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风格，是摄影家在创作实践中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练、思想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是摄影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艺术风格的形成，是既主观又客观的过程。


　　摄影艺术创作活动，是在自然、社会、文化交互作用、相互融合的极为复杂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艺术风格也形成于这生命大舞台。


　　通过对摄影文化现象的考察，不难发现，流派现象、区域摄影家群的形成以及他们的作品风格的相似，都有着与自然生态的共生现象。中国大陆地域宽阔，自然环境差异大，形态多，这现象尤为显著。因此，探讨中国摄影风格这问题，不可能忽视自然生态对摄影艺术风格明显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影响艺术风格的因素并不限于自然生态，自然生态只有同社会、文化等因素相结合，才能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运用文艺生态学研究的方法之一来探讨摄影风格，即关注和侧重探讨摄影艺术风格与自然生态的相互关系，无意否认和削弱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文艺生态学研究的历史尽管还不及摄影史的一百五十多年，但摄影风格与自然生态的关联却是“与生俱来”的。这关联并没有因为科学的发展而削弱，反而有加强的迹象。在中国摄影史，新时期以来的摄影是最为繁荣的，也是这关联最为活跃的，所谓“西北风”、“东北风”、“西南风”、“东南风”和“岭南风”，其实都是与各种自然环境相契合的艺术风格的集合现象，陈宝生、朱宪民、王志平，陕西摄影群体，王世龙、杨晓利、陈长芬，北京王氏四兄弟，雍和、杨元昌、梁力昌、何煌友等等都是新时期涌现的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的摄影家或摄影群体。从中可以发现，自然力对摄影家有着一定的启示，如岭南摄影作品的清丽，江浙摄影作品的隽秀，东北摄影作品的雄浑，高原摄影作品的苍茫，西北摄影作品的深沉等，呈现出艺术风格的空间组合现象。


　　我国的地理位置，处于中、低纬度，跨纬度很广，拥有五带。从经度位置看，东临太平洋，西部深入亚欧大陆内部，海陆兼备。境内各种地形齐全，气候复杂多样，无论从地形还是从气候等因素看，南北差异和沿海内陆差异总体都较大。这种自然生态环境，无疑对地域文化的产生、丰富和发展是有利的。实际上，中国大陆摄影风格的地域色彩虽然各有地域特点，但概分起来又以东北、中原、西北、江南等地区较为集中。如果再进一步区分，则以南北区分为大势，这恰恰与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有趣的照应。


　　西方学者亨廷顿和汤因比的地理决定文化论虽有片面之处，但自然气候与精神气候有一定联系却不可否认。从宏观看，自然生态的变化，常常会引起文化的变迁和兴衰。摄影作品也是一种物质结构、一种物质独有的存在形式，必然包含有时空因素，其产生具有地域性。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与周围的自然生态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自然界作为摄影创作对象，必然会对创作者的审美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次，自然环境因素对区域摄影家群的形成，对摄影家作品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有着密切关系。一如江南的灵山秀水，山青葱苍郁，有无限生机，水清净透澈，见无限清明，景无极致、钟灵毓秀的自然环境，便熏陶出以灵秀和谐见长的怡人的艺术风格。北方的大地，古朴苍劲，酷烈刚阳，广袤雄浑，有浩然壮气注入血脉。高原大漠，崇高悲凉，无论活得浓重还是潇酒的人都由此获得对自身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感悟，从心灵深处激荡起民族精神和古老文化的悠长回音，由此孕育出沉重撼人的艺术风格。因此有人说，不论哪儿，一眼便能看出陕西人的作品。


　　地平线和海平线上，太阳冉冉升起，让人产生的却是极不相同的联想。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提供给人的也是各不相同的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如江苏、苏南出了马玉焕、陈健行等著名小品、园林摄影家；但纪实摄影的“市场行情”就不行了。苏北地理与北方相似，艺术风格也就相似于北方，纪实风格就较明显。可见，自然生态作为环境的重要因素，必然会对摄影家艺术气质和创作活动发生影响，形成地域性的艺术风格，进而形成地域性的摄影家群体流派，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相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下，摄影家的风格可能各异，但其中必会包含着由于自然生态影响而形成的共同的东西。或者说，摄影家风格的基调与周围自然生态的基调之间总能达成默契。自然生态对摄影风格发生的影响具有普遍性，意即是一般而非具体的影响。杨晓利以现代建筑风光摄影而独树一格，我们不难从其作品中看出强烈而深沉的“北方的风格意味”。梁羽泽和梁力昌同以静物摄影见长，尽管时代不同因而风格不同，但也不难发现两者都有着“南方的风格品味”，精致、俏丽而和谐。特定的自然生态条件，正是孕育特定地域性摄影艺术风格“原型”的自然土壤，进而构成其生存发展的一般生态环境，它是摄影风格形成的“基数力量”。再次，自然环境对观众的审美情趣也会发生影响，观众的审美情趣又反过来影响摄影家的创作活动。毫无疑问，观众也是环境因素之一。法国学者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认为环境决定艺术品的种类。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不考虑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观众就只接受同其习惯审美情趣相一致的艺术风格，这情况就具体来说不一定是绝对的，但普遍而言是存在的。就如崔健在广东总受冷落一样，摄影界的“西北风”、纪实风潮在岭南就始终刮不起来，因为观众没有大悲大喜的审美需求。江苏有的摄影家甚至不敢拿出纪实作品，因为“没有市场”。反之亦然，南方摄影家的风格也每每让北方的观众不以为然。因此，自然环境不仅影响着摄影艺术风格的形成，还影响着它的播散。新时期摄影各种风格有的播散很快，有的较慢，有的传播轨迹较长，有的很短，适应的传播层次也不同，就与自然环境的影响有关。此外，当代摄影划分流派常有人以地域为标志，但一种风格流派实际并不局限于一地区，还可以以变奏曲的形态通往其它具有相似自然生态条件的地区。所以，以自然生态条件为依据才能论证风格流派与地域相一致又不相一致的关系。


