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艺术，也是文化。

我们评价书法艺术，常常从笔法、气韵、气势、精神等方面讲起，用舞蹈、音乐、诗歌、哲学等文化现象的特殊概念演绎其道理，却总是恰如其分，丝毫没有捉襟见肘的生疏、隔膜。这正说明书法艺术作为文化所表现的博大精深，所以，书法艺术的欣赏与研究中能够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种叙说。

书法就其实质而言，应该是文化生活的一种基本形式。无论其怎么养发展变化，都离不开不同历史时期具体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诸如当年的硬器刻写，到后来的毛笔书写，器的成分深刻影响到艺术表现方式与书写者的表现理念。当王羲之、王献之成为书法艺术成熟发展的代表标志时，文化的意义就越来越成为我们理解书法艺术的重要问题了。读孟云飞《二王书艺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有感于其文化视野与研究方法之可贵，用力之精深，叹为观止。

《二王书艺研究》所关注的其实就是具体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对于晋代书法艺术峰巅具体造就的一段特殊历史。

他在《二王书艺研究》中给我们展示的，与其说是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书法艺术的师承与风貌，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与社会风尚、社会思潮的复杂联系在他们书法艺术中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展示了他们的书法艺术所依据的文化生活背景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精神。

在中国书法历史上，王羲之、王献之的出现，是晋代社会文化历史造就的文化现象。诸如作者自己在“前言”中所说，两晋之际，书法之所以如此繁荣是源于时代的需要，是因为纷乱的时局、活跃的思想、频繁的交流等因素直接促使、推动了书写艺术的演变，从而形成晋代书法艺术的繁荣。孙过庭《书谱》曾言“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那么，如何“兴”与“易”？即推动艺术与文化发展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我读范仲淹《奏上时务书》，其常常述说“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后薄，见乎文章”，其又称，“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给我许多启发；其最常引述《周易》中的一句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讲究“变”的道理。因何而变？亦如其言，“厚其风化”。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诚如是。穷在一定的艺术形式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就会表现出一定的惰性，也穷在社会生活对于世风的影响与其对于一定艺术形式的选择、需求与呼唤。

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可以与前代或后世能够媲美的艺术，除了魏晋文章，只有书法。而书法，在晋代社会的繁荣与以二王为标志所达到的登峰造极的景象，也就是对于社会为一定艺术形式的选择、需求与呼唤所做的应答。二王所处时代，社会政治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民不聊生，而为何出现书法艺术的横空出世，峻极一时？尤其是“高平陵事件”等，大批名士遭司马氏杀戮，山涛、阮籍等人或得过且过，随波逐流，或义愤填膺而无奈，只能压抑自我，悲愤欲绝。消极，游弋于政治之外，成为士大夫相当普遍的文化选择。作者说，这种积郁已久的情绪，正是书法艺术创作发展的重要动因。与此同时，晋代统治者也注意到应该变通统治策略，以怀柔的方式化解一些不必要的社会矛盾与文化冲突，而且，许多帝王都有对于书法艺术的爱好，如人所言，其时“书家颇多”，“上自天子，下至臣庶，互相陶醉，浸成风俗”，司马氏帝王世家附庸风雅，喜爱书法者尤其多；这些因素都有益于上行下效，推动社会雅集于书法，诸如著名的“兰亭修禊”，即这一现象的表现。祓禊作为一种古老的世俗宗教，能够引发文人雅士的情感净化与升华，包括他们文化生活与书法艺术的表现方式；书法艺术在这样的文化生活环境中自然能够得到特殊的发展空间与前途。

但是，即使是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人群，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杰出的书法艺术家。二王的出现是中国书法艺术历史上的奇迹，尤其是个人的艺术修养与思想境界的培育，宗族、世风等因素具体影响到他们的成长，特别是书信写作的文化交流方式，吟诗作画的时尚，夸耀书名，激励自我，而且社会兴盛起收藏书法作品的习俗，都促使这一历史时期的书法艺术迅速繁荣起来。当然，形成书法艺术大家，关键的还是书法家个人。

