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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彬壶探究

宜兴紫砂艺术已经绵延数百年,以其温雅细腻的质地、千姿百态的工艺造型和特有的文化气息以及茶香浓郁不放、茶汤隔夜不变味、保温而不烫手等特殊的功效为古今中外的文人雅士所喜爱,在中国陶瓷艺术史卜独占一席之地。

  我国饮茶习俗有着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作为饮茶之用的紫砂茶具的历史也相当漫长,过去很多人认为紫砂茶具始于明正德年间,最为著名的是“供春壶”。1976年在宜兴羊角山发现一座专烧紫砂器的古龙窑,窑址中堆积了人量的紫砂陶片,经粘接复原后,器物主要是壶、罐两大文,经南京博物院组织专家进行鉴定,此窑的年代应为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此外,镇江博物馆在南宋废弃的井中也发现有紫砂陶器残片。由此可证,紫砂茶具始于宋代,这种观点逐渐被人家认同。

 北宋紫砂创始初期是地道的实用器物,古朴浑厚,经济耐用,与明中期以后的风格迥然不同。明以前的紫砂壶用于烧水煮茶而没有更多的装饰。明初,在饮茶习惯上改为散茶,即把茶叶放进卡内注入沸水冲泡,讲究品茶,开始召视茶具的装饰,逐渐地由单一的实用功能向艺术审美功能转化。

 明中期以后,文人士大大阶层的参与品评和提倡使紫砂艺人的智慧和灵感得到充分发挥,出现了时鹏、董翰、赵良、元畅四人制壶名家。时鹏之子时大彬是晚明最负盛名的紫砂大师,最初访制供春壶。后来他来到江南太仓,结识了陈继儒王时敏、王鉴等著名学者和书画家,共同探讨茶艺、品茶之道,深受启发,因而改制小壶,以便适应文人阶层追求淡雅、超俗的审美风尚。明人认为“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白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显小则否不涣散,味不耽搁(《冯可宾条笺》)。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说,大彬壶问世年代已“知名海内”。近代李景康、张虹的《阳羡砂壶考》的著录中,仅记载有十六件大彬款砂壶真品。时大彬象所有的占代艺术大师一样,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极其严谨的态度,“遇有不惬意,碎之”,绝不允许其流传下来。这种对待艺术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使得大彬壶在当时就已经名重艺林,只有极少数的文人骚客能有幸得到大彬亲手制作的壶,且大都秘不示人,甚至主人死后将壶陪葬身边,其宝爱程度可见一斑。大彬壶制作稀少,而且使用率极高,很容易损伤,这也是留传至令如凤毛麟角的一种客观原因。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制作精湛又有时大彬款识的器物,但能确认为真品者是极少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形体硕大的紫砂摄球壶,通高 27、 11径 13.5、足径 15.7厘米;壶腹圆球形,短粗须,弯流,曲柄。曾插式起凸圆盖,盖钮透雕镂孔钱纹,腹部深刻草书诗文“江上清风,山中明月”,句尾草书五字“丁且年大彬”。壶体丰满,胎厚而沉重,砂质润泽今涩,包浆明润,呈深紫色;盖钮如球,玲珑剔透,整体给人一种浑圆饱满、敦厚大方的美感。丁丑年应为公元1577年,也就是万历四年。此壶没有详实可靠的档案材料记录其出土情况,对其年代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大彬真品,也有人认为仅凭落款似乎不能证明为时人彬所制,应属清代高手仿制。笔者较为倾向后一种观点。因为从砂胎的质感和书款刻本的手法以及圆满丰肥的造型和精雕剔透的盖钮都更接近清代制壶工艺及风格,再者,甲是27厘米的高度,在存世的人彬壶中未见,这一点很重要。

 香港著名收藏家罗桂祥先生曾经研究过海内外有明确纪年的大彬壶或同时代茶壶的体积,最大的属1965年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明司礼监太监吴径墓出土的紫砂提梁壶,连同提梁在内也只有17.7厘米高。同时出土的有纪年墓志,对于我们认识时大彬时代紫砂壶的面貌提供了可靠的借鉴依据。据初步调查,明代紫砂壶的高度以11厘米至16厘米居多,也就是中、小型壶占绝大多数,超过20厘米高度的砂壶基本没有。太人的壶体个符合当时人们“每一客,壶一把”的饮茶时尚,而且过大的容量茶香易涣散,既浪费茶叶而已情趣皆无。大彬命真品的紫砂胎具有“砂粗、质古、肌里匀”的特点,多以古朴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取胜,罕见图案装饰和诗词题记。这件丁丑年款的大壶,砂质细滑,诗句优雅,阴刻草书极其流畅,不符合时壶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

 那么,目前被确认为时大彬真品的壶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以没有争议的几件出土器物和一件故宫博物院传世的藏品紫砂股雕漆壶为例证,共同探讨它的真实面貌。

丁丑年大彬款掇球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 1

 明紫砂提梁壶 南京马家山吴径墓出土


图 2


 

