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的荷花开了。”素净的请柬上，写着这样的邀约理由，毛笔小楷，语气淡然。“万荷堂有个小小聚会，如果有空，欢迎您的光临。”末尾还有句提示：“勿带小孩，以免恶狗咬伤。”实际我们造访之时，正值热浪烘烤京城，院中大狗数条，皆未拴着，却也纷纷慵懒地趴着，懒得看穿梭来客。
门外豪车列队，堂内显贵满座，每年例行的赏荷会，也是万荷堂主人黄永玉的寿辰。
今年，他已八十有六，依旧精神矍铄，行动敏捷。每日烟斗不离手，火光闪亮，袅袅烟雾升腾，黄永玉便来了谈兴。几多英雄故交，历史波谲云诡，盛名非议，都成传奇。
8月2日，记者与作家李辉同行，再访黄永玉，听他慢叙平生。
文字构筑回忆 故人魂兮归来
1
李辉萌发为黄永玉写传的念头，早在二十多年前。
1989年清明，两人同往凤凰古城，这是黄永玉的故乡。一路上话题不离沈从文———李辉要做研究课题，黄永玉则是沈从文的表侄。
湘西土家族的血脉传承，让黄永玉敢于冒险，不惧远行。1937年硝烟弥漫中华，年仅12岁的黄永玉背起行囊闯江湖，从此一生漂泊。在厦门，他考入著名侨商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不爱课本爱木刻，读了两年书就弃学而去。当过瓷器作坊小工、蹩脚的话剧演员、上海郊县中学教师，依然抱定刻刀不松手，终于在文艺界崭露头角。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黄永玉)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黄永玉亦视汪曾祺为难得知音：“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
在香港，黄永玉交游广阔，萧乾、聂绀弩等人对他多有助益，1948年黄永玉在香港大学举办首次画展，1998年，香港大学再次邀请黄永玉举办画展，名曰“流光五十年”。黄永玉感慨万分：“时光待人，快慢各不同。抗战八年，很长；文革十年，很短；文革后二十年几乎一眨眼；于是，十几岁的人一下变成七十岁的老头。”这时他重逢昔日同事金庸(查良镛)，半个世纪前两人在《大公报》同一间办公室。黄永玉脱口而出：“小查！”金庸笑道：“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
1949年，转折之际，在北平的沈从文写了封长信给黄永玉：“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我从未见共产党军队……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听了表叔的召唤，1953年，黄永玉携妻挈子，离港归京，也就此卷入了浩荡险恶的政治洪流。
2
李辉的笔记本上画着一只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寥寥几笔，憨态可掬。那还是在1989年的凤凰，某天黄永玉兴之所至，用钢笔信手勾勒而成，并在画下题写四字“为善最苦”———这当是有感而发，回想“文革”十年，美术界落叶飘零，黄永玉同丰子恺、林风眠、李可染、李苦禅、黄胄等诸多大师，一并被批成“黑画家”，相对年轻的黄永玉更是离奇地名列首位。“黑画事件”的祸水，便来自他擅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说成“仇恨社会主义革命现实”，那段岁月，黄永玉识尽人间百态，今天我们翻开《传奇黄永玉》，也将一同回顾艺术家动荡不安的前半生。
按照李辉的构想，1976年之后的黄永玉生平与创作经历，将在这部传记的下一卷里展开叙述，那也是更加绚烂多彩的图景：以黄永玉为原型创作的电影剧本《苦恋》引发激烈争议；黄永玉设计的新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猴票”成为集邮界追逐的极品……上世纪80年代以来，黄永玉成了坊间皆知的“画坛首富”，也与一些艺术家之间颇多恩怨纠缠。这一切，都远非当年那个湘西山中的少年所能想象。
“他两岁多，坐在窗台上。爷爷从北京回来，见到这个长孙，当着全家人说，这孩子‘近乎丑’！”
这是黄永玉手头正在写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开头一段。李辉说：“黄永玉的文字，完全看不出所谓时代的烙印，他的表达方式没有受到任何政治语汇的影响，这在与他同时代的老辈文人中绝无仅有。仿佛当他提笔写文章，就立刻进入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艺术世界。”如今的黄永玉，不仅画画，更爱写作，也许在文字构筑的回忆里，有更多故人魂兮归来。
