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说：“我一辈子都忙。为吃饭穿衣；为自己艺术的长进；为自己教育自己；没有空干别的了。”
和黄永玉共进晚餐，光听他讲话，已经半饱。那种调动气氛的功力，至今历历在目。座上有人问他：“您现在吃辣椒吗？”“用鼻子吃不行，用嘴巴就行。”又有人问：“平时有什么活动？”“打乒乓球啦，画画啦，拳击现在是不能打了，家里有个沙包，每天打打沙包。我弹钢琴的水平和我日文的水平差不多，认得中国字的那部分……”
谈兴最浓的还是他的故乡凤凰。“有一次，我在江边画画，一个导游带了一帮人，看我在江边的那幢房子。房子叫做‘夺翠楼’，导游就说，黄永玉以前有一个老婆是人家的，叫‘翠儿’，是黄永玉抢来的，所以叫‘夺翠’。其实哪有这种事情，从字面上讲，‘夺翠’就是把绿颜色‘抢’过来，在我们家乡话里说这件东西很‘夺翠’，就是很多绿颜色，颜色鲜艳的意思。”笑眯眯的黄永玉仿佛在讲着与自己并不相干故事，“还有一次，我在凤凰的路上走着，有一个人一看见我，就叫：‘沈从文！’”
晚餐之后，我即刻请同席的美术理论家陈履生帮忙安排一个专访。第二天下午，提早半个小时到达，黄永玉还在午休，他的儿子黄黑蛮出来泡茶聊天。黄黑蛮也是画家，现居香港，为人憨厚，言语质朴。我知道经济学家张五常写的文章都指定由黄黑蛮画插图，称他为“我的御用画师”，便聊起张五常在美国卖假古董的新闻。陆续有黄家的朋友到来，带来了各类照相机，黄黑蛮很喜欢摄影，说起来深得门道。
正谈间，黄永玉出来了，手执烟斗，面带微笑，在座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肃立起来。访谈一开始，黄家亲朋拿着相机在不同角度上拍照。闪光灯影里，我恍然觉得这是一位江湖老大主持的英雄会。可惜黄老大的听力不太好，只好凑近一些，提高声调，顿时没了距离感。一会儿工夫，便觉得这位“老大”不喜欢正儿八经的访谈，更乐意百无禁忌地聊天，英雄会变成了故事会。
黄永玉的童年在湖南凤凰度过，读书时以逃学闻名。12岁时，黄永玉离乡求学，在厦门集美中学读书时多次留级，后来校友聚会时，曾经跟他同班的有150人。1948年，黄永玉从台湾来到香港。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黄永玉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后在严庆树、罗承勋（笔名罗孚、柳苏）的介绍下，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在香港罗孚先生家，我们聊到你的一个趣事，说你和朋友经常去一家馆子，童子鸡做得很出名，有一次你们吃到一半发现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你就对着饭馆里饲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给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先生笑眯眯地来了，你交上了画，叶先生预支稿费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以下简称“黄”）：有这个事，就是偶然的这么个事。罗孚当时没有跟我去，主要是叶灵凤先生，叶先生当时在《星岛日报》工作，那个店叫“美利坚”，里面有童子鸡，我们那时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常常去。
南：那时候还有一位后来很出名的同事：金庸。他跟你同龄。
黄：喔，查良镛。香港有一家电视台采访过我，请我谈他，我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笑）
南：黄霑应该是后来的忘年交了，他比你小十几岁。
黄：湖南电视台曾经采访过黄霑，问他，听说你失恋时黄永玉安慰过你？他说对啊，别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黄永玉老大哥，写诗安慰我。又问，听说黄永玉让你享受“失恋的诗意”，有没有这回事？黄霑说，这就是放狗屁了，失恋都要上吊了，还能有诗意吗？（大笑）
南：你在写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说，他根本没有发掘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黄：廖冰兄这个人，今天你们年轻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像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杀出来的这样一个人，非常勇敢，每天画画骂国民党，在生死边缘战斗着。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敢这样做，所以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战士。这样一来当然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生活境遇之下，那时候生活又很艰苦，谈不上日子过得好，生活琐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刚到香港，没地方住，他说“住到我家里来”。