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于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推行维新变法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康有为不仅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更是近代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

　　康有为在书法艺术方面所作的贡献，绝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逊色。他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是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这里欣赏到的这件行草诗轴（如图）系康有为在1917年夏与张勋复辟清室失败后避难时书写的七言绝句，抒发了自己大梦初觉后随遇而安的内心感受，也透露出理想幻灭后的苍凉与无奈心态。此作为纸本，纵179厘米、横47厘米，藏于荣宝斋。康有为此件行草诗轴，点画不计工拙，当断处则断，当转处则转，用笔藏露兼备，以露为主，“侧之必收，勒之必涩，啄之必峻，努之必战”，笔意沉郁而外张，笔力浑厚而苍拙，浓墨渴笔，如刷如刻。

　　康有为行草学苏、米，但观其书作，气息、规模均自南北朝碑版出，苏、米嗣音甚微。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论及行草时说：“吾谓行萆之美，亦在‘杀字甚安’、‘笔力惊绝’二语耳。”故此他推大令行萆为第一、米芾第二、王觉斯第三。在强调笔力的同时，他还特别看重求变，推崇昂藏郁拔而神闲意秾的审美境界。以康氏此作证之，可知他的这一理想已化为现实。

　　康有为在书法上自成一格。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近代画家符铸称其书“能洗涤凡庸，独领风格，然肆而不蓄，矜而益纯，不如其言之善也”。（许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