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宋代陶模作为宗教民俗器物，具有信仰性与礼教性的双重结构。儒释道等多种文化观念，借助陶模独特的艺术语言、教化与传播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受众的审美意识形成，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 键 词：宋代陶模 儒释道 文化 教化
　　
　　一、多元文化传播中伴生的艺术
　　
　　宋代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开端，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陶模艺术作为宋代民俗文化的载体，是佛教文化与本土民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到唐宋时期逐渐演化成“乞夕”节所供奉的偶像。金盈之在《醉翁谈录》中描述：“京师是日多博泥孩儿，端正细腻，京语谓摩睺罗。小大不一，价亦不廉。或加饰以男女衣服，有及于华奢者，南人目为巧儿。”摩睺罗的民俗文化内涵：一是用于“七夕”的乞巧；二是为祈生男孩，有“宜男”和保佑吉祥安乐之意。《梦粱录》记载：“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睺罗之状。”苏汉臣的风俗画、宋代陶瓷与雕刻作品亦常见与此风俗相关的造型。可见摩睺罗是佛教神本土化后，伴随着宋代民俗信仰与民俗事象应运而生的生殖崇拜偶像。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宋代文化艺术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态势。加之传播地域与受传人群的扩大，宋代陶模的地域性与异文现象明显，摩睺罗被赋予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其题材内容上除仍然延续隋唐以来传统的摩睺罗等神像造型外，更加关注当时的世俗文化生活，造型纹饰上开始出现多种变体与异化现象。其功能也由生殖崇拜逐渐向多神与娱神化、启蒙与教化、生活与商品化上转变，功能日趋多元化。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文化传播与娱乐的需要，部分原来用于生产摩睺罗的工具——模范，经过形态与功能上的改进，逐步演化成为教化性、审美性、娱乐性强且传播面广的民俗玩具，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并逐渐形成一种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现象。
　　
　　二、宋代陶模艺术体现的传统文化精神
　　
　　宋代陶模作为物质民俗，受儒文化的影响，其特征是以物化的形态及造型体现敬鬼神的观念。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儒学认为，天人并非对立，人神可以互通，人神互通的纽带是血缘关系。儒学将其祖先圣贤的人格伦理上升为神格化，其所崇拜的神灵，既立足于当世血亲人情，又超出于日常世界，因而，所产生的信仰观念就带有世俗性与此岸性。从陶模造型中可见到从中华始祖神的伏羲、女娲，到历代帝王圣贤像。由此，不难看出宋人对圣贤的崇拜是以灵魂不灭并以敬鬼神的观念为基础。其造型虽然表现为对圣贤的神化，但受人神统一的观念影响，陶模中圣贤、鬼神的造型又极富人情意味。另外，对“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与“仁者爱人”的道德观念又决定了陶模艺术的礼教性，并呈现注重教化的另一面。儒文化是以礼、仁为核心的，即儒文化起源于礼，并且将礼视为人的最根本的行为规范；仁，是儒文化的本质，也是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的灵魂。在儒文化这一大背景下，关羽被历代视为“重言诺，讲信义”的典范。不仅如此，关羽因其仁、义、礼、智、信集于一身，还被视为民间生活中人伦的崇高表现，具有“万古著纲常，海邦砥中柱”的精神象征。陶模作为物态文化，所塑造的关羽形象，造型丰富，写实感人，虽少了些庙堂气，却给人一种正气凛然的视觉冲击。由此可见，陶模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有意识地将关羽等历史圣贤当成传播仁、义、礼、智、信的榜样，并加以直观形象的艺术化表现，其教化性显而易见。
　　宋代陶模的审美取向，体现着道教文化的思想和生命观。其蕴含的道教文化中“阴阳”相合万物生的道理与宋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在陶模造型中多以隐喻和象征及谐音等手法表现。如以阴阳结合隐喻“创生”的“童子戏绣球”、体现“重生贵和”“美善相乐”观念的“四喜贵和”的陶模造型就渗透着两两相对、你中有我、静中有动的阴阳八卦观念，在陶模造型中较为常见并为世人所爱。它物态化的造型语言将“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人生四喜表现得传神而达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的“天人合一”的理想，透露出以生为真实，以“长生”为宗旨的思想观念，由此可见宋人对生命的尊重。宋代陶模民俗文化的传播是一种社会需求、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它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德范功能、经济功能和教化功能。首先，德范是包含了关于社会福利的、普遍的哲学和伦理内容的民俗，其哲学和伦理思想本来就蕴藏在其中。百姓常遵循约定俗成的传统德范和习惯生活。陶模的题材、内容中包含着道教的德范观念，如表现“紫气东来”，老子著书“五千言”《道德经》骑青牛出关的“出关图”，可见老子的睿智、洒脱和祥和。陶模这种有指向性的题材内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宋人的道德与价值观念。
