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间缘何有不少明清官制文物藏品 某些大文博单位的“专家”一听说某官窑藏品出自甘肃，就加以否定。认为在国家级博物馆里都少见的官制精品，怎么会出自落后贫困的甘肃呢?据笔者的调查研究和收藏经历所见，不仅甘肃一些老百姓家里有明清官制器、珐琅器、金铜佛等珍玩，而且兰州郊区的永登县小小的县博物馆里也藏有一袭剪掉“马蹄袖”的清代龙袍(一说是蟒袍)。这就要问，龙袍这种文物除了故宫，其他大博物馆中可有吗?为什么位于边远之地的县博物馆会有?笔者因工作关系下乡调查时，曾在永登县老乡家见过一件明代五彩瓷器。除了兰州由古玩商们组成的“收藏协会”和本地“名气大”有经济实力收藏了满屋仿品的“藏家”之外，笔者在行政，军队，文教等部门工作的不露声色的收藏者那里所见，他们虽藏品不多，但有不少是明清官制精品，其中有明清官窑瓷器，有乾隆时期紫铜胎厚达一公分以上的镏金掐丝珐琅器，如炉、熏、瓶、鼎，掐丝珐琅袈裟镏金佛，瓷胎画珐琅器等。在二位非收藏爱好者家里还见过一盏明晚期兔款青花红绿彩缸杯、一件胭脂红橄榄瓶、一件珐琅彩小罐。东西皆有来历。

　　缘何甘肃民间会遗有明清官制文物?经笔者的探访及对地方文史资料的掌握，发现原因在于甘肃的蒙藏土司较多。有些土司，如永登县蒙古族“脱欢”的后裔“鲁土司”，其存在历史比明清两朝都长，直至民国时期。据文史资料反映，这些“土司”(武官)和“土官”(文官)投降归附明朝后，对朝廷每年一朝贡。归附清朝后，对朝廷三年一朝贡，每次朝贡回来，都带回超过所贡数倍的皇帝“回赐”品和奖赏品。有的在明清两朝曾三次获赐龙袍。“回赐”品有“蟒缎”、“粧缎”、瓷器、经卷、典章书籍、造办处制的珐琅法、金铜佛等。由于土司的属民只准念经不准读书，仅永登县境土司的寺庙就有一百多座。皇家“回赐”器物，除存于土司府外，大量存于各寺庙中。

　　以兰州远郊的永登县“鲁土司”为例，“鲁土司”本是元代皇族脱欢氏之后，明初脱欢一支蒙人退居永登后，投降归附明朝，被封为土司，世袭罔替，为明朝守边。因累有战功，常授予提督、总兵等职。明永乐12年，朝廷赐第三世土司鲁姓。之所以赐鲁姓，是因为西周时周公封在鲁国，周公辅政有功。赐鲁姓是喻脱欢土司辅助明朝守边有功。从此，脱欢土司改汉姓汉名，称为鲁土司。明亡后，十一世鲁土司曾与李自成义军作战，不胜被俘，被劫持至湖北。清朝入关后，鲁土司族人上表归附清朝，继续受清廷封敕土司，代代世袭。至到民国22年，正式由民国中央政府下令“撤土归流”去封，户口税粮由地方行政“流官”管理。鲁土司共世袭传承600余年。由于鲁土司归附清朝后，忠心不二，镇压西北少数民族暴乱和助清作战有功，在清廷撤藩时，南方少数民族土司被削，而保留了甘青土司及鲁土司封土不变，朝贡和回赐不断。

　　鲁土司在明朝时，每次朝贡获朝廷回赐物品。其“回赐”状况，如明正德14年，六世鲁土司鲁经朝贡时，明廷奖赏《大明会典》《明伦大典》《五伦书》各一部，龙袍一袭，玉带一条，及“金箱”“宝石”“帽顶”“闹妆”“绦环钩子”“方袋”“七事”等。对其夫人赐“金宝首饰”一对，“金杯”一双，“红绿纱缎女衣”六套。崇祯9年，九世土司鲁允昌授升参将又升副总兵职，协守西宁。朝廷又赐龙袍一袭、玉带一条及他物。清朝时土司三年一朝贡，每次朝贡回赐也不菲。如清雍正9年，十二世鲁土司鲁华龄因带族兵参与清兵对罗卜藏丹津的追捕有功，朝贡时清廷赏赐“雀翎蟒缎”和“大缎”十匹，外加各种珐琅器、瓷器、金铜佛。乾隆51年，十四世鲁土司鲁璠进京朝贡，因其带兵入藏有功，受到乾隆帝的陪侍，乾隆多次赐宴，邀请在圆明园浏览，在雍和宫听经。返回时乾隆帝回赐龙袍一袭、“蟒缎”十匹、“妆缎”十匹、食品及各种珐琅器、瓷器、金铜佛像及其他如扳指等珍玩。据资料反映，鲁土司在明清两朝有4次获赐龙袍。现永登县博物馆收藏的那件龙袍就是清廷赐予鲁土司的。这件龙袍流落民间后，老乡拿它当戏装，剪掉马蹄袖，接上水袖，乡间唱戏时穿用。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永登县博物馆从民间收回。民国时期“撤土归流”后反动军阀占领期间，鲁土司衙门及各庙的明清文物第一次流失。1950年土改时，最后一世鲁土司鲁贤被镇压。后土司在永登的百十座寺庙渐毁，土司衙门及各府库改为政府办公地。甘青一代众多土司、士官府及寺庙文物或毁或散。不少东西流入本地收藏者或非藏家的手中。由此可见甘肃少数百姓手中藏有明清官制艺术珍品是不足为怪的。联想到西藏那加寺藏有一件全国唯一的明宣德年制官窑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瓷碗，其来历都与边远地区民族土司活佛向皇室朝贡后皇室回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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