　　自然环境因素不仅对摄影艺术风格有着促进作用，还有着制约作用。首先，它表现为相对稳定性。艺术风格的形成是长期的过程，自然环境对它的影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此而形成地域性艺术风格的相对稳定性。艺术风格不会因一朝一夕的周围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君不见，北方来的彭振戈在广东拍出了京味的《广州大丈夫》，江苏的摄影家在西北却拍回了《大漠舞斜阳》，岭南摄影家拍出来的西藏高原却也总是透着秀丽精致的广味。其次，自然环境对艺术风格的制约作用表现为局限性，艺术风格总是对应着一定的创作形式和内容，使得创作者在某些方面可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也可能在另一些方面感到力不从心，无所适从。地域性风格对摄影家的作用，往往挥之不去，无可选择，从而局限了摄影家艺术追求的天地。正如北京的汉子无论如何“雅皮”都无法变成瓷器，上海的小生无论怎样地“顽痞”都无法变成毛坯。江苏的摄影家甚至直言：既然无法选择地域，也就无法选择地域性艺术风格，自己是无法转变成西北风格的。在这方面，似乎南方的摄影家感觉尤深些，困惑尤重些。事实便是如此，摄影艺术风格的追求当然不应该有禁区，但肯定有些难点就是周围自然环境赋予的。


　　历史上，区域性文化曾经对各地区的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中国摄影史虽然不长，但也不例外。计划经济时代，地域性摄影文化缺乏活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空间，受到抑制，从而也妨碍了全民族摄影文化的发展，摄影几乎无风格可言。改革开放，为摄影家提供了追求和展示艺术风格的良好条件和宽阔空间，促进了地域性摄影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十分独特的地域性摄影风格现象，正越来越引起摄影界的关注，引发出不同的态度。如今被广为认可的“西北风”，其路途也曾坎坷；而“东南风”、“岭南风”的路途似乎更为艰难。“浅薄、浮泛、文化沙漠”的揶揄有之，惋惜、责难、贬斥者亦有之。这境遇难免令人困惑，因为既认识到自身风格的份量不足，又感到无可奈何，不知路在何方。当然，持相反看法的也大有人在，这矛盾即使是在同区域的摄影家群内也尚未统一，看来也不会很快统一。不论如何，自然生态环境对摄影艺术风格的作用以及地域性摄影艺术风格逐渐强化的趋势，恐怕是谁也不会怀疑的事实。可幸的是，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摄影界已开始从早年的浅层次，上升到较为全面科学的理性层次来探讨了。这方面当推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于一九九二年举办的“首届岭南摄影研讨会”，鲜明地扬起了建构地域性摄影文化风格的大旗。还有“西部风情摄影创作研讨会”，江苏的“小品摄影研讨会”等。其中涉及的好像只是地域性摄影风格的问题，但谁又能肯定，它不会由此生发出新的摄影文化形态？


　　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文化新时代即将到来，一切从固有思维出发对地域性摄影风格的自卑或者排拒都是不足取的。北方的摄影家尽可以继续反思，用深沉的思索去清除附于我们民族身上的过于沉重的梦魇，以朴实无华的粗犷风格来强化摄影的见证性和揭示力量，同时也需要关注文化新时代的脚步声。南方的摄影家能否凝眸注视和思索一下，把趋同于北方的风格品味变成区别于北方的风格品味。须知鲜明的自然环境特色就是一种文化优势，如果无视或抛弃这特色，盲目追求苍茫、辽阔和壮美的艺术风格既不可能也不实际。这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优势，对艺术风格的追求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只要提高到艺术的高度，南方的灵巧、潇洒、清新、艳丽完全可以同北方的苍茫、辽阔和壮美风格相照应。当然，并不是说南方的摄影家可以自满自足，如果满足于红红绿绿的浮光掠影，则很难不会是轻浮的艺术风格。


　　摄影艺术的任何风格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和存在价值。对于地域性摄影风格，我们不该抱着“不共戴天”的态度，而应相互承认和相互理解，无须作你高我低的比较和争论，应该用时代性的座标来重新衡量地域性的摄影风格。文化新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地域文化作为全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其风格将受承认、地位得到加强。中国摄影风格的形成，必定是各区域摄影风格汇集的成果。因此，创作主体不论身在何处，如果自大自卑，都不过是目光如豆的浅见。导向上，不应厚此薄彼，过份渲染某一地域性风格，以致客观上忽视或干扰了其它风格的开拓和发展，除非希望中国的摄影风格出现新的大一统。当然，江山虽依旧，时代已变迁，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摄影今后的地域风格将会出现各展活力、各领风骚、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最后，让笔者借用秦牧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凡是具有异常特色的地域，可见的题目和好做的文章就多了。”

　　本文入选港澳摄影协会举办的“第二届华人华裔摄影家影艺研讨会”，发表于该会编辑出版的《华人摄影论文选集·一九九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