　　宋代陶模的问世与佛教东渐有着较深的渊源。从摩睺罗到陶模玩具的演化过程足以证明，陶模艺术是传播宗教的最有效的载体之一。它的造型多是姿态多样的佛、菩萨、罗汉造像与佛传故事，其中佛艺术造像精美华丽、端庄慈祥、千姿百态。其直观、富有人情意味的造型最容易唤起受众对佛的崇敬及对“西方乐土”的向往，从济度众生的释迦牟尼那眉目修长、双眼微睁的神态中，让人感悟“众善奉行，诸恶莫做，是谓佛教”的佛教义；从法乐无边的布袋僧那常开的笑口与能容天下大事的腹中，理解“观空智慧”的人生哲理，感受到“以善为本”的神的魅力。

　　历史证实，一种外传宗教及文化的传播，必须善于适应彼时彼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并附会一定的本土民俗文化观念方能传播发展。佛教与传统的儒、道文化互相渗透、相互交融，并形成三教合一的文化特质。三教合一的信仰观使民众心理中错杂糅合了三者的意识及伦理道德观念，并通过官学、私学与民间文学艺术等多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教化形式，影响人们的社会意识、精神生活等诸多方面，从而，对规范道德、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与文化，起着关键的作用。另外，宋代城市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生市民阶层的形成，逐渐转变了人们的生存观念和社会意识。人们开始关注理性的现实生活，并对传统的等级差序规范提出异议，“等贵贱”的观念，逐渐被社会认同并成为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陶模中就有一定数量的体现平等、自由思想的造型，如伏龙图、马上猴图和蕉石鸳鸯图等。此类题材的造型多关注百姓生活，造型手法自由、新颖，有向宫廷、文人美术借鉴的倾向。因此，陶模造型中所体现出的等贵贱的道德观、自由享乐的生活观、雅致的审美取向，对后世影响较大，其文化的精神力量也是不容低估的。
　　
　　三、寓教于乐的启蒙教化功能
　　
　　宋代陶模艺术作为精神文化，同时作为用于文化交流传播的工具，有着鲜明的民族性与教化性。尽管宋代陶模在艺术表层上，多关注与市民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信仰、礼仪、风尚、娱乐等民俗事象，但在一定的社会意识支配下，其文化的认知与教化、文化与传播功能是明显的；其目的性与指向性是倡导“天人合一”“导民为善”，并倡导恪守道德和立志成仁的蒙学观。宋代是我国古代蒙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时期的蒙学教育在内容上包括了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和基本的文化知识技能学习。宋代蒙学注重儿童的心理特征。程颐主张“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的观点，可见宋代蒙学不仅重视其教育内容，更注重灵活多样的方法。陶模作为民间启蒙教育的有效的载体，既是可以触知、视知的物质实体，也是适合儿童心理、生理发展，且具教化功能的图式版的百科全书。它凝聚着宋人的智慧，体现着宋人的德范意识与价值观，代表宋人生存的需求和能力。宋代陶模的认知功能是从口传心授及人与物互动的看图识事过程中体现的。其直观的图视形态多是体现信仰、再现民俗事象、贴近生活的常识等，此类造型直观生动，生活气息浓厚，便于众多的市民阶层喜爱并接受。陶模的教化功能表现为：通过陶模制作的互动环境，将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的认知能力，巧妙地寓教化于娱乐之中，并在人与物互动、人与人口传心授交流的基础上，借助陶模直观的图视形象，通过启迪与接受、理解与感悟的过程，使原本高深的人生哲理、德范与价值观，转换成通俗易懂的人生道理。它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人们的认识与行为，进而不同程度地培育并养成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并使之社会化，以保持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平衡。
　　钱钟书先生指出：“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在如此深厚的文化沃土中，口传心授的宋代陶模民俗文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一。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以物态化形式保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形态，它与精英文化、通俗文化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依存，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它独特的艺术形态、广泛的传播地域与众多的受众，对中华民族的道德涵养、审美意识的形成以及对中华文明的传播与发展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最难得的是，宋代陶模艺术能自觉地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与民族情感蕴含在陶模艺术造型中，并用直观生动的艺术语言将原本高深的文化精神，诠释为易于民众理解并接受的人生道理。这种文化现象，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 的文化传统、宋代重视蒙教的环境和陶模艺术创造者的文化良知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金盈之.醉翁谈录[M].古籍文学出版社，1958.
　　[2]吴自牧.梦粱录[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3]周鸿锋.文化传播学通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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