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据说您小的时候，家境不是太好，但是却很喜欢绘画，最后走上这条路也有很多坎坷而艰辛的故事。
史：是，我小时候生活真的是很贫困，因为赶上了这么一个时期，就是60年，60年以前。再加上我家一些特殊情况，因为我家孩子比较多，只有我父亲一个工人，只有他一个去做工，工资又很少。那些钱根本没办法养活一家人。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饿。一个孩子多，经济困难，（所以）饿;再一个，那个特殊的时代，我相信（当时）所有的人对这个字都会刻骨铭心的。
记：是一种饥饿的状态？
史：对，经常感觉饿得头昏眼花的。地里的野菜我都认识，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叫什么，哪个树叶能吃，哪个树芽能吃、怎么吃，我都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些东西对我后来的艺术创作（来说）是个无形的宝藏。让我很容易就和老百姓，跟我所画的人物、跟那种特殊的生活联系起来。
有人说，史国良的画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画面表现的是友情、是母爱，是人性的流露，史国良告诉我：自己进行艺术创作时，最重要的源泉就是小时候的这种生活积累。
记：那您小时候生活这么艰难的话，最开始是怎么跟绘画结缘的呢？
史：我想我也跟很多孩子一样，从小就有一种天性，喜欢涂鸦，喜欢拿着纸到处画。凡是拿个东西，就喜欢乱画，就想表现。因为我那时候家里很穷，孩子又多，没有人给你更多的照顾。那么我需要一个东西来安慰我，喜欢这样做，而且不孤独。而且我从小、很弱、很自卑，被人家欺负，被人家追着打，所以我特别自卑。我只有在画画的时候，大家会表扬我、家长也会表扬我，身边的人也会表扬我。大家都会说：“这个小孩，将来能当个小画家。”我就在里面得到一种力量和温暖。只有在这里面，我能找到一种自信，把我受的委屈也好、或者是辛酸也好，我觉得我能给忘掉、给抵销了。我需要这种温暖、需要这种自信，所以就拼命去画、继续画。
我从小学到中学，经常给老师画一些教科图。其实挺辛苦的事，又耽误学习，但是我觉得挺光荣的。老师在台上讲课，挂着那图。我就在底下欣赏，我说：这是我画的，这是我画的。我老有这种感觉，呆会儿，老师说：史国良，你站起来，我说的这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我就傻了。根本没听进去，但是在里面有一种满足。
记：那个时候，人家都说，这个孩子是个小画家，那你是怎么勾画自己的未来的？
史：我觉得，画家对我是很神秘的事，那会儿要说你是个什么家，那都是不得了的事。我爸就曾经这样跟我说：三儿，你将来要是当了画家，你将来吃的香蕉啊，你就不用吃黑皮的。你就天天有肉吃。因为我小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会吃一碗肉。我爸这么一鼓励，又有好香蕉吃，又有肉吃，又有新衣服穿。哇，这多好的一个未来呀，我特兴奋，那我一定得当画家。
小的时候，史国良穿的是姐姐们剩下的旧衣服。他是男孩，那些女孩子穿的花衣服给他穿之前，要再染染色，染成黑的。可是，时间一长，衣服多洗几遍以后，就被阳光照得褪了色，露出里面的花色，为这，小伙伴们经常取笑他，他也感到难为情。但是，在他画画的时候，他的心却很快乐、很自豪。
史：每到放学以后，我就在那儿弄黑板报，大家都走了、回家了，就我一个人在楼道里，也没人跟我吵，也没人欺负你，也没人骂你。每天自己在那儿，进入那种状态，特别享受。大厅里特别空，我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什么（画板报），有时候是打着手电把这件事完成。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史国良作品的题材多取自北方农村。后来，他却改变了作品的表现主题，创作了以西藏宗教为题的巨作《添油灯的人们》及一系列西藏组画，这和他后来的经历有关。
史：我很早以前，我更多的是画北方的生活，画北方的农村，比如说画过红旗谱，画过小兵张嘎的插图、封面，鼓书艺人。创作基地基本是以北方生活为主。78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老师黄胄先生说：你应该选择你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基地，去开拓一下。因为老师画的是新疆，我觉得应该区别一下，就选择了画西藏。再有，西藏在我脑子里很神秘，因为是看电影、画报，画册，以前灌了很多这种东西。尤其是有一个电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农奴》，里面有很多很多特殊的音乐，特殊的光线、特殊的寺庙等等。到现在，想起这个事，我就很震撼，所以也有那么一种情结，就是把你的感情都抓进去，投入进去。