我住到他家里大半个月，看到环境很嘈杂，小孩吵啊闹啊，他半夜三更抱着走来走去，这是生活的压力。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画面的组织才能，没有发挥出来。画面的组织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会画画，画什么像什么，组织才能显示一个人绘画的规模，廖冰兄是可以统率很大的绘画的。哪怕他画一张很小的画，画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强，如果他没有碰到“反右”，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受折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一个大壁画家。壁画就是工程，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他是一个很好的统帅，很多年轻人可以跟着他一起画，可惜了。
他的文学才能也很高，他写广州的竹枝词，信手写来，举重若轻。我看了他一本书，写他自己的，那本书很了不起。有时候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笑）但这个不重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杰出的、少有的艺术家，一个战士。
1953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徐悲鸿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先住在表叔沈从文家，后入住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与李可染成为邻居。李可染带黄永玉拜访齐白石。后来，黄永玉为齐白石创作一个木刻像，老人见了笑得开心，用湘潭话说：“蛮像咧！”写下：“齐白石像。永玉刻，又请白石老石（此字错，涂掉）人加题，年九十四矣！”“文革”期间，黄永玉因猫头鹰“黑画”事件受到批判。改革开放之后，黄永玉再次来到香港，作品渐为市场所重。在香港半山，黄永玉置办了“山之半居”（黄苗子有诗：老子胸中渣滓尽，山之半居看浮云。），维多利亚海景尽收眼底，时常高朋满座。
南：解放后不久，你就从香港回到北京了。
黄：1948年到1953年我在香港，最初是1946年去的，后来又到上海参加一些美术活动。去香港之前又在台湾呆了几个月，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到台湾。我们到台湾，很多画家也在台湾。住了不到半年，后来中共地下党知道第二天中午国民党要抓我，通知我赶紧走，替我买了票，用车子送我，从基隆离开了，到香港，那是1948年。1953年以后我就回北京教书了。
南：沈从文先生读过小学，当了教授；你读过中学，也当了教授。好像都没有毕业。
黄：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说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级留了五次级……有记者花时间去翻我当年读书的档案，找到我小时候的同学。我那个同学告诉记者，黄永玉当年的成绩，每学期的总分，加到一起都不到100分。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当教授啊！我就用老布什的话说，我是没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当教授。（笑）
南：当时是沈从文先生写信让你回北京的？
黄：那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先生也写信。人家喜欢说是沈从文写信让我回去这么一个故事。事实上我也很想回去。那时候也不了解共产党是怎么样的，虽然我多少年来一直是左倾的，拥护共产党，也没有真正认识共产党。广义地来讲，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其实我懂得多少社会主义呢？回来总是开心的，那毕竟是自己的祖国。
有很多人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因为他是我的亲戚。而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我的是左翼文化，从小就是鲁迅先生创造的木刻协会，我们在党领导的木刻协会中成长起来的。沈从文是我的表叔，又同是凤凰人，人家很容易把我跟沈从文牵在一起。其实我在1950年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这种关系重新结起来，那是我很亲的亲戚，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两个事情：成长的过程是左翼文化影响，亲戚是我们尊敬的长辈沈从文，是这样子。
