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凡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情景交融的一个完美的整体。情和景（神和形）是自然形态物质与情感精神的辨证的统一。文章用大量的古代文学论述了情和景与神和形两者间的关系。
【关键词】情景交融；形神兼备；艺术表达

　　凡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情景交融的一个完美的整体。情和景（神和形）是自然形态物质与情感精神的辨证的统一。景是客观存在的物象，情是客观物象作用于人的头脑而产生的主观意识升华的艺术美。因此，艺术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必需要求情景交融为主要的，后者为前者服务的。
　　一、情景交融是艺术表达的核心
　　好的作品都有一幅情景交融的画面。客观自然存在的景与艺术家通过理性认识，在客观自然的参照下所提炼、移置、升华的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情景交融的艺术作品是客观存在与主观精神结合的产物。正如鲁迅先生在创造典型人物时大都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一样，一副情景交融的画面很可能山在东面、水在西边，甚至还有一些物象是从目识心记的表象中提取出来的。只有从生活中扩大情感、升华情感，深化的情感所孕育出来的形象才是真正体现出真情与实景有机结合的艺术作品。正所谓“景以情生，诗以情发”。
　　大凡艺术家都是顺着自己的视觉不期然地转移到想象上来的，由移情物象的形质直接通向虚无、有限通向无限。在视觉与联想中可能明确地把握到从现实中超越上去的意境更加理想化。正是这样，才能象邱处机说的“……寄雅怀幽心，松间石上，高歌沉醉、月下风前、玉女吹笙、金童舞袖、送我醺醺人太玄，玄中理，尽浮沉浩浩，来自绵绵，奇哉妙景难言……”“情”是“立万象于胸中”的自然美本身的质感生机和艺术家的认识感受互相能动剪裁熔铸而成的。感觉意象一经建立，便对创作起作主导作用，或者说他们在壮景揉情，借物写心的艺术作品创作中，艺术之美象三春灵雨一般，“随风潜如夜，润物细无声”。心魂不襟荡漾、全然陶醉，为情感所主宰，而自然之美景如在眼前，始终指挥着创作。
　　唐代书法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穷穷，忧悲愉佚，怨恨思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心于草书发之。”从主观之情转移客观之景“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之变，可喜可愕，一寓易出。故旭之书，变动犹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1]。颜真卿曾问书法于素师，素答：“吾观夏云多奇峰，辄而师之……又遇折壁之路，一自然。”《宣和书谱》引当时名流壮其书势称：“若惊蛇走？骤而狂风”。真是一笔一画总关情。情与景对于绘画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论述也颇多，由于绘画接近于自然。而对书法来说，本似乎毫无关系，由于书法远离自然。相对于平面化，抽象化，在视觉形式上只有横向纵势放射的点、线、面的有机组合，犹如黑夜立足于地球，仰观明星朗月，俯察大地万物，它没有星球那样的物理几何的圆球体，也没有客观物质软硬的触觉，全凭艺术家的心灵感悟、修养、通过开张布白、牵丝引线、断连贯气、大小粗细、虚实飞白、疏密曲直、干湿浓淡、提桉顿挫、疾涩迟速、有收有放，自然流畅地达到具有物质性在空间中的伸张性和广延性，线条在时间上的运动性。如此看来，自然之物不仅仅以诗以文传情达景。刘熙载《艺概、书概》论昔人为书之体说：“须人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飞、若起、若愁、若喜状之，取不齐也，然不齐之中，流通照应，心有不齐者存”。此所谓穷变态于毫端，含情于纸上。与书法同生共养的诗、画要求艺术家从一定的主观或思想感情出发，去接触自然，探索与主观感情相契合的自然美，而加以描绘，通过借物写心的途径以实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
　　宋代的王微提出作：“画之情”。主张山水画家必须对自然发生感情且有所激动，也就是“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正是这种飞扬浩荡的神思，推动了他们的创作激情。刘 《文心雕龙，神思第二十六》所谓“登山则情高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是先圣先贤给现在的艺术家最大的启示，意指自己的感情移入审美的对象。
　　我国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山水体系画论——南朝宗炳《画山水序》指出：“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本人的体会是只有以高深的审美规律和审美标准来观察大自然，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实现和满足美的享受，创造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反之没有审美要求和审美标准在大自然中寻求美的形象，犹如缘木求鱼，笔墨纸还待寻找美在哪里，作品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说明情思不入景，自然与心灵没有得到冥合，客观形象与主观精神没有达到统一，肯定出了不少作品。

