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章概述了民歌在建国后半个多世纪来的发展历程及其各个时期不同流派民歌演唱风格及其代表人物，并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关于“民歌唱法”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提出当今所谓的“新民歌之唱法”只是民歌唱法的一个派别，并不能代表其一种唱法之观念与同行商榷。

　　关键词：新民歌　唱法　商榷

　　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创新和引领时尚已成为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观念。在音乐领域里，很多人也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创作出许多具有时代感和视听性较强的新的音乐作品，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时代气息的新音乐人、新歌手。当前，在民歌唱法领域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部分歌者在原有民歌唱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流行元素，把歌曲演绎时尚化了些，符合和迎合了大众的听觉审美习惯，并被大众所接受了，于是，便把这种演唱方法冠之为 “新民歌唱法”。但笔者作为一名从事多年声乐演唱、教学的声乐教师认为此说法之定义从科学性、准确性上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研究。就此提法谈谈个人看法和见解与歌者及同行们商榷。
　　民歌，是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从最早的《诗经》到春秋战国的“楚辞”，宋、元的“曲词”“小令”及清代的“小曲”等脉络，到了20世纪初，虽然已有西洋唱法在我国传播，但是它在当时毕竟是阳春白雪，没有较好地被广大人们所接受和运用，与我们传统的民间民歌唱法、戏曲唱法和曲艺说唱法等民族歌唱艺术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和差异，对于如何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适合中国人民欣赏和审美习惯的人民大众所喜欢和接受的民族歌唱艺术，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歌唱体系。
　　直到建国后，才真正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的创作和演唱才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民族歌唱艺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综观半个多世纪来我国民歌歌唱艺术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发展脉络。
　　
　　一、以王昆、王玉珍、郭兰英、吴雁泽等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民歌演唱家
　　
　　中国民族声乐是根植于中国的土壤，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伴随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体现了中华民族艺术的特点、欣赏习惯和审美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国家非常重视民族声乐的发展，一方面建立了国家级的民族声乐团体和音乐院校民族声乐系，另一方面有组织有目的地挖掘整理了大量的传统民族民间歌唱艺术。
　　在音乐家的辛勤努力下，改编和创作出了一大批百唱不烦、百听不厌的民族声乐的优秀曲目，创造了独特的演唱技法，形成了中国式的演唱形式和风格特点。在我们民族声乐歌坛培养和造就了无数深受人民爱戴的著名声乐家，如：王昆、郭兰英、王玉珍等，她们的演唱，在继承民歌、戏曲传统演唱方法上便是其成功的代表，声音亲切自然、清脆甜美、优美动听、讲究吐字韵味，注重民族声乐的表现特点。创造了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演唱方法和表现方式，为进一步发展民族歌唱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们的唱法其实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新唱法（即不同于传统唱法）的典型代表。而她们的民族新唱法是在继承我国民族传统唱法（包括戏曲唱法等）的基础上，借鉴美声唱法的特点，经过不断实践、总结出来的一种唱法，这种唱法既有传统民族唱法的优点，如：咬字吐字清晰，声音甜美，气息灵活；又有美声唱法的声区统一、音域宽广、真假声结合的特点。这种唱法使民歌歌唱演员的歌唱生命得到了延长，不再像以往的靠年轻吃青春饭了，同时，能自如地演唱民族歌剧与戏剧性较强的大段唱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专业声乐教学水平的提高，师资队伍的日益壮大，大批经过高等音乐院校正规化专业教育的年轻歌唱人才逐渐成长起来。同时，此阶段声乐界出现了“土唱法”和“洋唱法”的派别之争。“土唱法”即我国传统民族民间唱法，“洋唱法”即西欧传统唱法，双方各抒己见，互相排斥，最后通过多样的途径，终于摸索到了一条既继承我国传统声乐的精髓，又借鉴西欧传统唱法的新路子：即在吸取“洋唱法”的呼吸、共鸣、发声等科学原理的基础上，根据我们民族的心态、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民族的语言特点，来改进“土唱法”，发展自己民族的声乐艺术。声乐界几次关于“土洋之争”和声乐民族化的讨论，直接沟通了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相互吸收，创立“民族声乐学派”已成为中国声乐界几代人的共同美学理想。