那天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到我家里，我就谈到解放以前同党的关系。我们感觉领导我们的党是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我们也不是党员，但是感觉到在他的领导下，真正是奋不顾身。吃饭、穿衣、走路，一切的生活都是自己料理，但是上头一有指示马上行动，毫不考虑个人问题，不讲“没有钱怎么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都是自己去打算，自己去找的，不用拿津贴的。具体的领导都是我们的老前辈，是李桦、野夫、陈烟桥这些老木刻家，一年开两次全国性展览会，不像今天讲的展览会这么简单，没有经费，周围都是敌人，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在老大哥家里拼命地工作，总得管饭吧，管交通吧？什么都不管的。（大笑）这样的状态底下，感觉到这么好！
南：那时候许多文化人都有这么一股激情。
黄：是的。不要说在上海，就是在香港，解放了，我跑到旺角买了一块木板，这么高，这么长（用手比划）。自己用三轮车运回到住的地方，自己刨，找一个帮手，我就画稿子，刻了整整9天9夜，手都起泡了，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那时候也没有可能去拍照，发表都没有发表过，稿费都没有拿。我们义卖慰劳解放军，到了香港华商总会卖那张画，两三千块钱。当时的两三千块了不得，全部的钱慰问解放军。“文革”时把这张画当作黑画，说歪曲解放军的形象，说把解放军画得那么矮什么什么的。我心里想，你们这帮人，知道我当年是怎么样工作吗？你们是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你们有我们当时这样有出息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讲我？当时心里这么想，也不敢说，历史给人很多的委屈啊。20多年就这样浪费了。所以有一次我讲：他妈的，这么美好的时光就这么浪费了。我也不是懒惰的人，很愿意工作的，要是我现在只有50岁多好啊，但没办法。
南：当年你住在中央美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时，邻居都是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张仃这样的大艺术家。当时的环境下，大家艺术交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黄：在困难情况下，我也还是能“偷安”的，一般很适应生活，没有感觉像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那么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大革命。其他的不正常我还能忍受，我以为是“革命的需要”，比如“三年困难”，现在想来是荒谬的，没有饭吃怎么是“革命的需要”呢？当时香港的亲戚要寄东西给我，我写信阻止说，不要寄来了，和人民一起经受困难，我觉得很光荣。“文革”来了，我感觉越来越不正常了，到了“文革”末期，我感觉有大问题了，很不正常，这个事情都是逐渐认识的。我觉得一个人为什么蠢到要咬断自己的手脚呢？林彪掉下去以后，我们都觉到很震惊。我们那时就高兴了，觉得“四人帮”跟着就要完蛋。结果出人意料的是“四人帮”不但不完蛋，还掌握了运动的旗子了，又批林批邓，就感觉到这里头有大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就感到周总理受委屈了，过去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的党过去是团结得像一个人，看样子是靠不住了。过去没有怀疑的事，没有想过的事情，自己暴露给我们听到，给我们看到。
南：画不了画，写不了文章，会不会痛苦呢？
黄：不痛苦，自然的事情怎么会痛苦呢？痛苦是对比了之后才会有痛苦。比如说，我们在干校，每天哪里有空去痛苦呢？每天大家去劳动，劳动完睡觉，第二天还要劳动。除非你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才会痛苦。（笑）这个事情不要说我们，古代的划奴隶船的人，锁在铁链里，不见天日，每天就是摇呀摇的，从历史来讲，他是痛苦的，但是他在摇的时候，仅仅是希望活下去，别死，来不及想我痛苦呀我怎么样怎么样。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小组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为什么还愿意接受改造，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发言，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笑）大家就来批判我，说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认识了共产主义的原理啦，认识了社会主义的好处啦。我们都没有那么清楚，他们怎么就那么清楚了呢？不太可能吧。
南：当时那个猫头鹰“黑画”事件出现以后，你是怎么对待的?
