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璧（新石器时期，公元前3200年）杭州南宋钱币博物馆藏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说：在秦始皇统一货币时，“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司马迁这里所指的珠玉，在秦统一之前，应该作过货币。战国先秦时铸造的铜质货币，还直接把“珠”作为圜钱“珠重一两十四”的币名。

　　文献记载，历史上珠玉不但是货币，而且价值还高于黄金和其他金属货币。《管子·国蓄》曰：“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

　　古代珠玉，狭义指玉珠。晚清学者俞樾在《玉佩考》一文中说：“古人所谓珠者，实皆以白玉为之。”而在广义上，珠玉既是指圆形有美石之称的玉，也包括光洁圆润贵为饰物获得珍珠之名的真珠。

　　那么，珠玉作为“上币”时，它的价值究竟高到什么程度？

　　庄子《列禦寇》记载的“千金之珠”，与《韩非子》所说的“千金之马”和“千金之象（牙）床”同价，冠以“千金”之值。而特别大的“隋侯之珠”，则价为万金。

　　甚至最贵的珠玉，还可以换取城邑一座。春秋末，《左传》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载，宋国桓司马向魋因为卫大叔疾归附献美珠，竟以一个城邑给贡献者。宋国国君闻知有此珠，意欲索要，竟不肯献出，为此不惜得罪国君。

　　由于良渚玉璧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误认为是汉玉，自然也不会跟货币有任何联想。然而后来情形发生改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发现，以往认为是汉代的玉璧，却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良渚文化遗址。于是，研究者把“珠玉为上币”的探索目光，从夏商周向前推进一千多年，集中于货币的起源问题上。

　　货币起源问题，是一个千古之谜。南宋洪遵《泉志·序》曰：“泉志兴，盖自燧人氏以轻重为天下，太古杳邈，其详叵得而记。”这本堪称世界上流传年代最久的钱币学专著，800年前洪遵在著述时，对钱币起源问题，也因年代太过久远，详情不得而知。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因在世时“历来也不见有大量的玉片出土”，而难以对“珠玉为币”做出评论。

　　1986年，余杭反山11座良渚文化大墓出土随葬玉璧125件。其中M20、M23均出土四五十件。于是，“玉璧作为财富象征物”的看法在考古界形成。

　　尤其在随葬玉璧中，直径最大、制作最精美的高品质玉璧，专门置放于墓主人的头部、胸部和腰间；而那些为数众多、直径偏小、厚薄不匀、又制作不精的玉璧，全都堆放在下肢和脚的附近。从这一发现，研究者除了良渚玉璧的祭祀功能外，再一次把目光定格在5000年前良渚人的财富价值观念上。

　　1991年夏，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钱币学会理事长的李葆华先生来到杭州，提出了“良渚玉璧与中国钱币究竟存在什么关系”的讨论；

　　1997年冬，“良渚文化玉璧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研讨会收到论文19篇。有学者称，论文“全面反映了良渚文化玉璧的研究成果”。时任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学勤教授来信说：“探讨玉璧功能意义深远。”

　　古良渚人把玉璧和磨光未开锋石斧，与死者一起随葬,首开葬俗之风，如同夏商周时期用贝币随葬成堆瘗贝的风俗。良渚文化时期用玉璧和石斧瘗葬——夏商周用贝币瘗葬——战国与汉朝用陶泥仿制钱币瘗葬——魏晋用纸冥钱瘗葬——汉、唐、宋、清用昏寓钱瘗葬,上下五千年,其葬俗和性质，乃一脉相承。

　　古良渚人存在“班”璧分割习俗。夏朝有分割玉的专用名词“班”。1978年发掘的寺墩良渚文化M3，有21件玉璧是破碎后埋葬的。这21件玉璧被班成八块、六块、五块、四块、三块、二块不等。这类“班”璧分割，或许与原始支付有关。俗话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破碎后的玉块，因材质高贵，仍存在价值。这种分割现象，在国内外货币的流通环节中都有发生。东汉五铢钱一凿为二使用，内心称“剪边五铢”，外围称“綖環五铢”；南宋金银货币价值太大，流通时常被剪成小片、或截成小块使用。这类原始分割法，是货币流通环节支付手段的“返祖”现象。

　　虽说良渚文化社会经济形态尚待深入研究，借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以及民族志的相关资料，或可获得启示。西周早期亢鼎铭文，直接记录了买卖交换一颗价值约90贝币的大型珠玉；鲁桓公元年(公元前711年)，郑国有过一次用璧交换鲁国许地的买卖；战国时期的赵国和氏璧,因其质料名贵来历极不平凡而可换取十五座城池；还有，桓公“聘使八使者”, 拿璧“以给盐菜之用”。上述交易，虽然带有偶然性，玉璧或石璧在发挥媒介作用时“转瞬即逝”。因此，它们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是初步的、十分有限的。有意思的是，在太平洋罗林群岛的雅浦岛，如今还保留着当地居民称为“分”的石头币。

（作者系杭州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