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上海出席张海书法展，与张海先生倾谈“书法代表作”问题，更加坚定了个人代表作与历代书法经典传承与创新的关系的看法。张海先生认为：一个成熟的具有鲜明风格的书法家经过久久的努力，创作出了一幅或者若干幅达到空前高度，能充分代表其某一阶段艺术水准的作品，即可称为艺术家的代表作。代表作的审美特征是：很高的民族高度，在艺术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必须有风格，而且被社会所承认；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更深一层看，书法代表作把书法文化性、经典性、精神超越性放到前位，在书法家成熟的风格中强调书法的视觉个性张力，见证其向书法高峰冲击的历程。从“外师造化”到“中得心源”，由取法乎上到转益多师，在与经典的精神互动、形式应答、文化传承中获得“临与创”辩证关系：在临写中创，在创中临写。以经典为依托对传统加以延续，以经典作为创生高水准书法的广阔地基和坚实基础。

代表作是书家人书俱老的生命见证。一个人敢在中年变法乃至老年变法，犹如破茧成蝶一般在新形式的完满中升华出精神魅力、生命激情和磅礴的超越理性。代表作必得充满大气盘旋的气势，体现出一种“大书法”和“大境界”。哪怕是手札、手卷、长卷乃至小斗方都体现出一种正大书风。这种大气磅礴的雄浑书风之“大”，一方面表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正——正宗、本源和根本；另一方面体现创新的力度，在笔画结构和精神元素诸多精神维度取向上，具有大师般的文化眼光和审美诉求。


书法代表作是形成个人风格之后的书法文化魅力的体现。一般而言，书法界有一值得重视的现象，大凡书法大家都不太愿认同自己仅仅是书法家的身份。林散之先生的墓志铭是“诗人林散之”，启功先生说自己是古典文学教授，沈鹏先生更在意自己是一个学问家。看来文化和书法确乎紧密相关，正是文化使得书法中的各种经典风格把握、吸取和独创，能突破自己一时一地之书，并指向未来书法发展的主导性方向。


代表作是对社会公共领域的书法新形象认同。书法只要是张挂出来传递出去就有两个文化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社会共同体的公共领域的评价机制，其价值有赖于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评价；二是书法时代和社会共同营造的书风大潮，对书法评价的非对称性。在公共空间的文化影响力增大的情况下，书法代表作评价机制变得更为复杂多元。


其实，人类历史长河中每一步推进都微乎其微，仅仅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一点点新意而已。在我看来，中国历代没有单纯的书家，大书家大抵都是学问家，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莫不如此。黄庭坚追求书法之“韵”提出“去俗”的最佳途径就是多读书以使胸中有书千卷，因此推举苏轼书法为宋朝第一，进而认为“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有何足贵哉”？（黄山谷《山谷题跋》卷七《题王观复书后》）古代士人或家学渊源或出身科举，都有着丰厚的文化根基，保证了书法在古代中国达到艺术与文化的高度整合。20世纪许多大书法家同样是文化大家，如沈尹默、林散之、启功等，其书法代表作超越技法结构层面的艺术话语，坚持以文化胜心性胜的书法文化本源。


可以说，传统经典对代表作的创新性面世至关重要，这一重要性在于创新性三个维度之中：其一是“原创性”，是跨时代的首创，其新异性影响后世千百年。“原创”有几条原则：它直接成为经典；它会历久弥新；文化软实力能量巨大；它是不可多得不可端倪的神来之笔。其二是“创新性”，是一时一地或是一个流派，人们会为它的新奇而震惊，但其影响超越不了这个时代。其三“标新性”，其标志是成为“事件”，发现什么成潮流成气候就标新立异，结果很快被另一种比它更标新立异的东西所取代。


我注意到，当代走近经典的书法风尚已然淡漠，书法家代表作处于长久难产之中。有的书法家日复一日的自我低水平重复，书法界大量非代表作的灌水之作大行其道。因此，当代书法在20世纪后期群众运动之后，亟需推出新世纪名家和大家的代表作，简少行之有效的代表作创作、评价、展出、宣传制度。如果书法家有意识地吸收传统并可持续地攻克当代书法新高度，尽量减少平时大量的低水平应景之作，定会激发生命巨能并创造出自己的代表性作品。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书家自荐与权威专家认定相结合中，推出21世纪的名家乃至大家的代表作，认定其作品超越性价值，定当对当代中国书法的去痞子化、再经典化和世界化做出有力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