黄：反正没有这个事情，他们说有，一定有一种很大力量使我很被动。如果有机会跟他们辩论，几句话就可以驳倒。所谓的“黑画”，那个猫头鹰事件，他为什么说我画猫头鹰一只眼睛开一只眼睛闭，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让他说为什么，他也是说不出来的。不要讲出意思来画画，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前，另外一些人在领导国家的时候，每一样东西都要有意思，没有意思就有坏。上海有个画家画一个笑眯眯的苏东坡，叫《中苏友好》。苏东坡和他爸爸比，小一点；和他弟弟比，大一点。就不是大苏，不是小苏，是中苏，笑眯眯就是友好。还有一个画家画一张《又红又专》，画一块砖，红砖，就是又红又专。现在好了，不是太有意思的东西也不追究了。
南：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去香港，是不是觉得那里的创作空间比较适合你这种自由的个性？
黄：允许去了就去了，不是自由的问题。我这几十年在北京，从没有感觉得“不自由”，因为自由不自由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给的。我创作的任何作品，只有很少很少的情况底下，是人家命令我做的，都是自愿做的。包括“大跃进”的一些作品，我都不是如实描写，而是加入了我的艺术处理表达出来的。我做出来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是“自由”了。“大跃进”时说谎话，稻谷上其实还是可以跳舞，我看了真开心，人家跳舞多有意思呀。（笑）一亩地有几十万斤的稻子，人踩下去都不会倒了。我就刻出来了，开心嘛。另外，羊长得比牛还大，那是真开心哪。我不是相信真有这个事情，既然你党报都公开说出来，那我何乐而不为，我就画呗。（大笑）有一次香港一个什么人说，你这样不是说谎吗？我说，不是我说谎，别人说谎，我跟着表达出来，多开心哪。有些事情不能用诚实与不诚实来判断的。你说“毛主席万岁”，这不是说谎吗？明明不能万岁，你说他万岁，这不是说谎啊？（大笑）有些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像小孩子看戏，一出来就是好人坏人的。从我个人来讲，开始他们这样做，“反右”啦，“大跃进”啦，我都认为是有道理的。可能包括要我死，都是有道理的。我都不明白，觉得跟着做就没有错。慢慢地才感觉有问题，后来才发现，越来越儿戏，把生命当儿戏，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还没有太多的本事来玩弄，玩弄国家，玩弄人民，一说到玩弄就是还很理智，本身是不理智的，是幼稚。没有水平，但是有别的东西，有权力。
黄永玉画风多变，和他半生漂泊息息相关。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当时已经70来岁的黄永玉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盛夏时节，他背着画箱，顶着炎炎烈日四处写生。饿了渴了，就坐在路边吃点随身带的面包，喝几口凉水。近年来，黄永玉热衷于置办豪宅：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夺翠楼”、“玉氏山房”，佛罗伦萨的“无数山楼”。
南：在香港、北京、凤凰、意大利都有房子，很奇怪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建房子？
黄：我那是发疯了，神经病嘛。（笑）我研究过我自己，人家这么讲多了我也得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处都有房子？现在我想那就是一个艺术上的创作。那是借用素材来创作，每一个不同的素材在不同的地方不一样。
南：最近几年哪个地方住得比较多，喜欢哪里多一点？
黄：意大利那边，现在我的女孩子（女儿黄黑妮）住在那里。因为国内事情忙，我一两年去一次。香港嘛，当然常常去，但是最近一两年去得也不多。总是北京与凤凰两边跑，总是想着凤凰那个房子加一点什么，北京那个房子加一点什么，这么来回加，越加越多。也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不喜欢哪一个，就好比你问母鸡，你生这么多蛋，特别喜欢哪一个？它也没法告诉你嘛。它天生爱下蛋，也没有什么选择了啦。（笑）
南：那创作的题材是不是北京、凤凰这两个地方多一点？
