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当代中国画》创刊，主编陈履生很有些“本事”，将媒体见面会安排在了著名画家黄永玉的万荷堂。阴霾的天空零星飘着极细微的雨丝,走近黄永玉的万荷堂，这一处错落有致的房子，在细雨中变得朦胧而有诗意。院墙上垂下密密匝匝干枯的藤蔓尚在春寒料峭中沉睡，四周却已是悄然萌生绿意的树木。
有人走来，引我们走入院子。大家突然变得安静起来，只听得相机咔嚓嚓忙碌的声音。我们放慢了脚步，不愿错过落入眼帘的一丝一毫：院落里那数十株梅树，据说都是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的，每一株至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几尊铜像雕塑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两个活泼可爱的胖嘟嘟的孩子，女孩儿双手托在男孩的背上，双脚飞起来，喜眉笑眼的样子——仅这一尊雕塑，似乎就能隐约想见黄先生风趣童真的性格。
沿着排成七列的石甬路前行，西侧十几米处就是先生的客厅。
迎面六根柱子，上面写着夸张的象形字，部分被下面摆放的花花草草遮住了，并看不出个所以然，只认清上面写有来自缅甸字样。西侧墙上是黄永玉自己题的一幅字：一个活了84岁的老人，身体还过得去，头脑又清楚，再不承认自己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那就太谦虚了。
这样的天气，室内显然有点阴冷。在四处弥漫着水仙等植物的香气氤氳中，大家窃窃交谈，看四周摆着的字画等种种物件，一切都很新奇。等到黄永玉先生走进来，屋里便立刻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现在的很多画叫我惊叹
一入座，黄先生就谈起了中国画。他认为中国画的提法有点特别：“一般讲，画分中国画外国画（或者叫西洋画），这是上世纪初的提法，我没有觉得画还要分好多种，因为我什么也没学过，中国画、西洋画都没学过，我就用自己的方法画。”的确，黄永玉的画不中不西，自成一派，连他都说自己是个打野食的人，胃口比较好，凡是好的东西他都能加以消化吸收，但也有好多人说看不懂他的画。他就举了个例子。
有人去问毕加索：“你的画我怎么看不懂啊？”毕加索问：“你听过鸟叫吗？”“听过。”“好听吗？”“好听。”“你懂吗？”道理就是这样，艺术的欣赏是有层次的，有的画是专画给内行人看的。
中国画实际跟苦难结合在一起，诚惶诚恐地度过了漫长的苦难的时代。黄先生说，自己在干校三年，每天排着队走16里地拿农具去劳动，还得唱着歌，表示高兴。那时不准画画，他就在心里画。而现在呢？黄永玉说：“我看到现代人画得这么好，真开心！现在的很多画，认识的不认识的，叫我惊叹。杭州有个画家，画唐人生活，真好看！不是少数，是普遍开花，中国很多年轻人都画得好。我曾经给胡永凯的画册写过一个长序，他的创作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人家说建立什么派、什么画风。这我不理解，我理解画家建立自己的体系，是从小就形成的，有了体系，就成为一种风格。不是今天没风格，明天找个风格可以来做做。胡永凯早年就做研究，是一个整体、立体的东西，逐步形成了风格。他的画很讲究，我欣赏。”
他又提到前卫画。因为他不止一个朋友，国画画得好，忽然要画前卫画，却画得一塌糊涂。“我告诉他，前卫画是另外的一种东西，是很难画的。前卫画是什么，我不讲历史发展，讲本身结构，前卫画也需要基础，需要很好的修养来画，才画得好。比如素描，素描的修养好，前卫画才会更细腻，更好看，前卫画的构成就是元素的构成，光的色彩，粗细快慢……各种各样的东西，抓一个来表现，即使有整体形象，也要表现距离关系。”
在艺术的世界里开心地画
黄永玉最早的时候学习漫画，然后是木刻，靠木刻为生过了几十年。他谦虚地说：“唐玄奘去印度取经花了19年，到2003年，我木刻花了三个19年。唐玄奘把经取回了，我到现在什么经也没取回。”他认为，对艺术首先要快乐，要赤诚。有了画，他就忘记了一切，忘了困难，忘了生活中的忧伤。他说：“文学上有伤痕文学，人们不能光靠受伤受苦过日子，画画要开拓锐新，用快乐的胸怀，开心地画锐新世界。”
他回忆起自己文革时挨批判，有个人在台上批斗他：你这个人创作上从来不严肃，从来都是玩儿！
“我低着头想：你这个老小子，平时这么说我，我一定请你吃西餐！”——画画心里不快乐，画什么画呢？黄永玉说，他说的其实就是艺术最重要的东西。
常常有人好奇，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黄永玉身上何以保持乐观的心态？黄永玉说，如果你认识世界，世界本身就是这样，有顺有逆，到了逆境的时候，你要用欣赏的态度来看它，站高一点，像上帝一样看自己、看自己的处境，这样的话，那种痛苦就少一点。“还有一点是我同别人不一样的，我身处的逆境这几十年太多了。所有的苦难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也不是从近五十年、近百年开始的，五千年就有了，只是老祖宗们没有留下印迹，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你要懂得怎么欣赏它。既然什么事到了欣赏的时候，事就好办了。当你想自己像上帝一样的站在高空看看自己的样子，多好玩，我真的就是这样的。”
艾青曾说：“人应该画美好的东西，想方设法表现新鲜的东西……”黄永玉颇以为然：“我们要能在艺术的世界里，快乐地、开心地画画，哪怕是最悲伤的东西。”
没一天不读书，一高兴就画画
这一年，正是万荷堂建成10周年，又恰逢《当代中国画》创刊。我问他，当前的刊物生存如此艰难，如何既能保持艺术的学术性和高雅的品位，又能很好地生存？黄先生朗声回答：“首先资本要雄厚。第二，要熬过两到三年。没有雄厚的资本，再没有编辑效力，肯定要垮。不像当年在上海，两三个人就能办杂志。现在办，亏不起，不晓得要花多少钱，所以事先要准备好后台。”
黄先生身后，正有一幅他未完成的画。我问他现在有多少时间用在画画上？他说：“现在我有两样事情。一是读书，没一天不读书；二是工作，没有长时间不画画。一时高兴就画画，画完就悔，赶紧画第二幅填补后悔；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画画。”他的话引来一阵大笑。
又追问他在看什么书？他说：“我一辈子不停地看书，看书的毛病就是记不得。学问家看书，但是他们家里的书不多。我问钱锺书：你的书呢？他说书在图书馆。我看马克思资本论，从来不记得内容，但是陈寅恪读了都能记住。我们画画的人读书是读感觉，都读了，你说哪件事我知道；画画不是大学问家，显示书本的学问干什么？因为读了书，所以画画会用感觉鉴别。我们是滚在书本上滚过来的。”
那么，做学问的人和画画的人，这两种不同的读书方式，哪种更好？他“不客气”地说：“当然是我们的好！我是这一行的么！一天到晚像学问家那样读书，还能画画吗？”
黄先生说，他有个计划，准备开个书画展，他说，现代语言很丰富，用现代语言再画一些，比如“上当上当，当当不一样”。他进而解释说：“我不是革命，是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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