在民族演唱方面，涌现出了大批颇具成就的歌唱家，如郭兰英、王昆、黄虹、王玉珍、邓玉华、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吕文科、贾世骏、郭颂、胡松华、吴雁泽、何纪光等。其中，以王昆、王玉珍、郭兰英、吴雁泽等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民歌演唱家。其中著名歌剧、晋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以其嗓音甜美、音域宽阔、吐字清晰、行腔富于韵味而著称。由于她少年时受过戏曲演员的严格训练，艺术功底深厚，故其演唱兼蓄神、情、形、声、腔、字六艺之美。她所扮演的人物，达到了歌唱与表演的高度和谐统一，为中国新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她演唱的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绣金匾》《妇女自由歌》以及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歌剧《刘胡兰》中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及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的《清莹莹的水来，蓝莹莹的天》等唱段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全国广泛流传，并已成为我国民族歌曲中的经典之作。
　　
　　二、以朱逢博、李谷一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民歌演唱家
　　
　　“文革”结束进入80年代后，是我国声乐艺术事业的大发展时期，新一代的民族声乐学派传承了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广泛吸取民族和国外科学的发声方法。此阶段的民歌唱法体现了中国民族的艺术特点，符合中国民族对歌唱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是一种独特的演唱技法，并以其中国式的演唱形式和浓郁的民族风格而受到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这一时期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代表性的民族声乐演唱家如上海的朱逢博、北京的李谷一是其成功的典范，她们因声音明亮纯净、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吐字清晰准确、演唱轻松自然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和推崇。她们是第一代到第三代演唱家这一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她们为后来民族声乐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信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桥梁作用。
　　朱逢博、李谷一她们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批民族声乐歌唱家，也是中国流行乐的先驱。她们有着良好的声音素质和发声方法，在行腔上韵味浓郁，并十分注意大众化与时代性的结合，她们追求一种贴近时代节奏的轻松活泼的表现风格，以唱情为主，以情带声，用情去感染人。朱逢博把外来的流行音乐元素引进来,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下,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流行音乐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李谷一在唱法上更是有了较大的创新,由于她运用气声唱法引起了声乐界广泛的争议,也正是由于她们开拓性的创新推动了后来通俗音乐的繁荣和发展，因此，她们对后来民歌演唱及通俗音乐的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具有扎实的戏曲功底，湖南花鼓戏《打铜锣补锅》是其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品。其歌声明亮清晰，富有音乐感和表现力，既保留了民间唱法的特色，又兼取西洋唱法的技能，并使两者得到统一。她演唱的如《边疆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知音》《难忘今宵》《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我和我的祖国》《刘海砍樵》等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她首用“气声”唱法演唱了《乡恋》，在电影《小花》里同样运用了“气声”唱法演唱了《绒花》，在当时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引起了强烈的争议，这些作品运用的“气声”实际上是借鉴了港台通俗音乐演唱的元素，因而称她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流行音乐的先驱，一点也不为过。
　　三、以彭丽媛、阎维文、宋祖英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民歌演唱家
　　
