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阳光带着透明的惬意，18日下午我们在洛溪大桥旁珠江南岸的“放怀楼”里约访了陈永锵先生。陈永锵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的热爱保留在艺术之中;保留在生活的点滴细节之中;保留在他的生活方式之中：现在，他每个月只在广州的家中呆一周以处理必要事务，其余的时间则在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自得其乐。这位岭南画坛不可回避的重量级人物，是一个难以概述的“问题”人物——澎湃张扬的生命激情与质朴俚俗的乡野情趣交织渗透在他的作品中，在“放怀楼”清谈的这个下午，他常用浑厚顿挫的男低音强调艺术就是要张扬生命，而谈到在一旁默默沏茶的妻子时，他脸上竟然露出了孩子般的顽皮神色，时时不忘戏谑一句老婆大人。于是，在撒落着阳光的临窗大画案边，香烟与酽茶消除了初次见面的陌生，关于艺术与人生的话题也就在漫不经意的闲聊中打开了：在陈永锵先生的故事里，时间变得恍惚起来，而在这个透明的午后，被罩上了一层淡淡的记忆底色。
(以下访谈内容孙晓枫“孙”，陈永锵简称“陈”)
艺术没有真理，只有“真诚”
孙:在南方画家的笔墨里鲜见如你般画风强悍的画家，如此强悍的风骨是源自你那些生活历练?
陈:很多关于我的采访都存在误区，他们都先入为主地把我界定为一个岭南文化名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这种界定我是非常不喜欢的，对我来说，艺术没有真理，只有“真诚”。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不缺乏真理，而是缺乏真诚。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良心，一个画家应该是个文化人，文化基于你的思考。作为一个人，在你的有生之年，说出你对人生体味的真诚。艺术就是倾吐。我写过一首诗赞美树：“这无言的生命，屹立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开花结果，一言不发。”我借树抒发了自己的情怀，赞美了生命“自强不息、抱一守真”的意义。
画家拥有很多超越了烦恼的资本，我很幸运，地球已经绕过两圈，到处游历。这么多年，走来走去胸膛中充塞了很多激情没来得及反刍，因此我的精神世界很丰富，我太喜欢在我的精神世界里自由地遨翔了。
一个画家首先应该是个人，我们要考虑怎么活，或者是活着的意义，一个人最大的能耐就是把控自己，就像驾驭一匹千里马，即便驰骋千里也有收缰止步的时候。黎雄才老师送给我十六个字：运行不息，百无禁忌、适可而止、随遇而安。我给自己另似：率性为之，守住自己，张扬生命，道法自然。作为一个画家，我只能在我的画里“自由”，在规律中才有“自由”。一个画家应该是自由的，但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孙:从你的谈话中有两个关键词特别重要，其一你说绘画是一种倾吐，其二是仿黎雄才先生十六字箴言中所讲到的“张扬生命”，倾吐和张扬生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在绘画风格里，倾吐和诉说有时候是娓娓动听的、低声细语的、甚至是如黄钟大吕般，气势磅礴的，从你的画面看来确实是一种对生命的张扬，那是经过怎样的一种生命酝酿?
陈:昨天我买了很多木刻工具，准备搞一批木刻，别人觉得奇怪，可能还有人要说陈永锵究竟还要折腾什么?但现在来说，我喜欢怎么弄就怎么弄，生活已经不是需要担心的事情，如果你有心里话想倾吐，但是没有人听，那就只能向画纸倾吐了。如果一个艺术家连倾吐的欲望都没有，那是很可悲的，画画是艺术家对灵感的回应。灵感从哪里来，跟你的心灵、经历和修养都有关。我曾经说过一个成功的画家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过硬的基本功，二是天生的美感，三是人生的际遇。际遇这东西是非常微妙的，这里面有些运气的成分，但这也跟你的个人努力有关，还有天生的美感，三者缺一都不可能成为成功的画家。一个画家他应具备：一是永远保持孩子般的天真好奇眼睛;二是诗人的心，悲天悯人，多情敏感;三是哲人的胸怀和头脑;四是需要一双工匠的手。
孙:画画是你从小就感兴趣的事情，你小的时候周边的什么环境或者什么人，让你培养出这样一种兴趣，最后是什么机缘使这种兴趣或发展的动力成就了你日后的声名?