史国良第一次去藏区是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一次，他去了四川的阿坝藏区。
史：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一种震撼，那种宽袍大袖，那种强烈，那种原始的状态，那种特殊的生活。他们那种特殊的酥油味，我觉得对我都形成了一种冲击。那个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远远看见一点红，那点儿红都是他们的红头巾、红衣服。还有白云，和地上的羊都连成一片了，再远远地听到那些歌儿。哇，真刺激，喜欢。首先喜欢这个地方、喜欢这里人的形象，这里人的脸呀，被太阳晒得黑了，裹一个红头巾，或是裹上一个绿头巾，都是最原始的那种颜色，我们叫原色，没调过的那种颜色。大块的黑、大块的白，什么都是一块一块的，我觉得有一种力度、有一种冲击力。不光是视觉，我觉得心灵上都很震撼。我当时就决定，我要一辈子画这个地方。现在想想也是一种缘份。
最初去西藏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史国良和藏民的沟通很困难，为此，他想了个办法，给藏民们看手相。这个时候，他又有了新的发现。
史：我就看见一个老太太，她大拇指这儿，就是手指甲盖儿这个地方有一道深深的沟。我就特奇怪。一般人家有的（人）下巴磕儿有一道沟，她怎么手指头这儿有道沟呢？我一看：哇，她在抠那个念珠，就是抠出来的。挤压得指甲盖这儿一个坑，肉也有一个坑。都形成这样了，结果好几个老太太都是这样的。哎呀，就这种东西过去没发现，那种心理的历程、人生的历程，都浓缩在这个地方。
和西藏的老人聊天时，史国良发现，这些笃信宗教的老人，生命虽然已经接近终点了，但他们关心的问题却都是：我的儿子能怎么样呀？我的孙子能怎么样啊？我们家那条大牛能怎么样啊？听得出，他们很依恋现实生活、依恋尘世、依恋儿女亲情。
记：那跟他的心理追求和精神追求，都不一样？
史：对，所以我觉得这特有意思。希望自己马上升天，马上进入极乐世界，同时对尘世间又这么依恋，我觉得这就是人。
记：很矛盾。
史：嗯。我们现在人也经常生活在这么一种矛盾中。所以，我觉得他内心中有很多要挖掘的。我过去是画他的外面，现在我是走进去，从心里面往外画。因为西藏文化，从听到的，到看到的都觉得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实际上，这种神秘的感觉只是一个现象，真正神秘现象的源泉来自于老百姓的心、来自于人。
第一次和藏民的接触，给史国良不仅带来了视觉的冲击，同时更带来了心理的冲击。１９８１年的冬天，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师，史国良带着学生到西藏的芒康实习，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藏区。当时因为大雪封山，他们回不去，就只好住在藏民家里。
史：我有一种真正深入生活的感觉。虽然这些很重复，但是你慢慢就会发现一些你过去不曾发现的一些细节。那个老太太的长头发、那个白发就像毡子一样。就是已经全粘在一块儿了。还有我第一次看到老太太的乳房。她在家里，上身也不穿着了。因为西藏的袍子就是这样，等天气热了就脱下来，系在腰上，天冷的时候就穿上。你平时是看不到她们妇女把乳房裸露出来，但是因为我住在他们家里，都熟了。老太太就在火旁边捻线、做家务，我就看见她两个乳房耷拉下来，就像两个袋子。那小孩子，就是她的小孙子，就在一堆羊毛和草的小筐里面，跟小狗一样、特别可爱，还爬过来吃老太太的奶，哪里还有奶水呀。（我）突然发现有一种情在里面，是老人与孩子的，我们想象不出的特征在里面，那种生动、那种特征，是你想不到的，是很多很多那种生活的细节，都是特别容易入画的，从哪个角度都容易画出来。然后，烧的那个火，再给他们一点儿火光。哎呀，真是非常非常好看。
这幅生动的画面深深地印在史国良的心中，直到今天，虽然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记得那家女主人的名字“央金白玛”。从那以后，藏民们独特的生活和心灵感受就一直深深吸引着史国良，使他一次次拿起手中的画笔去描绘藏民们神秘的生活，去表现他们丰富的心灵。
他用画笔描绘藏民脸上虔诚的微笑，他用内心去体会藏民生活中的艰难苦难。
七进西藏的经历和生活给史国良带来了太多的感动和震撼，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给他带来了无数的创作灵感和艺术享受。
