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形几何纹“ ”大量地使用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和个别陶器，有３９件青铜器上采用了带或线状的鱼形几何纹装饰器物，多个“ ”前后相续，连接成线，或围成一圈，或排成直线，有４件兵器（戈和戟）也使用了单个“ ”装饰，另外还有１件陶器。此前吴城遗址出土一件陶器上也有此种纹样。“ ”纹习惯地被称为燕尾纹，笔者认为它是由侧视的鱼纹简省、变形而成的鱼形几何纹?详见拙文：《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燕尾”纹探讨》，《中原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它装饰的青铜器种类多，分布位置不同，表现手法各异，有镂空、浮雕和线刻，以浮雕最为多见，是一种十分独特的重要辅助纹样，富有文化内涵。目前大家对它还有不同的看法，诸如形状的特点、出现的时间、分布的范围等。笔者在此谈点意见。
我们先来确定鱼形几何纹主体形状。典型的鱼形几何纹“ ”形状犹如两个平行四边形“?”“ ?”的长边反向拼合而成，前尖若圭首，后分叉如常见鱼的分尾。当多个“ ”连接成线时，有时易误“ ”间的曲折线“〈”为纹样的主体。从具体器物纹样的展示不难弄清此种纹样的主体。两件特短骨交青铜矛（ＸＤＭ：９７、９８）的骨交上镂空出多个“ ”形孔，孔上原镶嵌绿松石，一件镂空锋刃器（ＸＩＭ：４７８）中线处镂出６个“ ”形孔，它们一线排列（图一）。从这三件器物我们可以一望就知纹样的主体是“ ”，而不是夹于其中“〈”。
铸成浮雕状的“ ”纹（图二）大多是位于一条凹带之中，四周减地造成主体“ ”浮凸，与凹槽侧边不相连。浮雕式的“ ”大量地出现于青铜鼎的口沿、耳外侧，?的耳外侧，?上围成框，钺上围成口，折肩鬲、钅尊、箕形器等排成直线。只是在短柄翘首刀的背脊上较为特别，一个个“ ”浮突，排成一线，不在凹带中，容易误为间隔的“〈”为纹样的主体。线刻的鱼形几何纹（图三）出现在六件修刀（ＸＤＭ：３７８－３８３）的柄手上，阳突的线条勾勒出纹样，“ ”则显得低平。在这里“〈”阳线与两侧边线连接不中断，构成完整封闭的线性 形状，长与宽的构成明显。
四件兵器戈和戟扁平援上浅平凹槽形状为“ ”形，单个成纹，此前被描述为“箭翼状”。其实不然，它与箭翼形状有很大不同。戈或戟的扁平援体形状前窄后宽，因而在其他铜器上的两侧直边平行“ ”为了适应援体的轮廓也有所变形，前稍收窄，后端则显得宽。它们的槽内装饰有些差异，勾戟（ＸＤＭ：１３３）援两面的浅平凹槽中部隆起成脊（图四）；曲内青铜戈（ＸＤＭ：１３１）援的凹槽外形与勾戟基本相同，只是稍细长；直内青铜戈（ＸＤＭ：１２０）的援凹槽外形也是鱼形几何形纹，其中再以阳线勾勒，后半则成为抽象的鱼形，前部三角尖状，后同鱼尾分叉；直内青铜戈（ＸＤＭ：１３２）援体两面的几何形鱼形前部收得更窄，内中加饰细阳线。
新于大洋洲之外有确切出土地点的商代青铜器上鱼形几何纹几乎未见。四川三星堆的二号坑中出土的１件青铜公鸡（标本Ｋ２③：１０７）昂首引颈，尾羽丰满，造型写实，极为生动。其尾基部三圈横向带纹和鸡尾数条纵向羽纹上虽也可有阳突的“ ”，但不是单独成带，“ ”与较短的“〈”相间分布形成纹带，只能看作借用了新干大洋洲鱼形几何纹，且加以变化。湖南衡阳市博物馆藏的１件西周鸟饰青铜搏两侧栾有高突的扉棱上共镂出八只高冠凤鸟，其狭窄的基部阴刻出一系列排布较疏的“〈”纹，阴刻的“〈”间似为“ ”形，细致观察则不然，外围没有阴刻线封闭，与新干大洋洲铜器上的鱼形几何纹差别不小。湖南出土的几件春秋越式青铜鼎上，腹部主纹上下装饰阳突的“〈”组成的纹带，以长沙县金井乡干塘坳出土１件青铜鼎的纹饰最为清楚，此纹样（图五）被当地学者名为曲折纹。然而有不少研究者把它与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上的鱼形几何纹归为一体，混为一谈。彭适凡先生以为：“此种燕尾纹和一般窄细的曲折纹不同，它不仅在中原的商周青铜器上所未见，就是在南方其他地区至今已发现的青铜器上也较为罕见，是商周时期赣江流域广为流行的一种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几何纹饰。”此今的材料尚不能否定这一观点。青铜器上的“ ”与“〈”两种纹样的主要区别在前者为平面形，长大于宽，角锐较小，排列较稀，后者为粗线条，宽大于长，角钝较大，排列较密。