陈:爱美是人的天性，每个小孩都有表现的欲望。我从三岁时起就开始喜欢画画了，我的祖父陈寿龄是一个书法家，外祖父李唯一是著名的律师，据说外祖母则是一个满洲的旗人。我的父亲曾做过小学的图画教师，他非常热爱生活，每天下班都会拉小提琴。可以说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我画画，我记得五六岁时，有一次父母回故乡，帮我准备了三天的饭菜，还有蜡笔和画纸，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呆了三天。
1948年广州刚解放，父母把我全托到烟墩路的幼儿园，幼儿园给我的印象是绿颜色的，包括绿色的树荫和木马。给我最深印象的是阿姨们的手，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双美丽的手，洁白纤长的手指上，半透明的指甲像一滴水珠。这是女性给我最初最美的印象。后来家里搬到了晓港新村，和苏华他们家做了邻居，那时的晓港不像现在这样，非常荒凉,我是看着美术学院的第一楸奠基土埋下的。
我家附近的硫酸厂，前身是解放军的骑兵连营地，解放军经常把马拉到空地上遛，那时就有了骑马的经历，也喜爱上了这种富有灵性的生灵，这成为了后来我画马的最初动机。隔壁的有一个姓汪的大哥，见我喜欢画画，就教我学习素描，在14岁正式跟梁占峰老师学画前，我已经开始了打下绘画的基础了，只是并不正规。后来跟了梁占峰老师学画，才知道了中国画是怎么回事。
孙:陈老师六十年一路走来，从艺的同时也担负了许多重要的行政工作，回望过去，你对生命的历程中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陈: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画画的时间，只有在我画画的时候才是最自由、最张狂、最是东西也最不是“东西”……有些朋友劝我，锵哥，以你今时今日，不要那么辛苦了，该保养好身体，含颐弄孙了。但是我告诉他，如果一天不画画我就会生病，后天就会死掉!我现在天马行空，做事也并不会伤害别人，这批舞蹈画(他拿出年初在“渔歌晚唱”画廊办展览的一本画舞蹈专题的小册子来)，并不是想抢别人的饭碗，也不是想卖弄自己，说句玩笑话，这是我“无公害的意淫”。有人说，锵哥你非常厉害，别人根本就找不到攻击你的缺口，你有软肋吗?我说是有的，我有一方闲章“好色知塗”，我这个人是非常“好色”的，但这个“色”是指好颜色我知道怎么用的意思，这是我的得意之处。
论：鱼、南瓜、木棉、鸡冠花、向日葵，看似平凡的五样生命，却是陈永锵的最爱，也是其画作中的标志，更代表了不同年龄阶段他对生命张力的理解。年轻时，他渴望自由自在的创作环境，在乡下养鱼的日子里他爱上了悠然自得游来游去的鱼，鱼也给他带来了初次获奖的喜悦。1973年，他的作品《鱼跃图》入选全国美展。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他的艺术之路日渐艰难，这个阶段，陈永锵青睐不起眼的南瓜，他画那些顽强生长的结实厚重的老南瓜，也以“种瓜未必得瓜，艺术的艰辛未必能得到丰盛的收获”来鼓励自己。后来，当他的创作日益为美术界和人们接受，陈永锵在创作中找到了天马行空的感觉，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他又钟情于南方的木棉花，因为木棉有着“英雄花”的美称，符合画家的英雄主义情绪，在他所有被收藏的作品中，木棉花占有绝大多数的数量。鸡冠花虽然是一种看似弱小的植物，但陈永锵对它却情有独钟，因为在它身上画家体会了最强劲的生命力，那种旺盛饱满和丰硕深深吸引了他。年届六十，陈永锵更喜欢的是充满阳光的向日葵，年轻时追求光明，成熟时把种子回报大地，这是画家对生命由衷的礼赞。
人生的磨砺给了我悲天悯人的情怀
孙：在采访您之前我做过大量的案头工作，每个画家形成各自不同的风貌或者说是风骨与他成长的社会背景与家庭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能不能回过头来谈谈你小时候的情况?