黄：无所谓题材，都是荷花，北京荷花，凤凰荷花——凤凰也没有荷花，长不出来的，我们那个小学池塘里，这100年来都想栽荷花，都栽不出，我父亲做校长的时候想栽荷花，到现在的校长也栽不出。水土的问题，水寒。但这无所谓，不存在题材的问题。别人的画表现淮海战役、辽沈战役，需要题材，但是我的荷花不需要。表现力有些探索，也不叫探索，有些变化。高兴的时候，环境不同了，会有些变化，一下画个粗的，一下画个细的，一下画个大的，一下画个小的。荷花能有什么意思呢？只要人家不讨厌，愿意看，我就不停地画。（大笑）有些人怕大家忘记了他，隔几年开一个展览，不停地拿同样的作品出来展出，免得你忘了他。这是一种办法。我每天都在工作，我不能说我画画为了讨厌我的作品才画，讨厌我的生活才画。当然我喜欢自己的生活，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也相信我的观众也喜欢我的画。我也不能讲，我每张画具有什么深刻意义。明明没有意义，画一张荷花有什么意义呢？
南：是一种无言之美。
黄：为什么美到画十张八张都画这个呢？我说每一种里头有画得细腻一点的，然后画得豪放一点的，现在也画另外一种方法，自己的作品作一种研究。把画画提高到深刻的意义上，文化贡献啦，全是扯淡的。（大笑）人家问毕加索：“你的画什么意思呀？”毕加索说：“好看不好看呢？”“好看是好看。不知道你的画说些什么。”“你听过鸟叫吗？”“听过。”“好听不好听啊？”“好听。”“你懂得它是什么意思呀？”画画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个人喜欢把每一件小事，每一个活动，都讲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人活着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意义啊。人家问我为什么喜欢画荷花，我就说，我外婆打我，我就躲到莲花边……你真的以为我画荷花从这里开始？人应该冷静地对待这样一种东西——尤其是画家喜欢把每一件事情讲得很有意义。如果画革命历史画，那意义可能很多，但一般的，其实就是把一些普通的感受、修养的积累画出来。人死了以后，别人可能把你的画讲得非常有意义，每一个人说得都比你原先设想的“有道理”得多，而且各不相同。我出过一本摄影集，在里面说，假如我家里有一张破椅子，我不想要了，我就请拍卖行帮我卖掉。我去参加那个拍卖会，看见拍卖的人把我这张椅子吹得好得不得了，好到最后我自己把它买回来了。我本来没那么好，你一讲我有那么好，由不得我就自己爱上自己了。（大笑）没有这么了不起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冷静、从容，有一点幽默感，嘲笑嘲笑自己。
南：我觉得你的画难得的一点是，每一张都不墨守成规，有自己的想法，有新意。
黄：中国传统绘画有个特点，仿八大，仿石涛，这是正路。如果在国外，你要是仿梵·高，画一辈子，那你就完蛋了。中国的传统就说我仿谁，还公开地写在画上。每个地方传统文化不一样，风格不同。至于创新，我是不同意的，什么叫作创新？一个人能有多少新可创？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风格。一个人的创作道路里面起到一些变化，也不叫创新。过去我们叫做“变法”。变法也要依据原来的基础，不能完全脱离。改革开放初期，有一阵子大家学怀斯画画。有一个人有一本怀斯的画册，别人没有，他就照着怀斯的画来画，人家说他创新。大家都有这本书了，喔，原来是照着怀斯画的，就没有新了。所以我不太承认创新这个概念，我只承认好坏。这个人画得好，那个人画得不好。
黄永玉曾说，平生最喜欢的是文学，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但前三项都靠绘画养着，因为它们的稿费太低了。他的文字，即便是置于文学史上，也是卓然成家。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写到自己4岁时，已有20万字。
南：你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写得怎么样了？
黄：还在写，不写就死掉了，来不及了，再说不写也可惜了，我觉得我那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得赶快写。写文章就简单了，不像画画，要带很多东西，一支钢笔和一些稿纸就可以了。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市场上已经有整本的在卖了，可是我还没有发表哪，已经有盗版了。不过，盗版不盗版也没有关系的。（笑）另外还有一本，我女儿建议我赶快写，那本在香港《明报》登过，叫做《大胖子张老闷儿列传》，还没有写完，已经写了30多万字，国内的人会喜欢看，但国外的人就不喜欢，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这几十年国内的情况。
南：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说很多年前跟聂绀弩先生走在街上，你告诉他有个很好的故事。他说：“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讲。”
