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敏君：美国强调的是自由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如果看到一个人向海里走，他会警告，或者用各种各样的牌子让你知道马上要涨潮了很危险。但是他不会用手拽你回来。这样，处于险境中的那个人也许会死亡，但也许会开创另外的天地。中国经济是一看危险了，不是警告你，而是把你直接抓上来。或者把你带离这种危险的地方。其实在美术的范畴里，商业结构缺少政府的影响，大多是通过自由经济的运作。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前一段时间很多画价格特别高，有的又很低没人要。差距很大这是经济特征决定的。等到它发展崩溃要淹死的时候，就自身灭亡了。所以美国人认为经济自生自灭有自己的系统，像人一样从出生长大到死亡，这个规律谁也不能控制。而我们中国希望这个人永远停留在30岁，不让他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在艺术商业活动中大家都希望永远保持年轻和茁壮。
记者：那么艺术家能从金融危机中看到哪些好处?
岳敏君：对于中国这样的不自由市场，金融危机没有什么优点。如果从具体个体来说，对艺术家的创作、淘汰以及艺术选择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因为艺术家如果没有办法生存就要重新选择方向，还有些艺术家可能感觉不闹心了，可以踏踏实实地去创作一些东西。但是从宏观的角度看没有什么帮助。中国艺术市场在金融危机下，改革的步伐会变缓，而只有市场迅速发展的时候反而能解决一些问题。
记者：您所说的不自由市场体现在哪些方面?
岳敏君：政府最近几年提文化创意产业。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还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影响，比如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管理方式落后，文化和精神的落后，使得对很多事物放不开，这些都制约市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从原有已经形成的规模来看，艺术的规模又很大，只是没有转换成按照商业的逻辑来运作。比如中国国家有文化部，各个省有文化厅，各个县还有美术系统，下属还有什么群艺馆，画院什么的。但是这些规模都是由政府负担经费的，创造活力显得较弱。所以艺术行业规模不是没有而是很庞大，只是政府将很多经费花在这个庞大系统的各个环节，却实际没有产生有活力的作品。政府也曾经想过把这个体系完全放到市场上去，但是又怕放手之后控制不了，另外当要想表达自己和宣传自己的时候，也无法掌控。因此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记者：那您是否感觉金融危机下政府对艺术产业更加无暇顾及?
岳敏君：政府最好不要顾及，这样才是最好的状态，让艺术自生自灭，按照自己的逻辑规则寻找道路，然后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下，探索出新的规则和办法。
记者：您的作品在秋拍之前屡屡打破世界成交价格纪录，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岳敏君：这和金融危机前全球的经济状态有关系，那时全球流动性过剩，中国的人民币，西方的美元到处都是。而现在金融危机使得很多厂家倒闭，这个时候不可能再投入收藏。当然，对于一些收入稳定的人还是会继续收藏。
记者：去年秋拍您的一件迷宫系列作品在北京保利夜场出乎意料地流拍，是不是因为题材不是大众普遍熟知的“笑脸”?
岳敏君：这个很复杂，我也没有想过。中国的传统教育都是线性的。理解一个艺术家都是前后逻辑比较明确，变化也在一条线上。公众认为艺术家创作应该在一个脉络上，应该越来越好。比如原来画两只眼睛，明年就要画三个，过几年或许画四个，在递增或者递减中变化，是一种量化的线性方式。而我不是跳跃向前发展，可能会分叉。因为我觉得艺术不是一个进步的概念，对于个体艺术家来说仅仅是在某个空间范围内的创作。
记者：您觉得目前藏家群体对您的迷宫系列有多少认识?
岳敏君：不知道，我画这个题材的时间比较短，从2005年开始。我也不揣摩他们的感觉，只是凭自己的感受画。如果我要时刻考虑藏家怎么想，追求这些就虚无缥缈了，毕竟我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
记者：那您的“笑脸”系列还能走多远?