史：我曾经发愿，我要跟着西藏朝拜的人群。一到冬天，农忙季节一过，很多人会到拉萨磕头。各地藏区的都会来，他们有的会从几千里地以外，一步一磕头，磕到拉萨去，有时候要磕几年。我一直想跟着一个家庭，磕头，走完这么一个历程。我试了几天，真是不行。
记：太艰苦了？
史：太艰苦了，实在受不了。就像一种高密度的训练一样，只吃点儿糌粑、喝点水，又缺氧，继续上路，就这样。穿得又那么破。你要是穿件新衣服，也会磨破的。我想如果一般正常的人在那儿，顶多在那儿坚持十天，再往下，绝对不可能。
记：就是体质上也适应不了？
史：对。但他们也有老人和小孩，体质比我们差，但他们没问题。你问他苦不苦？他用他脸上的那种笑容、那种阳光告诉你，他很幸福。他心里有一盏灯。
记：那您心里这盏灯是什么？
史：我觉得这盏灯就是我对艺术的一种执着、一种热爱。我想我以前画都是为别人画，想争口气、想改变生活。慢慢这些东西退却以后，我还喜欢画画，还有一种力量。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我要追求一种完美。以前画的是生活现象，现在我要把它充实起来。我要用我的一流的技法要表达我内心的感受。
对绘画艺术的执著追求成为史国良心中的一盏长明灯，在这盏灯的照耀下，他进入了一个痴迷忘我的创作状态。伏尔泰曾经说过：人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你自己，发现你自己是一块可造之材。最大的工程就是把这块可造之材打造成一件有用的东西，最大的奉献就是把这块东西留给社会，留给后人。这句话同样也成为史国良的座右铭。
史：我觉得不光对我。对所有从事事业的人都是一个座右铭。不完全是为自己的，带一种大爱、一种大情在里面的时候，它是一种事业，是为社会、为别人的，有一种责任在里面。那么你已经进入这种状态了。只有有了这种使命感，或者说这种使命感附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就像跳舞的人穿上了一双红舞鞋，就是你今生今世，你会停不下来了，到死为止。别人可能觉得你这样太苦，但是你自己觉得你很幸福。我只有这样死法，我觉得这才是我。
几十年来，痴迷于绘画的史国良就像一名永不停步的舞者，在自己的画布上舞动着画笔。他以自己的眼光看西藏、创作出一批反映西藏风土人情的作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幅作品就是《刻经》。
史：这个《刻经》是我在1989年画的。当时我是在西藏一个偶然的发现。就在拉萨街头，有很多人在刻石板，刻嘛呢经。它是一种宗教形式。比如他们在转那个经筒，或是西藏挂了很多经幡，同时还有许多石板，各种各样，叫嘛呢经，表达他们对宗教的一种敬畏，一种乞求。有人就一辈子在刻经，有人一辈子在印经，有人一辈子在转经。哎，（我）就发现一个老头地专心致志地在那儿凿。他的手都变形了。不像我们平常从一个角度去凿，他转来转去的、多角度的、这个手的花样特别多、特别好看，我当时就勾了个小素写稿子，记录下来了。
黑色的背景、穿着白衣服的刻经人、准备刻上嘛呢经的牛头。史国良看到的这个场景很快就出现在他的画作中。后来，这幅《刻经》获了奖，这给史国良带来一种新的激励，在深层次上又给他一种力量，从此以后，他更加执著地追求艺术，创作了一幅又一幅的画作。
1995年，史国良的人生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受戒出家。这个转折和他的经历有关。小时候，他从没留过长头发，而且很喜欢合掌，人家经常说他像和尚；后来，他临摹敦煌洞窟的壁画时，僧人们对于绘画的虔诚和执著曾经深深地打动了他；再后来，西藏的宗教生活与宗教文化的氛围更是感染了他，渐渐地，史国良一心虔诚向佛。1995年，洛杉矶西来寺的长老在温哥华化缘，见到了史国良。这个长老绕着史国良看了一周，仔细端详了一番说：“你浑身上下都该是僧人。”一听这句话，史国良的眼泪当时就流了下来。他觉得缘份到了，就没跟家里人商量，毅然受戒出家。
史：钟鼓“咣咣”，戒坛特别隆重。人山人海，大家在看这样一个盛举，我成了一个焦点人物了。这时候，他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真是甜酸苦辣，就像弘一大师说的那样，真是悲欣交集。这时候，那钟“咣咣”敲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敲到我脑子上一样。我就记得我就哭，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哭。
记：为什么哭呢？
史：感慨呀，我明天要成和尚了。我怎么跟我家人说呀？
记：有没有犹豫？
史：犹豫。有点儿后悔，这时候有点后悔了。我觉得这是不是太过分。我怎么真成了这样了？我是一个教授，我得过大奖，我孩子怎么办呀？我孩子正在读书呢。一下子，脚也落地了。这时候，钟在敲，钟、鼓齐鸣呀。我脑子像爆炸一样。哎呀，我现在想起这个事（真是）…..