　　彭丽媛、阎维文、宋祖英等著名歌唱家是继李谷一、朱逢博之后，我国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青年歌唱家。他们在民族唱法的基础上，较多地借鉴了美声唱法的科学发声原理，由于混合声的运用使得声音宽广、明亮，字中有声，以声传情，声、腔、字、情糅为一体，并演绎了很多具有新时代民族气息的作品。女高音歌唱家宋祖英，其声音柔和婉转，歌唱表情甜美，音域宽广，她把自己艺术的根始终深深地扎在了民族声乐的土壤里，又将美声唱法科学性地运用其中，演唱声情并茂，对作品的把握准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她演唱过的《小背篓》《辣妹子》《东西南北兵》《兵哥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好日子》《爱我中华》《又唱浏阳河》等歌曲，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近几年，先后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及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以及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成功地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她是中国民族歌唱家中第一个在以上国家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唱家。
　　
　　四、以汤灿、祖海、王丽达等为代表的新生代民歌演唱家
　　
　　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不断地进步，我们民族声乐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创新，民族声乐界慢慢地涌现了一些用新的演唱法来演唱民歌的歌手。自从恩雅、莎拉·布莱曼带动“跨界音乐”在中国掀起巨大波澜之后，不同音乐类型之间的藩篱逐渐被打破，听觉上的愉悦，成为普通听众最简单的诉求。因此，许多音乐家就把过去经典的民歌进行较大幅度地改编，或者创作新曲，把民歌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用民乐与流行乐、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相结合来演绎民歌成了一段时期的主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汤灿、祖海、王丽达等歌坛新秀，她们是继彭丽媛、宋祖英之后的民族歌坛的新一代歌唱人才。
　　凭一首《祝福祖国》走红，被称为中国“新民歌”第一人的汤灿，她演唱过《开门红》《万家灯火》《好梦成真》《红红的日子》等歌曲。在《幸福万年长》的演唱中，她借鉴通俗的新演唱方法，将民歌演绎出时尚感、现代感的新表现形式，被业界誉为新民歌、新探索、新奉献的佳作。“新民歌”也从此成为民歌界争鸣的对象和一大音乐潮流。以一首抗洪为主题的歌曲《为了谁》红遍中国的祖海，被总政特招入伍之后，作为新一代军人的形象代表，祖海从个人形象到演唱风格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较之前辈们朴素、朴实的风格，她更强调自己年轻而时尚的特色，她一直坚持的是民歌和通俗相结合的“民通唱法” 的道路，她演唱过的《我家在中国》《飘动的红丝带》《盼团圆》《幸福山歌》《天竺少女》《人民公仆》等歌曲都是这两种唱法结合的代表。以民族歌唱为专业的王丽达，声音高亢洪亮，韵味十足，擅长演唱主旋律作品，她的气质形象和演唱风格与民歌大姐大彭丽媛颇为相似。气势恢宏的《亲吻祖国》是其成名作，其他代表作品有《沂蒙山我的娘亲亲》《红红的中国结》《越走路越宽》《爱无眠》《团圆酒》《相聚中华》《人民父母》等。在自己的专辑《五百里》里，王丽达大胆地做出了一次尝试，在流行、民族、交响甚至弗拉门戈等不同风格的音乐之间，以明显区别于传统民歌手的混合型唱法，来了一次“无界音乐”的快乐之旅。
　　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代代大批的民歌表演艺术家和歌唱家，他们在不断演唱新作品中，逐渐形成了符合科学发声规律的用嗓方法，提高了演唱技巧，为我国民族声乐带来了质的飞跃，给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元素。汤灿、祖海、王丽达她们大胆的尝试，大胆的创新，充满活力的演唱、新鲜亮丽的服装、化装等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无疑是增添了一道美丽的色彩。但是，如将她们的唱法冠之以“新民歌唱法”笔者认为草率了些，如果这样推论下去，可能就有了所谓的“老民歌唱法”“张民歌唱法”“王民歌唱法”了，笔者认为，其实她们所谓的新演唱方法追根到底是离不开民族唱法本身，实质还是在民族唱法的发声基础上，再结合通俗唱法，加上流行音乐元素和语言来表现，增强了时尚性、娱乐性、可听性和加强了时代感。
　　其实任何一种唱法都来源于生活，并且为了它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都在努力地使唱法更科学，声音更动听，表现力更丰富，以求扩大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赢得更多的听众。不论哪种唱法，要能做到：声音圆润、柔美、自如、响亮、有穿透力、能声贯全场；音域宽广、高低音声音统一；音准、节奏准确；吐字咬字清楚、纯正、有韵味；用心灵歌唱、感情真挚动人；声音持久、不易疲劳。总之就是要做到“字正腔圆”“声情并茂”这样才能算真正唱得好，才能赢得听众，使自己唱得舒服，听众听得舒服。
　　综上所述，任何一种唱法我们都不能简单地用新、旧来定义，而是哪种唱法更科学、更规范，我们就吸取哪种唱法来学习和继承，并且发展和创新。每一种唱法相互之间都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也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到了今天，无论我们民族音乐将来是怎样发展，它始终是根系着我们民族本身。“新民歌之唱法”只有经过进一步探讨，在实践中不断地被发展、总结，它只能是代表一种现象，或是民歌随着历史的前进向前发展的某一阶段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民族唱法的一个派别，是否构成为“新民歌唱法”还有待于我们更进一步地在实践中检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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