　　东晋的著名人物画家顾恺之对自然美也很有感受，他在恒温幕府时，到江陵、荆州等地，又曾去会嵇，回来后，“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竟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仅四句话，却生动地概括了一个地区的自然之美的丰富形象。作家姚雪垠在小说《李自成》中写到刘宗敏跃过汉水这一段时，运用了多种色彩的语言来渲染环境，刻划人物，写道“苑中依然像往年一样，冰雪融化，柳绿桃红，春水和天光争蓝，燕子和黄鹂齐来”，作家从静到动，从形象到色彩，交相辉映，浑然一体。自然之美在作家的心田激起了波光麟麟的涟欹于是极尽烘托描写能事，创造了一幅风和日丽的游春图，燕和黄鹂给人间带来了生机盎然的气息，通过对景物的描写，把刘宗敏的愉快心情抒发的淋漓尽致，是刘宗敏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成就为何具有他的诗词意境一般气势磅礴的雄壮之美，为何在尺幅之间，在开张布白上显示出峰回路转，波澜起伏，神游宇宙，气贯长虹，神采飞扬？又是为何在结构上时而有如“山舞银蛇，原弛蜡象”，时而有如“五岭逶 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线条的力度如同“大渡大桥横铁索寒”，取其势如同“金沙水拍云霞暖”的险境呢？正是诗人“含道应物”、见景生情，以博大的胸怀、宽广的视野、气吞八荒之势写山写水，以诗书为载体，寄托诗人的豪情壮志。
　　艺术家们不断在自然界中观察体悟“幽情远思，如赌异景”，从而把修养所得的艺术潜象潜力，凝注于文学语言的媒介上，创造出诗、词、书、画艺术；凝注于纸、帛、笔、墨、色的媒介之上创造出绘画、书法艺术作品，使情与景得到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效果。
　　二、形神兼备是情景交融的标志
　　形神兼备是情景交融的标志。任何艺术作品在情景交融中必须强调对形神的刻划和表现，情景与形神在杰出的艺术作品中都以极致的完美结合。古今艺术家都十分重视形神兼备，以神写形，以情写景的主观审美感情的渗透，要求情感过滤比自然更高的艺术美，以主体独特的审美情感，给自然以内在精神和动人的气韵，把以形写神，以景传情客观化并颠倒过来，由被动变为主动，达到神似胜于形似的效果。南朝齐梁之际唯物主义哲学家，战斗的无神论者范缜，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等重要命题，认为形体和精神的关系是“质”和“用”的关系[2]。庄子提出“精神生于道，形体生于精”的二元论说法。在庄子看来，写神便活，写貌则呆。其中景与情，形与神值得注意：从情景的关系来说，对景的美丑角度认识应属于情，景是审美客体，情是审美主体心灵的体现，在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在各方面的修养高低对审美结果很有关系。如在名山大川面前，艺术家爬山涉水登临绝顶，百看不厌，一般人只去一遍就满足了，有的甚至熟视无睹，就象贫瘠的大山深处，许多人把树根作柴禾，但在具有艺术修养人手里，通过精雕细琢，变成了艺术精品。从形神关系来说，在王警文先生编著的《鲁迅小说研究》中有清楚深刻的简述：“鲁迅小说创作艺术表达上是：古今中外，为我所用，打破旧套，力求创新，写真实，糅真情，着力于人物性格的刻划，强调神似，以形写真，鲁迅先生指出“形神具似”的前提是：“神似”揭示任务内心世界的奥秘，显示出灵魂的深处，是形似的归宿。是艺术情感与知觉的联系，但他在人物创造中绝不忽视“形似”的重要性,甚至连人物所戴的帽子，着的衣衫都有严格、准确的要求，丝毫不能走样。鲁迅关于“形神”关系的论述与具象绘画何等相似。这对于具象绘画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当代画家罗中立创作的《我的父亲》之所以选入大中院校的艺术欣赏教科书，在于他是构思巧妙、内容丰富、细针密线、刻画精微、以形传神、形神完美的统一。
　　具象、写实的形神刻画与诗词、书法、中国画的写意泼墨、西画中的现代绘画形神问题是有所区别的。《淮南子》主张“以神制形”、“神贯于形”这一主张正与齐白石大师的“画贵似与不似之间”及唐代王维“见与儿童邻”的论点相契合。当代青年散文作家罗伟章《开山人之歌》篇目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条路从人群中分裂、孤独的钻入一片古老的大山；风和太阳伸出野性的舌头，把他舔得蛮荒无比。是你牵着这条路走来的”。作者把路内化成人，然后也把风和太阳内化成人之后，路还原为路的本质属性。以写意来代替写实，略去路、风、太阳、还原为梦境，移情于事，神思飞动，其感情的对应物是路、风、太阳，把对象主观化、拟人化、神秘化，以自己鲜明的个性和深刻的激情给客观事物以生命。可以说视儿不见，听儿不闻，象外有象，极不具体，恰是宇宙之隐迹立形。在这里不仅仅是感官的需要得到满足，还从精神上得到释放，视野上得到扩大，心灵中获取了勇气和力量。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恩施445000）　
【参考文献】
　　[1]范韧庵，李志贤．书法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
　　[2]张永谦．哲学知识全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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