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又称“佛郎”、“发蓝”，是覆盖于金属制品表面的一种玻璃质材料。它最早出现于东罗马帝国的佛区，故人们将此地的音译称呼这一工艺。珐琅器于12世纪从阿拉伯地区直接或间接传入我国，珐琅工艺技法则在元人后期传入我国。按我国的传统，附着在陶或瓷胎上的玻璃质称为釉，而用于瓦片建材上者称为琉璃，涂饰在金属器物外表的则称为珐琅釉。玻璃、瓷釉、琉璃和珐琅釉原料大同小异，主要的成份都是硅酸盐类。惟后三者需与不同材质的胎体结合，因此在制作技术上要兼顾釉与胎两者的理化性质。


常见的珐琅釉料的是将石英、长石、硼砂、氟化物等原料按照适当的比例混和，分别加入各种金属氧化物，然后研成粉末，再烧结成硅酸化合物与硼酸化合物的混合物，因其不具规则化的晶格，故没有固定的熔点，仅有固态与液态互变的温度范围，大致底釉在820℃～870℃，面釉在790℃～840℃之间。通常是先将原料烧成基本釉的熔块，在制作的过程中再加入需要的金属氧化物，也就是以金属离子特具的颜色而使珐琅釉呈色，或成为胶状，或悬浮状的粒子对光线的色散或吸收而呈色，例如氧化钴呈蓝或紫色、氧化铜呈蓝绿色、氧化铜混和氧化钴则显青色、氧化亚铜呈红色、氧化镍在含钾之釉中呈红色、在含钠之釉中呈黄绿色，又如氧化铁单独使用呈褐色，与氧化钴及二氧化锰合用则呈黑色或黑褐色。


所谓珐琅器，是将经过粉碎研磨的珐琅釉料，涂施于经过金属加工工艺制作过程后的金属制品的表面，经干燥、烧成等制作过程后，所得到的复合性工艺品。珐琅器的胎体，一般以铜中铜合金为胎，清代偶以金、银及合金为胎。以铜或铜合金（青铜）为胎体，除了较经济之外，从材料学的角度分析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铜在空气中表面易形成氧化层，当其与釉在高温下作用时，较易与珐琅釉结合成中间层，增强釉在胎表的附着力。珐琅器根据制作的技法分类，主要有掐丝、内填（錾胎）和画珐琅三种。


画珐琅的制作方法是：先于红铜胎上涂施白色珐琅釉，入窑烧结后，使其表面平滑，然后以各种颜色的珐琅釉料绘饰图案，再经焙烧而成。画珐琅富有绘画趣味，故又称“珐琅画”。


画珐琅的制作技法，起源于15世纪中叶欧洲比利时、法国、荷兰三国交界的佛朗德斯地区。15世纪末，法国中西部的里摩居，以其制作内填珐琅工艺为基础，发展成画珐琅的重镇，初期制作以宗教为主题的器物，后来逐渐制做成装饰性的工艺品。随着东西贸易交往的频繁，尤其自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平定台湾以后，禁海开放，西洋制品开始涌入，西洋珐琅便由广州等港口传入中国，并就地设厂研制，称之为洋瓷，宫中则称其为广珐琅。当时，广州的产品多保留着西方文化的韵味，由于烧造技术不高，釉料呈色不稳定。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聘请法兰西画珐琅艺人陈忠信来京，在内廷珐琅处指导烧造画珐琅器。其式样、图案主要是中国风格，少有西方画珐琅的特点。


我国烧制的画珐琅器造型稳重浑厚，与瓷器中的粉彩相似，而欧洲的画珐琅器，胎体一般比较轻薄，表面具有较强烈的玻璃光泽。


画珐琅工艺约于雍正年间传入苏州地区，在浓厚的工艺基础上，苏州生产的画珐琅作品风格独具，从而形成了内廷珐琅处和广州、苏州三大画珐琅生产中心，产品各有特点。


康熙朝的画珐琅


康熙年间生产金属胎画珐琅的机构主要是内廷设立的珐琅作。画珐琅至迟在康熙三十年宫内已试烧成功，与康熙三十五年研发成功的瓷胎画珐琅相去不远。从有关资料来看，画珐琅进入技术成熟的精制阶段，应是在康熙五十七年，武英殿珐琅作归属养心殿造办处的前后。
最初生产画珐琅的技术不成熟，胎体与掐丝珐琅一样较沉重，器物体积小，以实用的碗、盘、壶、瓶、盒等日常用具为主。釉色少，颜色也不纯净，釉色灰暗无光，色彩互相浸染渗透，画面模糊，这显然是由于烧炼技术不成熟的缘故。


康熙后期的画珐琅充分显示出画珐琅器薄、平、光、艳、雅的特性，胎骨由试制阶段的厚重逐渐趋于轻薄，釉质温润细腻。器型种类增多，除碗、盘外，常见唾盂、香盒、花瓶、鼻烟壶等生活用品。还用画珐琅技法仿造宣德炉。釉色增多，颜色纯正鲜艳，图案清晰，显示出烧造画珐琅的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作品多以黄釉作地，黄釉呈明黄的色调，釉色光泽亮丽洁净的程度，可居三朝之冠，亦有少量白釉或淡蓝釉为地者，上压红、粉红、绿、草绿、宝蓝、浅蓝、赭和紫等彩釉；黑色开始启用，但色涩而无光泽。装饰纹样以写生花卉及图案式花卉（缠枝花卉、折枝花）为主，也有极少许传统山水风景。花卉主题为玉兰、牡丹、茶花、桃花、荷花、梅花与菊等。花间有的还缀以蝴蝶、蜜蜂、锦鸡、鸟等，增添了画面的活力。绘画技法，图案式的花卉是以浅色凸显花瓣的轮廓，至花心渐深，并以深色的线条细致地绘饰花叶的脉络；相反的也有以深色细线精确地勾勒出花瓣和叶片形状，再以晕染的方式表现出整体的形状与颜色。写生花卉部分也采用恽寿平、蒋廷锡的没骨花卉的绘画技法，至于传统山水则具王石谷、王原祁的绘画风格。画风极细腻，色彩谐调。


