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玄，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

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怀宁一老，实丁斯会。既以集篆隶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茂浑朴，实与汀洲分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开山作祖，允推二子。即论书法，视覃溪老人终身欧、虞，褊隘浅弱，何啻天壤邪？吾粤吴荷屋中丞，帖学名家，其书为吾粤冠。然窥其笔法，亦似得自《张黑女碑》，若怀宁则得于《崔敬邕》也。

　　【译文】

晋人的书翰，流传下来的叫“帖”，其真迹到了明代还有遗存的，所以宋、元、明三代的人研习帖学是适宜的。纸这个东西的寿命至多能保存千年，流传到了本朝（清朝），不仅六朝人遗留下来的墨迹不可能看到，就是唐代人的钩填本，也已是稀罕如凤毛了。所以说，现在所传下来的那些书帖，不管是哪家的，不管是什么帖，大致都是宋、明人的重新钩摹本和多次翻刻本。其名目虽是王羲之、王献之，而面目却完全不是羲、献原来的模样，精神就更不要说了。就好比儿子、孙子、曾孙、玄孙，虽然同出于一个祖上，而身体相貌却迥然相别。本朝的帖学，集中表现于张照、刘墉的书法，但已远不如明代人，更何况其他的人呢！流弊既然这么多，习帖的很难见到有精工的拓本。物极必反，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的。道光朝之后，碑学衰而复兴，因为事势的推移变迁，是不能自止的。

书法发展到了清乾隆时代，对旧有的“帖学”已感厌倦，金农、郑燮，参用隶书笔法来表现，但却失之怪诞，这乃是想求变化而不知如何变化的原因。伊秉绶精通于八分书，他用八分书的笔法来写楷书，师法仿效《吊比干文》，瘦劲绝伦。怀宁的邓石如先生，与伊氏可谓棋逢对手，他除了已经取得集篆隶之大成外，其隶楷又专门师法六朝的碑刻，书法古茂浑朴，实可与伊氏在分、隶上争雄媲美。开启碑体书法的门派，开山作祖的，确当推为他俩。即便以书法论，比起翁方纲的终身专学欧、虞书法，笔墨拘谨薄弱这一点来看，岂止是天壤之别呢？我家乡的吴荣光中丞，帖学的名家，他的书法为广东之冠。但注意观察他的用笔，也像是出自《张黑女碑》的。而邓石如的用笔则是出自《崔敬邕碑》的。

　　【解读】

由于帖学的衰微不振，清代雍正、乾隆朝而后，碑学的呼声渐起，直至道光、咸丰朝而后大兴。其实原因多多，当与时代文化、时代风尚大相关联，概括而说，实为历史大趋势所致。

康氏言，清代得书法重名者如张照、刘墉，也是“远逊明人”的。此种议论，实嫌武断含混。所谓秦不如三代，汉不如秦代，魏晋南北朝不如汉代，隋、唐不如魏晋南北朝，宋、元、明不如隋、唐，清代不如明代，表面看来似乎符合书法的发展观。诚心而论，书法艺术，一代有一代的风貌特色，是不可以相互替取的。假使将张、刘二人的书法置之于明人间，其精能独到处，想明代人也未必尽能胜之，或更置之于宋、元人，隋、唐人，魏晋南北朝人，两汉人，先秦人、三代人间，想彼辈也一样未必尽能胜之。伊秉绶、邓石如书法自是高古超绝，而郑燮、金农书法也是奇丽多姿，绝不可以用“欲变而不知变者”非之。春兰秋菊，风采各具，康氏以私心好恶妄断高下，不免有扬伊、邓而抑郑、金之嫌。笔者以为有失公允，搞书学研究不可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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