陈：我的父亲陈志伟，是当年电信系统的技术人员。1957年的夏天，他应邀去广州铁路局抢修电话，事后对方法给父亲168元的加班劳务费。当时父亲还特意去请示领导这钱能不能拿，领导答复可以拿，父亲才敢把钱拿回家。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全社会掀起“反横财”的大批判运动，父亲被当作典型，被判入狱三年。
因为父亲出了事，母亲也受到了牵连，从一个门市部主任被贬到郊区瑶头当出纳员。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妹四人，生活的重担与精神的巨大煎熬可想而知。在我的印象中曾经暗暗几次跟踪母亲去到长堤边，她长时间呆立在江边，我在后面叫妈妈，母亲听到了回过身来抱着我痛哭，等情绪平息了再拉着我的手慢慢地走回家，这就是少年时的经历;在我的记忆里，每个月去监狱探望父亲，我一直都够不着高高的犯人家属登记台，从那后来我再也不愿意走那条路，那是一段不能忘怀的伤痛，也是造成我后来悲天悯人性格的经历。
从10多岁起，我就担当了家里大部分家务，因为母亲每天要很早就要去上班养家，我不但要做饭炒菜，帮两个妹妹梳辫子洗衣服，甚至学会了织毛衣，既是弟妹们的大哥哥也是他们的大姐姐。这其中还有一段屈辱的经历，因父亲的问题我被遣返回乡后，在公社机械厂当电工，从家里到工厂只要经过一道水闸,很近,因为父亲的缘故，我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列为“危险分子”，生怕我破坏水坝而禁止我从水坝上过去。为了上班，我只能手托衣服凫水过去。冬天水冷没法下水，如果等不到乡亲的便船渡河，我必须绕行4公里的路才能上班，这是我青年时代不可磨灭的屈辱。
父亲在监狱里用废木料给我做了一个调色盘，至今我仍珍藏着，后来跟梁占峰老师学画，我14岁就懂得画中国画，1964年报考广美附中，但是名落孙山，我没有埋怨附中，想想那时我真是太骄傲了。当时创作考试的题目是《假日》，我画了一群少先队员在掏渠，第一个交卷，现在想想当时完全没有必要。那天老师验色盲，我炫耀地向老师表现自己的才能，称蓝色为花青、黄色为藤黄、红色为硃镖,结果是给老师留下一个非常不谦虚的印象,再加上当时我家庭的背景不好,结果出乎众人的意料,我收到了附中的不录取通知书。没有考上附中，我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去当了一名高压线工，高压线工没有那么多细腻的柔情，每天要走许多公里路架线，还要爬上十多米高的电线杆上安装维修电路，这份工作给了我别人所没有的豪情。
我喜欢喝酒。开始时由于务农养鱼，冬天捕鱼只能赶紧喝几口农村的土酒御寒。后来初学裱画，常与裱画师傅喝酒，喝的是一种廉价的烈酒“伏牛”，妻子不解为什么我们爱喝酒，那师傅说，你不懂，喝了酒天地都宽广许多。至今依然嗜酒，家里的饭厅里挂了我自书的楹联“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
论：陈永锵的事业浸透了他的汗水和泪水，饱含了他的心血与生命激情，他曾无可奈何地接受过父亲厄运的牵连，去过农村，当过农民、电工。但谈起历历如昔的往事，他仍然无怨无悔那个时代，正是这些磨难和伤痛，造就了他的人格。他不是那些一碰到风吹雨打便凋零的花草，而是如同西樵山上的勒杜鹃，经历风雨，殷勤不负东风。因此读陈永锵的画那种扑面而来的感觉不是甜美，而是壮美，是经过人生苦难洗礼的大美。陈永锵常常用书房条案上一幅郁达夫手书的楹联自况“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我们却分明看到了一颗岁月磨砺后返璞归真的赤子之心。
我父亲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孙:你喜欢画很大的花卉，这些怒放的花卉像一种爆炸的生命力，其实这跟你整个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年你处在一种压抑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下;时至今日，这种宽松的社会氛围，你将如何去进行新一轮的生命释放?
