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中国雕塑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学院传统的雕塑家运用写实方式表达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在具象的语言中注入了观念：研究新材料的雕塑家致力于探讨现代材料与形式结构的结合，以抽象的视觉形式表现人的心理真实；还有一些前卫雕塑家涉足于雕塑与装置的结合地带，使空间、材料和现成品（ Ready-made）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相联系。在1990年代的后期，由于中国迅速进入一个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以城市雕塑为主要形式的公共雕塑的发展，与当代建筑、城市规划、居民小区建设的联系日渐密切，从而走向了公共艺术的领域，拓展了中国雕塑的创作格局。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雕塑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它表现为雕塑正在走出肖像与写实风格人物的统一模式，向一切可能的艺术资源开放。这种雕塑的开放包括：一、向多种材料开放，从传统的泥、木、石膏至各种现代材料，并探索出相应的材料处理与加工技术。二、向多种语言形式开放，从比较单一的写实人体，到多样化的雕塑语言形式，如抽象、变形、极少主义、中外民间传统雕塑等。三、向雕塑的艺术史开放，学习借鉴中外雕塑史上的重要艺术家和风格。四、从室内向室外空间的开放，让雕塑从美术馆走出，与城市、自然环境相结合，提高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质量。在这一开放过程中，中国雕塑家坚持了对雕塑艺术的本体研究，即在雕塑与环境、雕塑与空间、雕塑与材料、雕塑与观念等方面，探索中国当代雕塑的鲜明特征，使中国雕塑进入中国当代文化的主流。

　　格的多样化，特别是雕塑家们普遍地注意到了材料的硬质化。反映了中国雕塑家对新的现代工业材料的重视。

　　1993年举办的“海峡两岸雕塑展”加深了中国大陆雕塑家对于雕塑材料语言的重要性的认识，增进了他们对世界艺术信息的了解，在材料与现代雕塑语言的探索上开始显得活跃。

　　1994年在中央美院画廊举办了隋建国、傅中望、张永见、展望、姜杰五人雕塑系列展，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对当代人精神状态的思考。这个系列展提出了观念与材料、雕塑与装置的关系等问题。此后，有不少雕塑家展开了对装置艺术的研究，这不仅推动了中国装置艺术的发展，也促进了雕塑自身的发展。

　　1996年在四川成都举办的“雕塑与当代文化”的展览与学术研讨，是中国雕塑的一次反省与检阅，艺术家们探讨了雕塑家面临装置和现成品的挑战，如何确认雕塑家对待现实世界的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雕塑艺术的特性和它切入社会文化的独特方式，研讨会确认了雕塑艺术对于生命存在价值的终极关怀，也强调了它对于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建设性参与。

　　1990年代以来，一些有前瞻性眼光的批评家积极地参与了中国雕塑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中国雕塑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有关20世纪中国雕塑史、中国雕塑教育与创作的研究也在学术层面上展开。1996年以来，北京、深圳、成都等地的雕塑创作活动与展览十分活跃，这些展览和学术活动一般都由艺术批评家或策划人提出学术主题，选择艺术家，具有嵌入当代文化环境的价值。

　　2000年可以称为中国雕塑年。5月在青岛举行了庆祝青岛雕塑艺术馆成立的“当代雕塑邀请展”、“希望之星展”及20世纪中国雕塑学术研讨会；9月在杭州举行了“第二回青年雕塑家邀请展”；12月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行了“第3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

　　2001年一个名为“时空平台”的室外雕塑展在北京西单广场举办，同年在北京延庆公园举办了以“自然、人、生命”为主题的国际雕塑邀请展；2002年在北京石景山国际雕塑园举办了以“交流、融合、超越”为主题的国际雕塑邀请展。在深圳华侨城生态园、青岛雕塑艺术馆、桂林愚自乐园、天津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长春、威海等城市，通过政府、美术馆、民间企业连续多年举办的国际雕塑创作营和雕塑展，建立了自己的雕塑园。这些展览和雕塑园集中了数十件乃至上百件的雕塑作品在室外陈列，与公园、广场的绿化环境共同营造了一个具有浓郁艺术氛围的公共休闲空间，这显示了地方政府对于公共雕塑对人居环境的整体性

　　更具有公共艺术特征的是政府与城市规划部门与雕塑家共同努力，结合城市改造，对某些城市公共空间所进行的综合性公共艺术规划与建设。例如北京市城市雕塑管理办公室与东城区合作，邀请雕塑家与规划、园林等部门共同参与了王府井大街、皇城根遗址公园的改建与兴建；北京建筑雕塑艺术工厂的雕塑家们在朝阳区红领巾公园、怀柔雁栖湖景区进行了整体性的公共艺术设计与创作。上述公共艺术项目透露出一个鲜明的学术趋向，即雕塑家对当代环境与公众生活中的关注，这表明中国雕塑家对艺术的公共性或者说公共艺术有了初步的自觉意识。向公共艺术的转型标志着中国雕塑更加贴近中国社会的发展，雕塑艺术能够将变革时期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以物质的形式固化为永恒，从而参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与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