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报：您能谈谈这次《天堂红灯》作品的含义吗？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策划的呢？作为《介入：艺术生活366天》的开篇作品是巧合吗？

谷文达：其实，这个想法早在4、5年前就有了，只是一直处于观念和设计中，还没有落实。当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邀请我参加《介入：艺术生活366天》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作品。主要有3种想法：首先，这是为中国而自豪的情节。就像中国在世界各地造100个孔子庙一样，它将成为中国的形象使者，是和平、吉祥的宣传；其次，它是选择当地文化的象征物与中国的形象大红灯笼的对话，表现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某种冲突；其三，这件作品要完成需要多方努力，万事俱备。因此，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政府、让机构、让市民们知道，也是一种“游说”，同时也是希望能得到机构的赞助和投资。

自认是个“十字架”

上海证券报：您曾经说过，到了美国您才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身份。那么在国外工作和生活了这么多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谷文达：我用“十字架”来比喻自己，横轴的一头是中国，另一头是美国，这是两个不同国度间的矛盾；竖轴的一头是我最初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理想主义；而另一头则是资本主义，这两者之间也是极端矛盾的，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我就是这个尴尬境地里的产物和矛盾综合体。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目前中国的环境如何？

谷文达：1987年出去后，1993年第一次回国就发现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现在对当代艺术已经放开，2000年开始就允许当代艺术的进行，2006年国家认可当代艺术是主流艺术。所以任何事物都是在变的。

中国当然需要自己的藏家

上海证券报：您怎么看现在的中国艺术市场？

谷文达：中国市场我目前还不是很熟悉，不过感觉上还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古典和传统的艺术会比较成熟。而且，现在的状态是收藏家队伍受国际影响比较重，当代艺术家往往是先在国际范围内成功后，再影响到国内。毕竟，我们的市场体系还不完善，但人口多、市场大。

正如黑格尔的话：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中国的市场应该要有中国自己的藏家，艺术家的目的不同，比如为市场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其产生的效果是决然不同的，而收藏家的动机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欧洲藏家是出于热爱和喜欢；而美国藏家则出于投资，是为了购买和操纵艺术品。

上海证券报：您对您作品的市场价值怎样看？

谷文达： 还可以吧。1999年的时候，我的作品《天坛》就是被摩根斯丹利金融公司花了30万美金收藏，捐赠给了香港美术馆作为永久收藏。而另一幅水墨画则是25万美金被藏家收藏。不过，总体来讲，收藏我水墨画的藏家更多。

上海证券报：那么目前国内收藏您作品的藏家有吗？

谷文达：目前不多。毕竟西方具有非常完备的捐赠机制，比如很多集团董事会每年都会专门开会决定购买什么艺术作品，哪些艺术家的，待商议确认之后就会购买，然后捐赠给当地或本国博物馆。因为，这些购买艺术品的资金是可以抵税的，即投资了艺术，对文化又有了支持，同时产生比较理想的社会效应。另外，西方的专业藏家一般都有基金会、秘书或顾问团一起打理收藏工作，这是一项系列性的工作，里面掺杂着多种因素，主要是即要藏家喜欢又要有商业价值。而中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税收政策，再则中国的资本积累毕竟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还不长久。

创作更多来自触类旁通

上海证券报：这么多年，您的创作都具有针对性，针对于各国文化、历史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比如《联合国》系列人发作品，因此，在创作之前，您要做很多知识方面的收集和了解，如何令作品具有如此尖锐性？

谷文达：是的，我要对当地的文化、历史做深入了解，同时要去当地考察多次，选择其中最有典型的方面入手。我的作品都是围绕三个方面来创作的，即要有对现实的呈现和关注、要有历史文化观念以及对未来的把握。我从不看电视、电影也不到美术馆。而读书的过程也主要集中在读研究生阶段，现在我只创作。我的艺术创作教育并非来自艺术界，而是触类旁通，比如用头发做作品，就是对生物，对人类基因学感兴趣，对人体学，遗传学感兴趣。

上海证券报：您对您这20年的创作道路满意吗？

谷文达：小满意有很多，但大满意还没有，不过这其中的过程是令人开心的。首先我觉得我的创作一直比较幸运，一直都有资金的支持。刚出国的时候有加拿大奖学金支持，后来有博物馆和收藏家的赞助与支持。

上海证券报：那您选择在国内设立工作室，是否想寻找更大的满意呢？

谷文达：当然，我当然希望能找到更大、更多的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