岳敏君：“笑脸”肯定要继续画下去。因为在我看来，作品中“笑脸”人物就是一个演员，这个演员可以在未来任何一个画面出现，只要你转换背景，内容就可以了。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的背景也会转换。通常人们在欣赏作品的时候，都处在两个背景下，一个是作品内人物的背景，另一个是观者自身所处的现实背景。所以两个背景的结合下，有的时候一张作品根本就没有变过，比如200年前的画，为什么后来的人觉得它表现出和200年前完全不同的意义。就是因为观众的现实背景已经转换了，知识系统也转换了。因此追求“变”和“不变”对于艺术家来说不是问题。而现在所谓的“变”其实是受商业思维的影响。商业最根本的是要求“变”。比如服装、手机、电视每一年要改换一下外观。但艺术不是商业，不能因为商业中的“审美疲劳”而频频改变。整个社会也不应该用“变”来判断艺术，否则就是商业企图。
记者：但是也有人认为您的“笑脸”系列已经令人“审美疲劳”。
岳敏君：中国人每个老百姓都有很强的权利意识，一旦知道权利在哪，就会随意批判任何东西。虽然有时不负责任。但是这样的批评两面性很强，需要批评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不需要的时候又随便乱说。
记者：您的《教皇》，《处决》等作品打破了个人世界拍卖成交纪录，这些带着暴力元素的作品是否体现着一些生活本质?
岳敏君：这样的作品来源我所受的教育，是过去的某些经验和知识所形成的东西。《处决》 实际严格意义上戈雅画过，马奈也根据戈雅作品画过，戈雅当时是描写政府如何处理一些对立面的人。后来毕加索也根据两人作品画过这样的系列。但是他们的作品都局限在一种很具体的事件本身，有很强的对错立场。但是我的作品最关键的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人类在解决自身问题的时候都要采取一种暴力的方式。所以我画的人都在笑，哪怕面对枪都是笑的，而刽子手手中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枪，这些都是为了思考这些问题。
记者：我们刊物自春拍以来推出艺术家作品流拍榜，受到较大关注。您认为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更惧怕流拍?
岳敏君：只能说明拍卖市场存在问题。流拍会影响拍卖行，也影响送拍的人，以致影响到整个市场。而另一方面媒体为什么要出“流拍榜”，而又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对此感兴趣，这说明社会真实的状况。人人口头都说钱不重要，但是每个人内心对价格高低很在乎。所以，每天报纸上都是和钱的数字相关的内容，比如电影的票房，书的销量。所有的东西哪还有真实评论?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习惯用数字衡量任何事物。相反，如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有榜单出现，我想一定是作品的“痛苦指标榜”，“思想深度榜”等。所以经济社会影响我们判断很多东西。
记者：您的作品一直是拍卖行的中流砥柱，他们会直接从您手里拿作品吗?
岳敏君：拍卖最开始的时候有向拍卖行送过作品，那时候完全还没有市场，有点像展览，展完以后就卖。后来我看拍卖行做古董、中国画的时候，价格变化令人生疑，就很担心，再也没有送过作品到拍卖行。有些拍卖行很不规范，可以人为控制所谓的价格，有一种欺骗感，稍微有点伦理道德的人就会受不了。不过今年5·12地震后，我们也给北京保利送过作品拍卖赈灾，但是意义和普通的拍卖不同。
记者：今年奥运前由于圣火在法国遭遇抢夺，卢昊、王广义等艺术家发起取消在法国展览的活动，您也声援参加，您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件在今年多吗?
岳敏君：在中国这样的事情确实不少。因为目前的社会存在一个问题，普通人没有一个合理方式参与到所有的社会问题中去，政府或者其他相关部门也没有渠道让公民参与，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学会参与什么或者怎么参与。这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像此次撤展事件，各种各样的感觉都有，最后不像你原来想像的那么简单和纯洁。毕竟综合各方力量的显现，比如民族情绪、各种政治内涵混杂在一起就变得太复杂。而你当初想得可能很简单，像我们艺术创作的人，稍微复杂一点就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