新兴的画珐琅色彩鲜艳明快，豪华富丽，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凡精美之作，在器物上署“康熙御制”款。从文献记载中可知康熙对画珐琅器的浓厚兴趣，他不仅命西方传教士画家和宫廷内画家为珐琅处画珐琅器，还从法国召来烧画珐琅的匠人为其服务。但所有绘画都必须符合皇帝的旨意，皇帝不喜欢西洋油画的风格，所以，康熙时代的画珐琅都保持着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


雍正朝的画珐琅


雍正时期是画珐琅生产逐渐兴盛的阶段。雍正皇帝对新兴的画珐琅情有独钟。客观上刺激画珐琅的生产，数量增多，式样不断翻新，图案、釉色有新的发展和变化。


雍正时期的画珐琅器仍以小型器物居多，以鼻烟壶为大宗，造型工整别致，釉色亦鲜亮。造型亦有形制非常特殊者，卵形小壶、成套本盘，多层式烛台、天球式冠架、多孔式花插、仙桃式洗、筒式熏炉、八宝法lun等都是前期画珐琅中少见的新鲜式样。


装饰图案除缠枝花卉外，仍以草虫、花鸟为主要题材，寓意吉祥的图案显著增多，往往以西洋式的花叶纹或图案式的西蕃莲及荷花为锦地，配合画传统的四季花卉、竹石、鸟鹊等吉祥纹饰；器形的式样多，例如圆、椭圆、桃形和不定形等。画风极细腻，但有些纹饰则过于繁琐。


釉色以黄色为主，黄釉呈杏黄的色调，色感厚而光泽差。还出现了新的釉色。特别是以黑色为地、上压彩色花纹的作品是前所未见的，这种黑釉是雍正时期烧成的，所以格外受到皇帝的青睐，即使烧制其他彩釉作品，在局部也可看到绘制黑釉花纹的现象。这种运用黑釉的手法是其他时期罕见的。
雍正年间的珐琅工艺的突出成就是自行研制成功了新的珐琅色釉20余种，极大丰富了珐琅色釉种类，为乾隆时期的金属珐琅工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朝的画珐琅


乾隆时期的画珐琅工艺，发展突飞猛进。乾隆皇帝酷爱珐琅工艺，还积极支持画珐琅的生产，还命令宫廷画家多次参加画珐琅的生产，质量高，许多前所未见的新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在图案、色彩、器型等方面都有所创意，有所突破。


乾隆时期的画珐琅器型变化很多，包括仿古青铜器、仿康雍二朝的器皿等。还出现了大型器，许多插屏、挂屏、熏炉、画缸、大瓶等都是用于宫殿内的重要陈设品。这些器物不仅形制高大，而且制造十分精致，与高大的建筑交相辉映，更显得气势恢弘。造型式样显示出多方面的追求。帝王后妃盛放物品的画珐琅盒有圆形、方形、长方形，以及梅花式、葵花式、瓜棱式，还有屉盒和攒盒。


乾隆朝画珐琅的装饰工艺趋向稠密细致堆砌式的特色，并往往与内填珐琅制作的技法表现在同件器物上。在绘画的部分，有些以掐丝为架构，例如画房子时，则以掐丝为轮廓，藉此增加釉在胎面的固特力。出现了仿青花瓷、仿内填珐琅、仿掐丝珐琅等多种效果。黄釉的色调变化多，明黄、淡黄、橙黄等都有，明黄色的光泽度不及康熙朝。


绘画的风格中西合璧是这一时期的特色。不论是焦秉贞、冷枚等以中法为主，参用西法的新画派，或是郎世宁师徒以西法为主，参酌中法的油画方法，都有异曲同工之妙。纹饰题材丰富，纹饰中有缠枝花、折枝花、四季花卉、鸟虫异兽和几何纹图案。还普遍地采用西洋式卷草纹和百花纹为锦地，开光处绘西洋仕女、课子图、港口与西洋房舍。画面处理多采取色彩渲染的手法，增加了层次感和立体效果，且十分注重人物神情的刻画，手法颇有几分西方油画的风格。所画的景致与人物和当时的瓷胎画珐琅上的纹饰雷同，应是遵循固定的画稿，因此画面往往是大同小异。


广东地区制造的贡品中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工艺，即在金属胎上贴金花或银花，表面再罩上透明的蓝色或绿色珐琅釉，金花或银花从釉下透出，表里呼应，分外晶莹。有的器物釉下没有金花或银花，纯以透明的釉色展示出独特的魅力。


总的说来，乾隆时期的画珐琅工艺，主要有宫廷样式和广州样式两种。宫廷样式的画珐琅器则侧重传统的工艺手法，图案严谨工整，画工精美细致，釉色温润细腻，多以明黄色作地，具有浓厚的皇家气息。广州样式的画珐琅器，更多吸收了欧洲艺术风格，构图多以欧洲大卷叶纹为装饰，线条奔放，器型新颖，胎体轻薄，釉色明艳。


清晚期的嘉庆初年，画珐琅还保持着乾隆时代的某些遗韵，画珐琅器的生产也有几分成就。此后，随着国力的衰退，画珐琅器的生产已然是日薄西山，虽曾一度出现回光返照，但毕竟是气息奄奄，无力回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