记：假如时光能倒流，回到您做出选择的那一天，您还会这样选择吗？
史：那我一定不会这么选择了。
记：就是过那种现实的生活？
史：对。那是非常现实的。我会很好地过现在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很珍惜这段时光、这段感情。
记：现在后悔吗？
史：我曾经后悔，我现在不后悔了。
记：怎么现在又不后悔了呢？
史：现在我觉得，好多年过去了。我已经适应了。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对自己的事负责任。我在当时就发了大愿：这条路再难、再苦，我一定要走下去。
记：难在哪儿？苦在哪儿？
史：我觉得我还是个人，这是第一苦。我还是个男人，我还很年轻。有很多欲望在我身上都很强烈。你要用一种理念、一种信念，把它压住，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以前我不会这么想，但确实是很不容易，很苦的一件事。
史国良说，他出家的那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五，当时，他心中希望月亮别出来，而那一天，月亮就真的没有出来。从那天开始，他的世界改变了，他的人生也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
记：那我想您出家以后，可能跟出家之前看世界，不一样？
史：是不一样。因为以前，我是从佛门外边往佛门里面看，看的都是阳光灿烂的东西。那么我对外面的东西很烦，就是很浮躁。
记：佛门里是个清静地。
史：对。但是进去以后发现是这么回事，他除了浪漫以外，他还有很多规距。我也明白那些画僧为什么都不在庙里住。
记：云游四方？
史：对，只有身临其境的时候，那些历史的很多结就突然解开了。你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你知道悲欣交集是这么回事，原来，云游四方是这样的，没人告诉你，你就知道了。
记：但是那些画僧在云游四方的时候也是远离尘世的，但是您没有，您还住在这个地方。
史：我现在跟他们不太一样，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我的文化背景，我所受的教育、我掌握的技法，跟他们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说，我现在是从佛门里面往佛门外面看。重新来看我原来的生活，我有很多感慨。有很多过去不曾发现的、不曾珍惜的、没有看到的。这时候，你就特别爱这个地球。因为你曾经孤独过，你曾经冷静过，曾经在那么一个荒凉的地方呆过，你觉得这里特别温暖。
记：那是不是说，你出家以后，对尘世更留恋了？
史：对！对！所以我画的画应该是这样的。我不认为我画的画朦朦胧胧的，远离人间、不食人间烟火，这叫出家，不是这样的。
虽然出了家，史国良的笔触却一直贴近现实、贴近人们的生活，他尽情地挥洒自己的画笔、从中得到了满足和安慰，但是在心灵深处，有一个地方还在隐隐作痛，那就是对儿子的深深的歉疚，很长时间以来，这种歉疚成为他心中一种挥之不去的苦涩。
史：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也没有很好地关心他，都忙事业了。就尽心地不够，他从小就在他姥姥家长大的。一直很愧疚，也没有很好地沟通，儿子小的时候，一直很怕我。等到他发生点儿什么事的时候，我就教训他。（我）没有更多地给他一种爱，包括我后来出家，我都觉得我很对不起他。很多机会已经失去了，我生了他，但没有好好管他。每回想到这种事，总想着用什么办法给他补回来。很遗憾，总觉得心里面是个窟窿。
记：那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好好照顾您儿子，他再次回来以后，接纳您容易吗？
史：不容易。刚开始我们打架呀。（他）回来的时候，很现代、很朋克。你知道孩子喜欢染头发，什么到处扎窟窿眼儿，带什么环，他扎了好多。连舌头上都扎了。
为了化解儿子心中对自己的怨气，史国良给儿子讲伏尔泰的那句话：人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你自己。讲《二泉映月》和瞎子阿炳的故事。他告诉儿子：自己天天祈祷能得到一个好学生、天才的学生，然后把他雕琢出来，没想到这个好学生竟然是自己的儿子，这就是缘份。他期望着有一天，儿子能成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史国良的苦心没有白费，现在正在中央美院上学的儿子已经从那个穿耐克鞋，染紫色头发的美国男孩变成了穿中式衣服、登老头鞋，看京剧和昆曲的地地道道的中国男孩，而且，儿子很爱他，天天都要给他打一个电话。
采访手记：
几个小时的交谈中，史国良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立，他的身子一直保持着僵直的姿势。史国良说，这是因为他的病：强直性脊柱炎，这种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致残率很高，很难治愈。严重的时候，人的腰、背、颈全都强直，走不了路，弯不了腰，转不了脖子。其实像他这样的身体状况，是不适宜去西藏的，但他告诉我，既便如此，他还是会再去西藏的，当然，自己会格外注意保护身体。说这话的时候，史国良的脸上流露出平和而喜悦的笑容。我想，也许是对绘画艺术的执著追求，他的脸上才有这种迷人的光彩吧。就像他作品中虔诚的藏民一样，几十年来，这位年轻的画僧摒弃了无数的诱惑，用热烈的色彩一笔笔描绘着那条通向艺术之颠的朝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