特别是家族的文化承传，是二王艺术创造的重要因素。家学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持续发展的特殊条件，如人云，耕读传家久，诗书礼仪长。家族之内的文化循环，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普遍性意义，通常是我们所忽略的内容，而研究王羲之、王献之书法艺术成就，就不得不深入探讨家族文化传统与文化教育方式。诸如王羲之受教育于家族的同时，吸收了钟繇一系的书法艺术精神，直接受到卫铄的指教，特别是其从父王平南的书画艺术的影响，其“博精群法，特擅草隶”，“备精诸体”，都与善学善化相关。王献之“高迈不羁”，“风流为一时之冠”，其用情于《洛神赋》为最，与其父执一样，多才多艺，以楷书、行草等书法艺术名于世，称为“小王”。而其师传，不用说，其父亲王羲之的直接影响是最重要的因素；自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草书、行书、正书诸体焕然一新，“风俗一变”，更重要的就是家传。

家传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传承方式，今天，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概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我们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又何尝不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呢？这些年，我们的国家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仅仅把这些传统的内容简单的作为落后的腐朽的东西扔掉，而且，在许多学校还开办了书法艺术不同层次的学科教育。我每每想起一个散文家把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一度落后归结于毛笔，就格外气愤，世俗的浅薄，其实就在于对于文化的无知；并不是说能够写几篇文章就懂得文化！在许多时候，文化与传统是并行的。当我们愈来愈看到文化与传统的价值时，事实上，我们的目光就愈来愈远大、明亮起来。对于书法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内涵而言，尤其是这样。

一般来说，文化是生活的表现形式，一定的时代，形成一定的社会生活，而一定的社会生活造就一定的文化精神与一定的文化形式，即文化造就艺术，自然包括对于书法艺术的培育。没有文化，所谓艺术就徒具于表；或者可以说，没有文化的艺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与精神。王羲之的书法首先是一种文化，然后才是一种艺术。当然，一切艺术都离不开对于具体社会生活的具体感受。如《晋书》“王羲之传”称，“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尚谒周岂，岂察而异之”，“于是始知名”，其后“以骨鲠称，尤善隶书”，其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时人称之为“王氏三少”。及其长，曾经做秘书郎、右军将军等职务，主张“政以道胜，宽和为本”，注意体恤百姓，为人正直，是一个喜爱儒、道、佛学，崇尚黄老之学，乐于游山玩水的“风流才士，消散名人”，留下袒胸露腹、写书换鹅等佳话。而且他的绘画与音乐、文学艺术水平相当高，“丹青亦妙”，“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应该说，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诗歌、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它们相互促成一种奇妙的境界。这才应该是王羲之书名大胜的关键因素。孟云飞对于二王的书法艺术成就所做的把握，正因此而非常清晰、深邃、准确。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不懂得书法艺术的历史，就不懂得书法艺术作为文化生活在社会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所显示的规律，就不懂得书法艺术真正的价值与精神所在。

套用一句俗语，可以说，文化不是万能的，而没有文化，则却是万万不行的。文化是一把钥匙，是解开艺术奇迹包括书法艺术如何形成郁郁葱葱的群体奇迹的关键。孟云飞对于书法艺术的历史性生成因素进行甄别，钩沉，做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与挖掘，更重要的是他凭借自己对于书法艺术创作的具体感受，述说二王书法艺术的生成与得失，尤能够得其真谛，讲出书法艺术作为文化生活、艺术生活的实质。他从文化历史的综合研究出发，以一个学养深厚的书法家的视野透视二王，乃如此精妙。

本文作者：高有鹏，河南大学教授、博士、中国神话学会副会长、中国地域文化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庙会文化》、《中国民间文学史》、《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等10余部，独立承担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社科项目等10余项，出版长篇历史小说《袁世凯》等文学作品；被称为"我国第三代长篇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曾提出"保卫春节，守护民族文化传统"，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高有鹏教授多次做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介绍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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