黄：文学不光是讲故事。写文章也像作对联一样，上一句下一句，要讲得有意思，结构、关系，但不是讲故事。巴尔扎克讲故事讲得好，出神入化，但他写得没有司汤达、左拉有意思。我用有点类似福楼拜的写法，不要太紧张，从容一点，慢慢地说，站在故事以外来说。
南：我听董桥先生开玩笑说过，你的文章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
黄：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写文章，也比较快活。快乐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东西，那我就开心嘛。画画么，我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开心。
在北京“万荷堂”，黄永玉喜欢请一些老朋友来聚会。黄苗子、郁风、丁聪、王世襄、范用、杨振宁、张开济、刘诗昆等人都曾在这里留下欢声笑语。“文革”时，沈从文在街上难得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5秒钟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如今安乐晚年里，这群老人有了另一种从容的生活。
南：你和那些老朋友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还是如此从容，而且都很长寿。
黄：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前一段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你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很多失败者也写了传记，而且具有和胜利者写的传记一样的价值。很多人研究胜利者，但胜利者写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传记里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
有人说，人活着一辈子，太没有意思了。我问他，为什么没意思啊？对死，我曾经有一个系统的看法。当然，死了就烧掉，送到火葬场，人就回来，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嘛……且不管这个，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还想干吗呢？所以我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不把骨灰放在火葬场，放在抽水马桶里，请一个有修养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举行个仪式。这个方案我爱人反对，说塞住水管（用粤语讲，黄太张梅溪是广东人），找人修很麻烦。所以只好执行第二个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分送给朋友，栽花。但是有一个问题，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觉得花长得比较怪，吓人。这样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饺子请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关于死，杨宪益讲了很好的话，他说与其等人死了以后称赞人怎么好，不如活着时就开追悼会，他想自己快死的时候，搬一张靠椅，可以旁听大家吹捧他。
南：黄苗子在他那篇著名的《遗嘱》里也讲了类似的意思。
黄：是我先讲了，苗子听了马上写文章，比我更快。（笑）
南：不管画画、写作，还是对待人生，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的“快乐”。
黄：我一生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最近我画了一张画，写了《快乐论》，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快乐方式。
画画的基础，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为了开心，有一个兴奋点，对吧？要是你碰见灾难倒霉，你就没法好好画。我在毛泽东纪念堂画完了以后，人家替我感觉到这个工作很重要，来访问我：“你说说看，你在画这个稿子的时候一边画一边想什么？”我说就希望赶快完成。他说不是不是，画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我说心情就是希望认真地画，赶快完成。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一边画一边流眼泪，想着毛主席伟大的恩情？这不可能嘛。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一边哭一边画画，有这样的事吗？这样也画不好。搞艺术当然有很严肃的使命，但是起点肯定是快乐的。
