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并六国，那是血与火的杀伐，按理说是弯弓大刀，粗犷霸悍，异想天开，自说自话又不可一世；但看秦文字，却是极理性而冷静，排比整饬，规行矩步，四维方正，毫无楚金文的纵肆之象。最近在研究简牍文化，以战国简为最早形态，年代既早，比汉简则瑰丽神奇。又在战国简牍中，分秦简与楚简两大系。楚简涉湘鄂徽苏诸地；而秦简则是中原以西即今陕甘一带。两相比较，楚简之恣肆畅达，远非秦简厚重笃实所可比。
秦文字的流存形式
即使是秦，文字的变迁也大有讲究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金石文字，从石刻《石鼓文》（即籀文）开始，走向《泰山刻石》《琅玡刻石》《会稽刻石》《峄山“碑”》，是一个十分清晰的脉络。过去我们归纳秦诸刻石，都叫“刻石”而不叫“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成熟的“碑制”。“碑”是东汉以后才有的制度。西汉就没有，秦始皇时更没有、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秦国尤其没有。所以从《石鼓文》《泰山》《瑯琊》《会稽》《峄山》当然都叫刻石。那为什么《峄山》又叫碑呢？因为《峄山碑》早毁，今存者是宋初徐鉉摹刻；既出于千年以后的北宋，当然叫“碑”无妨了。但古来却没有叫“泰山碑”“瑯琊碑”“会稽山碑”的；同为秦书，有此差别，就是这个道理。
秦的金文构成也很复杂。先秦著名的青铜器有秦景公《秦公簋》（公元前770）、又有秦孝公（公元前352）《秦铜方升》；秦始皇时有《秦诏版》《秦权秦量》等等著名古物。1931年容庚有《秦金文录》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石印线装本一册，收罗资料甚详，可以参考。但其中的关键差异是在于：战国西秦地域多用籀文，而到秦始皇“书同文”后则铸造多用小篆，在字体表达方面，两者虽同名“秦”；战国先秦与统一六国之秦的大小篆文字应用方法体式，在学界看来还是差别甚大。
除了上述这些以外，还有秦官印私印文字、秦封泥；秦半两圜钱、秦瓦当文字，以及秦方铜方升等诸权、量、衡文字。当然还有我刚才提及的简牍文字：从战国秦简到秦始皇时的秦简。它们的文字应用也都带有明显西域的地方色彩和文字特征。如果说楚系文字包括吴楚金文等等在内的南方系战国文字，有神怪诡异、飞扬跋扈、瑰丽奇变、不循故常之概；那么秦文字作为上承周王朝正宗命脉的权威象征和正统形象，它让我们看到的，则是一种事关规范、法则、秩序的稳定而崇高的审美价值观。秦印与战国古玺的对比是如此，秦简与楚简的对比更是如此。尤其是先秦时代最典型的《秦公簋》和《秦铜方升》，更说明了西秦文化文字的着力所在。
《秦公簋》：活字板的先声
关于《秦公簋》的成器年代，应该在春秋秦景公之时，属于秦公之祭器。但也有诸说不同：马叙伦主秦文公物，王国维主秦德公物，冯恕主秦宣公物，罗振玉主秦穆公物、郭沫若主秦景公物。还有主庄公襄公共公哀公之物的，证明它汇聚了近代著名学者专家的眼光。又同名有两簋，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藏。最有特征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簋，其104字长篇铭文，竟是由印模打钤后铸成。于是每字有框格，尤其是簋铭的陶泥活字铸铭工艺，比北宋毕昇的活字印刷早了1810年；“印刷”虽未必，但开创了活字板的先声却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独特现象，在庞大的青铜器世界中唯此一例。而活字字体的形貌，与秦《石鼓文》基本一致。
秦文字的集中表现还在于战国秦印系列。首先，是战国秦时有各色玺印。秦印方者多有田字格，四字分布四格，十分均匀，排比平行，纵横有象，其文字全类《秦公簋》字体。又有一种“半通印”，长方形印面，上下两格分布，应该是田字格方印的长方印版或曰简版。另外，当时还未到统一六国之时，故而印制也未定型。而一到秦始皇时代，“玺”成了皇帝专用御印的称谓；所谓的鸟虫篆“传国御玺”当然是极不靠谱，但沙孟海先生著《印学史》中，收有“皇帝信玺”封泥拓本，却是当时的实物留存，甚是可信。又今存有大量秦官印，其中的文字形态，与《秦公簋》也如出一辙。
衡量器上的秦文字
最有意思的是秦铜方升和秦权、秦量、秦诏版。都是度量衡即秦时标准化了的尺寸、秤重、平准之标器，“秦权秦量”司职秤重衡准，其上多有篆字铭文，更有“秦诏版”文字，皆是秦体文字，从战国秦籀文到秦小篆，体现出西秦文字上承周室的传统脉络。
关于《秦铜方升》，本为官方颁行的标准量器亦即“秦量”之属。与诏版、“秦权”乃是始皇帝或秦二世时物不同，《秦铜方升》为战国时秦孝公商鞅变法时之物。该方升今藏上海博物馆，呈上大下窄梯形，并有长圆柄，为斗之十分之一。升壁上有铭文“重泉”二字，左壁上有长文：“十八年，齐卿大夫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商鞅于十年被封为“大良造”，又孝公十二年建咸阳为都，推行变法包括“平斗桶权衡丈尺”；更以此统一标准而“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即收税作准备，这些记载均见于《史记·商君列传》。统一衡器量器，正为赋税征收之必须也。《秦铜方升》升壁上的三十余字，亦正是秦籀文字；而与秦印玺、秦诏版及秦之青铜器如敦、钟、戈、矛、壶上之铭文为同一脉系，完全可以作为秦文字在当时被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见证。
花样百出的瓦当文
最后，关于秦文字的应用话题，还有一个大的领域不可不提，即陶文瓦当。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仅仅前殿，就已经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几乎是跨城建宫的超大规模。且秦始皇自言“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此浩大的宫殿，使用瓦当数以亿万计，上亦有文字为秦篆：如“北司”“千右”“左宫”“右宫”“宫甲”；更有绳纹、布纹、云纹瓦当不计其数。其中最精彩的当推秦始皇陵出土的夔纹大瓦当，直径达61厘米，纹样之精美，直逼青铜器之精工细作水平。
史传项羽自巨鹿之战后“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昔人皆以为这被烧成焦土的就是阿房宫，乃至唐代诗人杜牧亦有《阿房宫赋》，述此十分铿锵有力：“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以今天的考古发掘论之，阿房宫遗址并无火烧痕迹。故当年项羽“楚人一炬”的，或许不是阿房宫而是咸阳宫也未可知。宫殿虽因“一炬”而成焦土；但散落各处的瓦当，尤其是瓦当上的秦文字即籀篆之体，却还在诉说着当年的战国先秦变法图强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其兴也勃焉”、而二世暴政短短十五年即灭国失邦的“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故事——天道轮回，能无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