3
1997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彼时黄永玉正在意大利的家中，女儿黑妮告诉他：“汪伯伯去世了。”
黄永玉闻言，“嗬嗬”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
那年8月，黄永玉的万荷堂修建完工，他重回北京定居，叹道：“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他一定很开心。”
2008年的某个夜晚，黄永玉又给李辉画了一只猫头鹰，画得很慢，很细致。与1989年不同，这次的猫头鹰，两只眼睛都睁着。
黄永玉在画上题跋：“二〇〇八年画这张猫头鹰，是因为日子平平安安，才那么悠闲从容一笔笔画下来。以前那些浅薄可笑残忍的日子里，要弄死一个人随便找个理由就行了，何况还有一些毋须乎理由被弄死的许多人。”
画完写完，稍许沉吟，他又加上一句：
“李辉同志请勿揭发。”
香港时刻
差点成“导演黄永玉”
李辉：您的第一次画展，是1948年在香港举办的，当时您才24岁。我看到展览期间拍摄的照片，您对着镜头，表情还有点紧张的样子？
黄永玉：不是紧张，是感觉自己不够格开画展，我这个水平怎么能开画展呢？萧乾先生就鼓励我，他在《大公报》做编辑，认识香港大学的校长，那校长是个老学者，英国人，叫做施罗斯。这样就介绍我开木刻展，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我真诚地感觉到自己不够格，可是开了这么一次，胆子就大了，摸到门路，一直就开起来了。
李辉：是不是当时香港文艺界的风气，比内地开放很多？
黄永玉：就是内地去了很多画家，很多老前辈到香港，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郭沫若、茅盾这些人都在，我一个小伙子算是搭在里面。在香港，和聂绀弩的来往非常多，基本上三两天见一次面。可能平时跟他在一起那些人让他心烦，我比较单纯。
李辉：后来进了《大公报》做美术编辑，您和金庸先生还是同事。
黄永玉：当时他还没有写小说，他翻译一些外国人写的“中国震撼世界”的这一类东西。
李辉：现在人们不容易想到，年轻的木刻家黄永玉，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写过电影，笔名“黄笛”。
黄永玉：楼适夷先生的弟弟楼子春介绍我写剧本，当时香港那些进步新闻界里头，写电影我是最早的一个。还要感谢费穆先生，他是上海文华公司的大导演，阮玲玉的电影还有《小城春秋》都是他导演的，非常好的人。他让我改行做导演，跟他一起搞电影。我说你先看看我的画展再说吧。看完画展，他说，那你还是画画吧。
李辉：哈哈，不然今天我们见到的就是导演黄永玉了。
黄永玉：我写过一个剧本《海上故事》，费穆去世的那天晚上，正在改这个剧本。我的剧本《儿女经》拍成了电影，《海上故事》没有拍，因为费穆先生死了。
李辉：您在散文《这些忧郁的碎屑》里提到，促使自己决定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工作，有表叔沈从文的因素。
黄永玉：1953年我从香港回来，其实很难说受一个人的影响。他是比我更早一个时代的人，我很尊敬表叔，但艺术上很难有特别的影响。
李辉：在香港生活是很舒服的，很多人会想，你为什么回来？
黄永玉：到哪去，你都要回来。到美国，到欧洲，千方百计也要回来。当时看到国家这么好，把旧社会推翻了，产生很多理想。千辛万苦跟着共产党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人家把国民党打跑了，那怎么能不回来呢？当然回来。这些理想是很真诚的，不是我一个人，千千万万的青年，包括壮年甚至老年，都从海外奔回来。
美院生活
“资产阶级思想”的好老师
李辉：今天您几次提到“真诚”这个词。
黄永玉：对，就是真诚。我在中央美院生活的时候，老受到批评，说“名利思想”什么的。为什么批评我呢？学校里那些人画素描，几个月才创作出一张，很困难，就我天天在刻，刻得还很快。这是我的工作习惯，抗战时候就养成的习惯。你说名算什么？利算什么？花半月二十天时间刻一个木刻，《人民日报》的稿费仍是八块钱，这又算什么名利？
李辉：大概要批评一个人，是简单的。
黄永玉：是啊，概括来讲就是名利思想、稿费思想。我十八九岁就在名利场混，还要什么名不名的。利也利不到哪去，我要利的话就不回来了。在美院教书，我这个人也没有后台。要找后台的话以前有很多老人家，我也不懂得去找。
李辉：工作上对您的评价是怎样的？
