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一代绘画大师徐悲鸿先生诞辰110周年，昨日，他的妻子、已经84岁高龄的廖静文女士，作为银星集团在江北东方港湾修建的徐悲鸿小学的名誉校长，为出席该学校的动工仪式现身山城。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白发苍苍的廖静文透露早已把悲鸿先生价值连城的1250幅作品捐献给国家，自己一直过着很清贫的生活。近日，她将一直珍藏在自己身边的最后两件徐悲鸿画作拿出来公开拍卖，用卖画的钱完成先生的遗愿。
和悲鸿在重庆生活了8年
重庆商报：重庆在您这一生中是很重要的城市？
廖静文：的确是永生难忘的回忆。当年我从长沙来到重庆，认识了47岁的悲鸿，他给我第一眼的印象是两鬓有些花白，有一张苍白憔悴却轮廓优美的脸。后来我知道他妻子爱上了别人离开他了。我们经常一起到嘉陵江边散步，互相依恋，在重庆一共生活了8年。
重庆商报：中国现在很多城市都有徐悲鸿纪念馆，我知道在江北，也就是当年您和先生一起生活的盘溪附近，政府将会修建一座徐悲鸿重庆纪念馆，既然您和先生与重庆都有很深的渊源，你对这个纪念馆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廖静文：我们在重庆的时候，正好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人厚道的他把大部分收入都拿来资助穷学生和收藏书画作品，个人生活非常艰苦。后来我们结婚时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没电灯，没自来水，过着农民一样的生活。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郭沫若来找他，说发起了一个宣言，就是呼吁推翻***的专政，让他也在上面签名。后来特务就来威胁他，让他把签名划掉，后来又以丰厚的金钱来诱惑他，但他却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了。所以我认为，在重庆的纪念馆，首先是反映当时的艰苦生活，还有就是要体现他的人格魅力，他不仅在艺术上有非凡的成就，在政治上他也是不屈不挠的爱国者。
为我画的肖像画最有价值
重庆商报：悲鸿先生的画很多都价值连城，但有一种说法，就是先生最好的画都在新加坡，是吗？
廖静文：是这样，当年他为支持抗战到新加坡去筹款，带了很多画去。不多久就碰上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很多画都带不走了，他就把一部分画埋到地下，只带了小部分画走。当时从新加坡回中国只有最后两艘船了，后来在行驶途中，一艘船被炸沉了，而另一艘先生搭乘的船却侥幸逃脱，后来有人说，如果当时那艘船也炸了，中国美术史将会被改写。但遗憾的是，留在新加坡的画再也找不到，但那只是悲鸿最后作品的一部分，他的很多代表作还是在中国。
重庆商报：在您眼中，悲鸿先生最有价值的一幅作品是什么？
廖静文：去年北京拍卖了一件悲鸿送给郭沫若的画，拍了1705万。如果从价值上说，他的很多画作都是无法估价的，北京徐悲鸿美术馆里的彩墨国画《愚公移山》就是代表之一。但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是他亲笔为我画的肖像画，他曾经说要为我画20个像，但后来因为他病了，很多都没有完成。他当年在重庆给我买了一件紫红色雨衣，他找来一张比桌子还大的布，要在下雨的时候，把布铺在嘉陵江边，让我站在上面，画这样的一幅画，但当时有了构图，终究没有画成，是我心里最大的遗憾之一。
拍卖所得不花一分
重庆商报：听说，您最近把悲鸿先生的两幅画拿出来公开拍卖？
廖静文：悲鸿去世当天我宣布，将他250幅原作，他收藏的唐代至近代的1000多幅墨宝全部捐给国家，我只留下两件作品，一件是写生素描小册子，一件是他画的“六马图”，画得都非常好。我原来想，把它们一直留在我身边，我和先生相濡以沫那么多年，我总要留点纪念。我把画都捐了以后，过的也是一般的生活，但现在是市场经济，干什么都需要用钱。我现在已经84岁了，腿脚也不方便，我希望尽最后力量完成先生遗愿，因此我把放在身边最亲切最宝贵的东西拿出来拍卖，这钱我绝对不会用在自己身上一分一厘，我会把它花在最需要的工作上面。
重庆商报：悲鸿先生的遗愿是什么呢？
廖静文：是徐悲鸿基金会，按悲鸿生前的愿望，要让基金会发展美术教育，鼓励和培养有贡献的年轻美术人才和教师，他特别强调要重视基本功、重视素描，现在的状况跟他年轻时不一样了，搞纯艺术的人少了，搞国画、油画的人少了，搞设计的人多了，有的人不注重传统，完全西方化。悲鸿的艺术思想是艺术要创新，但不能完全丢掉自己的传统。
重庆商报：我真的很敬佩您，但也不理解，就是您原本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为什么要把画全捐了？
廖静文：悲鸿很多画上都写着“静文爱妻保存”，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要把对我的无尽的爱寄托在这些画上，悲鸿影响了我一生，也改变了我一生。他死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手中那么多他的画怎么办？他自己的画和他收藏的画如果不能好好保护，我对不起他啊。因此我选择了一个能让他的画流传后世的最好的方法。
奔马图
徐悲鸿擅长以马喻人、托物抒怀，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徐悲鸿笔下的马是“一洗万古凡马空”，独有一种精神抖擞、豪气勃发的意态。
愚公移山图
此幅《愚公移山图》极具现实意义。画家以宏大的气势、震人心魄的力度表达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决心与毅力。
田横五百士
这幅《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的成名大作，故事出自《史记·田儋列传》，巨大的历史画面渗透出一种悲壮的气慨，撼人心魄。
廖静文小传
廖静文1923年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今浏阳市)社港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
1946年1月，她与徐悲鸿结婚。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患脑溢血病逝。为了感谢党和国家对徐悲鸿的关怀，她将徐悲鸿的全部遗作和藏画、文物都捐给了国家文化部，并捐出了北京的一套寓所以建立徐悲鸿纪念馆。为了写好徐悲鸿传记，她再次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插班学习。1957年夏，她完成大学学业，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开始徐悲鸿传记撰写工作，并应聘到中央美术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1982年，一座崭新的徐悲鸿纪念馆在北京新街口北大街53号矗立起来。同年，她撰写的26万字的长篇传记《徐悲鸿的一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记者手记
52年前的9月26日，徐悲鸿先生突发脑溢血在京离世，留下年仅30岁的妻子廖静文和一双幼小的儿女。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廖静文从黑发到白首，在徐悲鸿纪念馆，她默默地守了50年……
昨天第一眼见到廖静文，齐颈短发衬着端庄的脸庞，目光坚定慈爱又安详。握住她那双同样纤瘦的手，凉凉的。她患有多种老年病。跟随了她18年的陈秘书，是一位也有着极佳风度的中年女性，她担心老人身体，曾多次提醒采访时间该结束了，但老人固执地冲她摆手，“让她问吧！
跨越时空、超越生死，廖静文女士对徐悲鸿先生真诚、近乎痴迷的爱和付出深深感动着我，在采访时，我的泪水几次都差点夺眶而出。望着这样一位羸弱的耄耋老人，想到她在今后的岁月里，仍将为离开她半个世纪的爱人而奔走、努力，敬意油然而生。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看到廖静文回忆起徐悲鸿先生时眼中闪烁着的泪花，我第一次读懂了这句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