笔者所见较早的“〈”纹见于１件１９６０年在江苏省吴江县梅堰镇的一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的鱼纹骨匕。全器呈鱼形，前端磨成圆尖状，后端鱼尾形，纹饰为阴刻。鱼纹由圆点、圆圈、直线、曲折线、三角形组合而成。两组纵向平行的双线将纹区等分成三行列，左右两侧各刻画１２个直角三角形，其内刻划一组平行短竖线，恰如一条条鱼鳍。中层内的圆点与圆圈套合在一起，如圆睁的鱼目，４或５条曲折纹“〈”形成一组纹饰“〈〈〈〈”，“象鱼背上的鳍。鱼目纹与上下层（左右两侧一笔者注）的鱼鳍纹连结起来，又成了一个个的鱼头。一连串的鱼头，就像鱼贯而行的游鱼。”（参见古兵《骨纹鱼匕》，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第９１８页，上海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在各地出土的夏和商代陶器上较为常见的名之编织纹、横人字纹虽然也是阴刻人字曲线排列成纹，这种纹样往往是两划刻成，转折处并不顺接平滑。它们的意义是否与青铜器上的曲折纹相同还有待研究。但陶器上确实有与青铜器上相同的曲折纹，如二里头出土的１件鸭形陶鼎（Ｍ２６：１），耳表面刻出三条直线，夹持的并行二列中“〈”组成的纹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１９５９年—１９７８年考古发掘报告》第７１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在江西吴城出土的１件马鞍形陶刀（标本１９７４ＱＳＷ采：２０９）上内外两层圈点纹间夹着一圈“〈”纹（图六），排列则较为稀疏，旁有直线。（《吴城－１９７３—２００２年考古发掘报告》第３５２，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这些纹样也应与上述的骨匕“〈”纹一样与鱼发生联系，表达同一意义。
有专家在研究印纹陶器时认为一些纹样确实与鱼有密切的关系，“叶脉纹，是起源于鱼的脊骨，应更名为‘鱼脊纹’为宜”。“圆圈凸点纹，是鱼眼睛的生动描绘”。“蕉叶纹，并非源于蕉叶，同样是起源于鱼体，是对鱼翅、鱼尾的模拟，反映出对鱼的崇敬心理。”（龙福迁：《论几何印纹陶纹饰的艺术特征和起源》，《南方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１期）这些鱼的图案产生直接导源于与人类生活有关的鱼和渔猎活动有关，是人们认识鱼所经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不断提高的过程，开始可以用简练抽象的图案代表鱼，寄托对鱼的喜爱和崇敬，鱼已融入了先民的思想和意识之中。
在四川三星堆二祭祀坑中有２件青铜鲇鱼（标本Ｋ２②：７０－１２），扁体，身上阴刻线条，体中刻有一根纵线，５组双“〈”纹间隔分布，当地学者名为鱼刺纹（图七）。在同时出土的５９件铜箔饰呈鱼形Ｐ３１５，身上也阴刻同样的鱼刺纹，或密集，或数条成组间隔排布，甚至有的身上排成并行的２列。有５件（大号）金箔饰亦呈鱼形，身上刻有鱼刺纹（图八），有的“〈”线纹密集，有的分组间刺满点纹。在那件最为著名的大型立人青铜像（标本Ｋ②１４９、１５０）的内层衣的前后裾部的上部兽面纹上下是一组水平弦纹，由三条平行弦纹组成，平行线间填８组“〈”纹，每组大多数三条构成，当地学者名为波折纹。我们可以看出，从良渚鱼纹骨匕上的“〈”，三星堆鲇鱼和鱼形箔饰的“〈”，至湖南春秋青铜鼎上的“〈”，有着传承关系，均是源自鱼纹的抽象图案，即鱼的骨刺，表达相同的意义。因而名其为鱼刺纹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鱼形几何纹广泛运用于江西商代的吴城文化器物之上，主要表现在属于商代吴城文化的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上，是一种独具地方文化特点的纹饰，表观出鲜明的个性。青铜器上被称为曲折纹也是从鱼纹发展而来，线条较为抽象，装饰在器物的时间很长，与鱼形几何纹从完整的鱼形省略变化而来不同，其取自于鱼体局部——躯干骨架。我们十分惊讶地发现，即使在现代社会，这些古老的抽象鱼纹仍然为人们所使用，在现代的机动交通指示牌上，“ ”、“〈〈〈〈”符号表示车辆流动通过，仍有鱼贯而行的意思，古人的思维方式仍在延续，翻用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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