看画不靠耳朵，要靠眼睛的。我有一张画，我拿给你看。（进房取出一张画）你看看，我在这画上题了跋（边看边念题跋）：创作的起点是快乐，很难想象一个人不快乐能做得出事。我这也说不全面，不快乐的人也能做过使天下不快乐的事。创作不只是让自己快乐，也能令别人快乐。伊壁鸠鲁的《快乐论》早已把快乐的根源剖析得很畅明了，有人问，悲剧呢？史诗呢？我说，悲剧令人掉泪，史诗令人肃穆，而作者是快乐的。
记者附记：黄永玉夜宴图
2005年8月13日，黄永玉在北京万荷堂举办81岁生日酒会。《比我老的老头》一书记载，黄永玉生于1924年7月9日。近年来，黄永玉都会随心情而定，在盛夏选一个吉日请亲朋欢聚。我们乘坐陈履生夫妇的车，出北京约一小时，到达通州区徐辛庄万荷堂。堂外公路上的汽车早已停放成长龙，几名警察在维持秩序。路口有一座八角亭，不见题匾。陈履生介绍，此亭名为“侃亭”，黄永玉专门建来方便周边村民歇息“侃大山”，亲笔题字做匾，不想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题匾不知所踪，黄永玉便不再题字。侃亭下依然有侃爷，只是成了“无字亭”。
万荷堂为独立的中式园林，远望四周皆是田园。走进大门，那几条传说中的大狗早已被拴到不知何处，没有机会出来迎客或吓人。地上铺着粗石，不免小心看路，院子里躺着几尊古旧的石雕。抬头一看，“万荷堂”三个大字颇为拙朴，走廊上挂有一个拳击沙包。大堂是黄永玉的画室，大梁大柱，大桌大椅，居中摆放着几根硕大的原木，上有黄苗子题字。一面几十平米的大墙专为画大画而设，墙角有升降机。墙上挂着黄永玉新写的书法：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
堂上高朋满座，黄黑蛮专程从香港回来为老爸的酒会打点，每次见到黄黑蛮，总是觉得他这么憨厚，哪像他老爸的性子？有人说，黄黑蛮的性子像他妈，黄黑妮的性子才像她爸。喝茶抽烟的众来客中我一眼就认出清瘦留须、手执烟斗的广州雕塑家许鸿飞，独特的形象占了便宜。——回穗后不久，我在一个饭局上认识《城市画报》的黄战生，方知和他曾在万荷堂打过照面，当日石磨坊众位黄永玉的忘年交专程从广州到北京为老大祝寿。有一晚，黄战生邀我到石磨坊和许鸿飞饮酒谈天，看了黄永玉赠给小弟们的大画、书法、肖像。不想2005年年底本报竟登出这批字画被盗的消息，十几天后竟戏剧性地破案，这是后话。
画室后面的另一幢房子“老子居”才是黄永玉居住的地方。先进入饭厅，但见黄永玉的太太张梅溪手执葵扇，指点厨师准备晚餐。王世襄曾夸奖：“永玉夫人梅溪精于烹调。”房中蝈蝈和鹦鹉的叫声不绝于耳。转入客厅，一位貌似黄永玉的长者在招呼客人，这是黄永玉的二弟黄永厚。黄永厚也为名画家，也住在通州。兄弟俩有20年不相往来，直到前几年才重新和好。唉，这俩老头儿。坐在我旁边的是建筑大师张开济的公子张永和，如果不是和身边的外国友人讲着流利的英文，外人还认为这位是黄永玉老家来的亲戚。凤凰老家自然是来了不少亲戚，忙着倒茶待客。里屋走出一位身材高挑的客人，张永和旁边的女士觉得眼熟，便问我这是何人，我脱口而出：“刘诗昆。”心里暗暗庆幸电视看得多。当天的压轴好戏是刘诗昆演奏钢琴。
李辉和应红夫妇开车载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也早到了。李先生带我进入里屋认识黄苗子郁风。这才见识了黄永玉那间宽敞典雅的卧室兼会客室。许多曾在电视里见过的客人，正陪着黄永玉聊天，黄永玉穿一件浅色衬衫，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房中那张其大无比的睡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更难忘的还是黄苗子温暖的微笑。
“老子居”外的另一个院子才是荷塘所在，数亩地大的池子栽满荷花，顿感“十万狂花入梦寐，一袭清馥逸荷塘”并非吹嘘。荷塘中间是一个石砌的舞台，摆放一架钢琴，刘诗昆在试音，旁边站着两位妙龄佳丽。荷塘周围是走廓和几座两层楼房，不少艺术家到此挥毫的墨迹随处可见，黄永玉各个时期的照片和画像尤为醒目。
沿荷塘漫步，看看字画，赏赏荷花，幽香扑鼻，远处则飘来烤全羊的香味。日渐黄昏，宾客陆续到达。荷塘边的广场已摆上自助餐，生日蛋糕则摆在舞台后的大厅里。黄永玉站到舞台中间，只说了一句：请大家来聚聚，开心一下。于是上百位宾客食指大动，分坐荷塘四周，觥筹交错之间，欣赏舞台中的表演。
华灯初起，正是酒足饭饱之时，刘诗昆一曲奏响，全场肃静。黄永玉嘴叼烟斗，坐在钢琴旁的台阶上，已然心醉了。
（采写：李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