔赴新疆，叶浅予到印度，庞薰琹深入苗寨，关山月“行万里路”写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的美术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其中先后到达的左联时期新美术运动骨干有：版画家温涛、胡一川、沃渣、江丰、陈铁耕、罗工柳、马达、陈九、力群、刘岘、张望；漫画家蔡若虹、张仃、张谔、华君武，还有留学回国、学习西画的王曼硕、王式廓，形成了解放区的专业美术队伍。1938年春，为了适应急速发展的抗日事业的需要，迎接边区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文学院”，培养革命文艺的新生力量。“鲁艺”设美术系，来到延安的美术工作者大都在那里工作和学习。“鲁艺”开辟出一条从革命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校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办学方针。先后培养出焦心河、彦涵、古元、夏风等优秀的青年木刻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解放区的美术创作就很活跃，“鲁艺工作团”深入到敌后根据地，一面作战，一面进行木刻实践，开始对民间年画进行探索，在艰苦的敌后斗争生活中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如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抢粮斗争》，胡一川的《破路》，罗工柳的《马本斋的母亲》等。古元毕业后立即到川口区乡政府工作，与农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创作了《铡草》、《离婚诉》、《哥哥的假期》等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品。这时的创作较之“左翼”时代，已有了明显进步。
　　中国美术在战争条件下得到发展，一是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弘扬，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艺术为抗战服务非常明确。二是艺术家和劳动人民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劳动人民所喜爱的民间美术和敦煌艺术“画廊”，向艺术家展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民族、民间传统。三是战前对西方美术的盲目崇拜有所转变。尽管发展不平衡，但在艺术创作规律的几个主要方面：艺术与群众、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传统有了新的认识和实践，因而创作出一些反映时代精神面貌，以劳动人民作为主人公的美术作品，显示出美术发生了带根本性质的变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美术的建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美术宽阔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