黄永玉：说我是认真负责的老师，但是常常教给学生资产阶级思想。最后往坏里说，就是跟无产阶级抢阵地。其实这也是套话，不用在意，我知道他们对我还是很好的，承认我是个好老师。美术学院当时有很多外国留学生，东欧来的，除了学习美术史，很多都是学版画，那么百分之百都让我来教。整个美术学院的留学生，除了美术史，基本是我一个人在教。我教过波兰的、捷克的、保加利亚的、蒙古的，还有埃及的。也可能因为那些外国学生的“资产阶级艺术观点”，我能对付得了吧。
李辉：您当年几乎是美院最年轻的老师了。
黄永玉：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对组织生活什么的都不懂，反正就一片开心地来工作，因此挨批评理所当然。那时候讲很多事情不应该做，其实怎么回事我也搞不清楚。比如说听音乐，我带回来很多唱片，一说都是资产阶级才有这些东西。
李辉：那心里肯定不理解了。
黄永玉：这方面我承认，党说这是资产阶级，我怎么能说不是呢？到了运动来的时候，我就沉默着接受了。
黑画事件
时间能让真相越来越清晰
这就是让黄永玉成为“黑画事件”头名的猫头鹰。
李辉：“文革”时期，美术界被彻底砸烂，您也受到很大冲击。
黄永玉：让我写检查我就写嘛，我让学生看外国画册，也看延安的作品，延安时期的木刻的确是刻得很好。但是更多是要看外国的画册，不光看木刻。我给学生们开书单，搞艺术的不看书怎么行呢，结果反而招来了批评。我老老实实写检查，过一阵子不搞运动了，学生们还是愿意听我的话，看外国画册。结果运动又搞起来，继续批判。到了“文革”，人家看了我画的那些动物，就揭发出来，说攻击社会主义。
李辉：尤其是您画的猫头鹰，后来成了“黑画事件”里排在第一位的作品，为什么会搞成这个局面？
黄永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说啊，有些坏人，趁这个时候来搞事。有些人可能是我得罪他了，他暗中去告我。现在想起这些问题，我脑子里面越来越清楚。时间会让真相越来越清晰。
李辉：您现在如何看待这样的人和揭发行为？
黄永玉：他们肯定会说，当年那样做是不对的，当年太“左”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今天很多人利用政治概念来推卸责任，左啊右啊，都是掩饰自己的说法，说到底还是人品问题。
李辉：这是把责任推给时代了。
黄永玉：准确说是推给政治了。现在我有点可怜他们，因为成天把时间浪费到算计别人上头，荒废了他们很多宝贵的光阴，所以那些人现在很难画出画来。听说有一个平时靠整人为业的人，新时代来了，没有机会整人了，自己的画又画得不好，只好成天在家里生闷气，关起门来打老婆。按道理讲现在这么好的时代来了，你应该画得更好呀，应该远远比我画得好呀，可是没有，为什么？艺术需要突破，需要技巧，需要一点真诚和良心，你的时间基本都用来整人了。
关于文学
画画养我的文学爱好
李辉：我们还是聊回艺术的话题，您涉猎领域广泛，不仅钻研木刻、绘画、雕塑，在诗歌、散文、小说这些文学形式上也触类旁通、自成一体。写文章和画画相比，哪个比较过瘾？
黄永玉：写文章比较过瘾，只要语言够用就行了。语言没问题的话，我心里头储存这么多年的经历，这么多的人物，写文章当然舒服了。可是写文章养不活自己，我还得用画画来养我的文学爱好。你说清高，你也得谋生，怎么清高呢？躲在山洞里会饿肚子，当然也有个办法，假装住在山里隐居，把山洞弄得很有意思，搞一点古典传媒技巧手脚引人家来是可以的。
李辉：谈谈您对金钱的看法，钱的意义是什么？
黄永玉：金钱和我的工作比起来，当然是工作重要、艺术重要。我的意思是这样，艺术给人带来的快乐和钱不一样，一心想着钱，你就别画画了，画也画不好。你认真画画，自己会很快乐，好朋友们也会沾染你的快乐，同时这些画出来反倒能比较卖钱，真的。不然你干脆画钞票算了！你快乐吗？不快乐，而且画好多钞票，也换不来几张真钞票。认真画画，钱来了，你挡都挡不住。
李辉：其实汪曾祺先生当年那么早就说，应该投资您。
黄永玉：这个说法是讲人的眼光。比如当演员也是一样，演员开始出道的时候，做这个，做那个，都要看导演的脸色，最后得到一个小角色来演。所谓多年媳妇熬成婆，演员到了一定的火候，观众多了，导演就要来求你了。戏剧也是这样，张兰芳、李兰芳那么多，只有梅兰芳可以看。可是谁又真正知道，梅兰芳吃过的苦、尝过的辛酸？
关于画画
艺术与政治该保持距离
李辉：其实画画尤其是个寂寞的工作。演员在台上，下面还有观众鼓掌，画画就是一个人在屋里面对着白纸。
黄永玉：你这个讲得太对了，画画完全是个人行为。但是做演员，年纪大了身体就扛不住，做画家和作家比较好，老了也不要紧，只要不是植物人就还行。
李辉：您自己画画觉得闷吗？
黄永玉：闷的时候才画画。开心也画，不开心更要画。
李辉：画什么最开心？