明大彬款三足圆壶 江苏无锡华涵莪墓出土

明大彬款六方壶 江苏江都曹氏墓出土

 一、1968年,江苏省江都县丁沟公社曹氏墓出土一件紫砂六方壶,通体高11、口径5.7厘米,壶腹、流匀为六棱形,柄出五校,口、盖、钮圆形,砂质呈深紫色,底足流与柄的对应线上有阴刻楷字“大彬”。同时出土的有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地券砖一方。

  二、1984年,江苏省无锡县甘露乡华涵莪意出士一件紫砂三足圆壶,通高11.3,口径8.4厘米,壶身圆形,下承三乳头形矮足,盖面浅浮雕四出如意云头纹,盖钮如珠,中部留有出气小孔。壶体呈浅褐色,闪烁有浅黄色颗粒,精光内蕴。柄与足空隙处横刻阴文“大彬”:字楷书款。同时出土的有崇祯二年( 629年)墓志。

  三、1987年,福建省漳浦县卢维恢墓出土一件紫砂鼎足盖圆壶,通高11、口径7.5厘米;壶盖的造型十分奇特,凸起的圆形盖上出二戟足,试将壶盖翻过来平放又是一个下承三足的浅盘。壶体丰满,口底相当,浅圈足,此流,圆柄。胎体呈砖红色,布满白色砂点。底足内单行竖刻阴文楷书款“时人彬制”四字,字体结构匀称,遒劲有力,字口深峻,功力深湛。同时出土的还有万历四十年(1612年)墓志。

  四、故宫博物院旧藏一件紫砂胎雕漆四方壶,通高13、口径7.8厘米;腹、流、柄均为四方形,口及盖作圆形,方足四角承条形过底矮足。朱红色漆层约三毫米之厚,四面开光,内剔刻人物、山水、树石、花草等多层纹样,漆质优良,刻工精细,展现出明代宫廷雕漆艺术华美丰厚的艺术特点,同时也映衬出紫砂壶胎造型曲线的顺畅优雅。壶的底部髹黑漆,漆层下阴刻楷书四字款“时人彬制”隐约可见。当时时大彬制壶享有盛名,并且进呈到宫中作为雕漆壶的内胎。这是宫内仅存的为文物界所共认的时人彬制作的紫砂壶。从漆层呈色、雕工特征来看,应为万历晚期至天启年间。

  以上所举四例,仅是近四十年来地下出土和一件故宫旧藏。另外,在香港茶具文物馆、美国佛里尔美术馆、三藩市亚洲美术馆以及个别的私人收藏家手中也有明确纪年款的时人彬紫砂壶,但总数没有超过二十件。形制除此四例外,尚有僧帽壶、六角方壶、印方方壶、瓜棱壶、开光方壶等。就壶体大小而言,没有超过20厘米的高度。这些仅存的大彬壶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多属中型壶,而且多为光索无纹,追求素面素心,为的是呈现紫砂的色彩美,在这一点上,与明代家从那简洁洗炼的造型、不事繁缛的刀工而展现天然木纹美丽的风格有着相似的风韵。前文介绍的掇球大壶,如鹤立鸡群,腹部题诗内客源于苏武《前赤壁赋》中“惟江上清风,与山中明月”的佳句,这类出自唐宋诗文的刻铭装饰在清代的紫砂器制作上十分流行。最后要提及的是,大彬壶真品阴刻款识多个壶底或底与柄之间的空隙处,字体近似欧、柳,结构搭配有力而结实,刻法深峻有力,流畅自如,功力极深。
时大彬的艺术风格明朝建立以来,手工业者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元朝推行的徭役制度,奴隶工匠制度逐步废止,手工业者获得了完全的创作自由。他们能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进行艺术创造。明朝以来,茶叶生产也有了极大的发展,茶叶工艺也有了质的飞跃,从原来的团饼状的茶,发展到了与现代基本相同的散叶状茶。当时社会上由于市民阶层的发展,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极力提倡,茶与文学与文人相结合,以茶文化为号召,茶风空前盛行。由此而形成的社会时代理念,也对紫砂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大彬是紫砂艺术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开创了紫砂创作与文人紧密结合的先河,他从文人那里了解社会的需求,了解什么是高雅的审美情趣,从而指导自己的紫砂壶设计和创作。他在游历苏州、松江、太仓等地以后,与当时的文人学者陈继儒、董其昌王时敏、王鉴等结交以后,他的壶艺风格又有了新的转变。时大彬吸取他们的意见,原来做大壶,后改制小壶。以竹代刀,在壶上刊刻铭文款识。这些更符合文人意趣。时大彬也从生活中吸取养分,在题材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当时紫砂壶有两种风格,繁缛纤巧和朴实大度。时大彬坚持了朴实的风格。这种风格从现存的,或在明代纪年墓中出土的时大彬制作的紫砂壶中,可见一斑。如他的“六方壶”、“如意纹三足圆壶”、“扁鼎足盖圆壶”、“僧帽壶”等作品,都反映出“时壶” 的朴实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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