陈:我父亲曾说过，一个人如果不在乎你自己，谁会在乎你?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爸爸教我做春天》，那时家里很穷，过春节没有钱买花，父亲就叫我们两兄弟去捡了一些树枝回来，用那种最廉价的皱纹纸，扎成一朵朵的纸花，然后绑到树枝上，如果要粉红色的，就用红药水染在纸上，就成了一朵朵粉红的花。好多年来，我们家春节插的桃花树都是自己做的。父亲自我解嘲说，这是我们家的春天。我感到外面的春天不属于我们，很冰冷，没有一丝温暖，我们自己创造的春天才是真实的，有人性和亲情的春天才是温暖的。
孙:这个细节确实证明了你的父亲确实是非常热爱生活，因为只有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拥有这种想象力，如果没有这种想象力在苦日子的煎熬下，整个人都会沉沦。在你的言述里，我们看到了你整个气质与父亲的相像，就像你刚才所言的“意志坚强，感情脆弱”。
陈:关于父亲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尤深，文化大革命时，父亲每天到点了要起床上班，戴上高帽，把写着“打倒反动技术权威陈志伟”的牌子挂在胸前，自己敲着铜锣去上班，下半时就敲着铜锣回家，而晚上开父亲的批斗会，还要我们全家人“观看”，你是不能想象到这种残酷的生活的。在批斗父亲的几个人里，还有父亲一手培养出来的徒弟，他们用手卡着父亲的后颈，压他低头。
有一晚，父亲挂着用铁丝吊着的大板子站在高凳上接受群众的批斗，板子很重，人一站不稳就会从凳子上跌下来，父亲站了一晚，心力交瘁，口吐白沫昏倒在地，我背着父亲去那时的海珠区卫生院(就是现在的海珠区红十字会医院)打了针，父亲才苏醒过来。回到住处，那时我们家已经被赶出了原来的房子，一家人在牛棚里，既没有床也没有凳子，是蹲在地上过夜的。我对那个之比我大几岁，卡着父亲后颈的徒弟恨之入骨，我问父亲，怎么会有如此没良心的徒弟?父亲说，儿子，你看看我的脖子，我翻开父亲衣领看看，没有血痕，父亲说，你知不知道那个黑板是用铁丝挂着，我的脖子却没有血痕?他用手卡着我的后颈，却暗地里用食指和中指勾着黑板的铁丝，你不要怪他，是他暗中保护了我，而他却在群众的眼中留下了忘恩负义的形象，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我不仅感受到了悲哀，更加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父亲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1981年父亲恢复了厂长职位，后来被10路电车的一个实习女司机撞伤，父亲没有留下遗嘱，只是临死时告诉我，这个女司机跟我无怨无仇，她撞到我是我的命，我死了，你们不要去告别人，千万要记住。父亲在病床上苦撑了七个多月，一直捱到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广州画院做了画家他才闭上眼睛。我们搬过好几次家，父亲去世后几乎所有的邻居都赶来参加他的葬礼，他们都说：“陈师傅是好人!”所以我对儿子们没有太高的要求，只有三条，第一，心地善良;第二，独立思考;第三是千万不能接触毒品。
论：在那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陈永锵父亲的遭遇和家庭的变故，最能考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然而父亲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温暖来自那些不起眼的人和对生活的全部热情;而善良豁达的父亲在临终时将人性中最大的美德——宽恕，默默地留给了后人，这些为陈永锵那么多年走来提供丰厚的精神储备和人格支持，这也是陈永锵和他的后辈们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和财富，这也许就是祖上的福荫：什么样的福荫是最宝贵的，一目昭然。在那个不平常的年代里有一些不平常的细节，这也正是一个民族最可圈可点的记忆。这个下午，因这个三十年前的一个细节而充满感动。