黄永玉：画下一张最开心。一张接一张地画，画完一张会想，还有某种技巧，可以表现一下———于是再画一张，又会发现还有个什么妙处可以再画。这次画得浓重了，下次就画淡点。一般来讲，人家看你的画，说这个色彩很到位啊，感情很激烈啊，都是人家在讲。我个人的感觉，画画就是在探索技巧，一天到晚哪里有那么多的意义？也许伟大的政治家喜欢寻找意义，但是画家如果也要意义，就显得好笑了。
李辉：意义固然不应强加，但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会有表达的冲动。
黄永玉：艺术到了政治运动里头，那就也讲点意义了。比如说到了“文革”快要结束的时候，“四·五”运动悼念周恩来，天安门很多人，就用木板围起来了，不让人进去。人们希望邓小平出来。一个以前做过武工队头头的朋友苏烈，从广东来看我，还有画漫画的沈培，兴致来了，我画了一个小玻璃瓶，上面写一个“等”字———等(邓)小瓶(平)嘛。
李辉：这个画有意思。
黄永玉：我爱人还提醒玻璃瓶里要装红墨水，然后我们就把写的画的都揣在怀里，步行从北京站住处走到天安门去。到了广场一看进不去，我那个朋友胆子也不是很大，他想了个主意，走到围墙边上，看到有解放军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他跟一个解放军说“你帮我贴一下”，解放军说，好，你等一等，我贴完我的就贴你的。他就把那个“等小瓶”拿出来给了解放军。
李辉：后来贴上去了吗？
黄永玉：后来我们就走了，过了大约两个钟头，另外的朋友跑来告诉我们，说天安门有个人，贴了一张“等小瓶”的画，到晚上就让人撕了。
李辉：哈哈，这个可惜了。
黄永玉：像这种画就是有意义的，在政治里头，意义就出来了。但是我们到底是搞艺术的，不能天天搞意义。我一直讲，画家和政治家，各干各的事。艺术和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时常又有一定的距离。
关于自传
墓志铭上刻“爱、怜悯、感恩”
李辉：您正在《收获》杂志上连载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已经写了40多万字，刚写到七岁时候的事。写这部小说的打算是什么？
黄永玉：我写文章没有提纲，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当然也有个打算，就是想让人家看看我们那个时代，是怎么过来的，一个小孩子怎么生长。现在回想一生，人应该坚韧一点，不要动不动就难过，动不动就痛苦。我的家乡在凤凰，我们那里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临危不惧，这是我很大的本钱。我受过迫害，有时候就想，唉呀，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死亡，这么多人受苦，何必呢？很宽大地看待这些事，像菩萨在天上一样，看芸芸众生。
李辉：年轻人怎么能看开这些事情？
黄永玉：不一定要到我这个岁数才行。你们就是过得太好了，小学、中学、大学，毕业还分配工作，弄得这么好，很多人就不相信人间曾经发生过多么残忍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孩子们的成长经历，就像沈从文跟我说过的，大时代像个筛子，而且是筛眼很大的筛子。我们这帮青年就像沙子一样筛来筛去。很多人从眼里漏下去了，剩下粗大一些、耐磨的几粒留在上面。
李辉：所以我常感叹，你们那么多人，今天看来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三四十年代居然都有缘聚在一起，简直难以置信。
黄永玉：可是这样的筛法，浪费了多少生命？历史决定我们今天的生活，让我们获得教训。所以我活到今天，将来死了以后，如果有碑，上面也只有五个字。
李辉：哪五个字？
黄永玉：爱，怜悯，感恩。这五个字，也来自沈从文跟我说过的话。他说一个人，第一是要充满爱去对待别人。第二，摔倒了爬起来，赶快走，别心疼摔倒的那个坑。第三，永远抱住自己的业务不放。我自己的成长中，遇到多少对我好的老前辈，他们帮助我，所以要感恩。而怜悯，是对待那些残忍的人。
李辉：怜悯那些对您不好的人？
黄永玉：不是对我，是对世界，或者说对中国。
李辉：《新京报》的朋友还有个问题想问您，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您会想些什么？
黄永玉：想我明天要干什么———写哪些文章？画哪些画？如何写，如何画，行当之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