朝阳天天都会升起
孙:你也是个非常率性的甚至非常任性的画家。现在很多青年艺术家很早就市场化了或者风格化了，你在很早的时候就介入了艺术市场的工作，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噩梦醒来是早晨。现在的年轻人一天到晚想出名，搞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或者很血腥的，希望一鸣惊人。你可以出人头地，但是你伤害了自己，一天到晚画鬼啊、怪啊、凶杀啊、暴力啊，这些都不是你现实的生活，即使是发生过就让它过去算了，为什么老是要重复这些不好的事情呢?并不是说不能这样画，但是作为我则认为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自己的身心呢?做一个伟大的画家很重要吗，做一个出名的画家很重要吗?如果你们能把这些年轻的画家组织起来开一个座谈会，作为一个同行或者老头子，我可以给他们一些忠告，因为你不爱这个世界、不爱别人，可以啊，但是你不能不爱自己。我是个不能容忍黑暗的人，家里哪怕有一盏灯不亮我都会生气，你守得住昨宵的朗月吗?但是朝阳天天都会升起，既然这样，我们凭什么不豁达呢?所以要理性地对待生活中的无可奈何。
孙:我们9月份策划了第二届“广东新青年艺术大展”，从这次入围作品里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问题，有份量的当代水墨的作品入选的特别少，很多学院教育出来的艺术青年都呈现病怏怏的状态，要不很早就风格化，但是对传统笔墨的理解却没有站住脚，看起来不上不下，作品质量粗劣，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陈:现在的年轻人都有通病，他们不自信，但是他们都以为自己很自信，其实内里是很虚浅的。很多大学生都搞观念艺术、搞行为，问他们钱从哪里来，都是父母给的。你从来没有为你自己的生活负责过一分钟，那你有什么哲理?有什么人生?有什么观念?那都是为哲理而哲理，为观念而观念，如果你的父母从哪天起不再供养你，你能养活自己吗?你的真正人生是从你真正负责自己的那天开始的，没有真正的生活历练，年轻人那些谓之风格的东西只是一种脾气，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你要问我的风格是什么，我也说不清自己的风格是什么，我是最反对技术主义和风格主义的，这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造成的。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办个展的时候，陈履生说陈永锵是一个有问题的画家。一个画家在世的时候，如果没有问题就完了，他应该有很多需要思考或别人思考的问题。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好好地过好自己的日子，一个画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好好地画好自己的画。画画是一种信仰，而不是宗教。我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让我昂首挺胸，大步向前;如果要我烧香磕头，五体投地，那我坚决做不到。
论：生活里充满着竞争，很多人都认为要出人头地就意味着要张扬，张扬就意味着野心勃勃。张扬个性是人的本性，张扬而不伤害他人本无可厚非，但张扬得连自己都伤害到了，这已经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造作之态了。不是所有人都能独立思考和独闯人生，更多的人还需要有一支精神的拐杖来支撑：陈永锵艺术和人生的核心是对生命的张扬，他的张扬来自于阴霾过后澄明的天空，来自于风雨过后凌跨天地的彩虹，他在厄围中体验幸福，在不幸中凝聚生命的力量，这未尝不是一种可以借鉴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