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无法忘却那张布满沟壑般皱纹的黝黑的脸，上世纪80年代初，那位艰辛岁月耕耘出的含辛茹苦的“父亲”激起了人们深深地思索，还在大学读书的罗中立，将时代变革后人们迫切需要的情感抒发全部倾泻在一幅油画中。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记者再次走近罗中立，倾听《父亲》背后的故事，触摸那个时代特有的艺术印痕。

“我要为他们喊叫。”这就是我构思这幅画的最初冲动。开始，我画了守粪的农民，以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来，一位老师提议改成《父亲》，这时，我顿时感到把我的全部想法和感情都说出来了。

记者：《父亲》刻画出一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民形象，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作冲动？

罗中立：这幅画的构思是从看到一位守粪农民开始的。那是1975年的除夕之夜，雨夹着雪粒不断向人们扑来，冷极了，在我家附近的厕所旁边，守候着一位中年农民，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粪池。除夕欢乐的夜晚降临了，周围一片热闹景象。此时，这位离家守粪的农民在想些什么，也许盼望粪池快满以多挣工分，可以变粮食，养活家人……这时，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向我袭来。

记者：“父亲”的原型还有一位没有出过大巴山的农民？

罗中立：那是在上中学时认识的。那个时候办学的方针就是到实践中去，为工农兵服务就要画他们喜欢的，就要和他们同吃同住、生活在一起，所以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读书时，我们是在农村、工厂和学校的往返当中上课的。一次半年创作期的体验教学，让我走进了大巴山区。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到那里的第一个夜晚，那是我第一次离开重庆、离开城市，最直观感受农村，体验农民的情感。我们走到山顶上，天已黑尽了，有一座龙王庙改建的小学校。农民公社挤满了很多热情的村民，山区人都抽烟，在灯下烟雾腾腾中看到一张张兴奋的脸。我们被分到各家，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外面的人，全家都来接。我在去姓邓那家人的路上，回头望到处都是梯田，人们举着手电、马灯、火把，一条条火龙走向不同的方向，平静的山村沸腾了。这是乡村留给我的终身难忘的记忆，现在脑海还经常浮现这样的画面，非常想表现在作品中，但是当时并没有创作的想法。

画《父亲》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恢复高考后，我考入四川美术学院学习，当时准备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特殊教育方式，积累了很多生活中的第一手资料。画山里人的题材早已定好，但如何画却前后苦思冥想了一年。画的过程中遇到了那个守粪的农民，使我想到粮食、肥料，进而想到城市、国家、民族。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是支撑国家和民族的脊梁，这激发我要画一幅具体表现农民的作品。于是我想到邓家人，又一次回大巴山寻找创作灵感，老人还在，我把山里人都画了下来。回来后，我用最大的努力来表现我熟悉的一切，在三十七八度的夏天，在一间6平方米的阁楼里，有了现在这位农民父亲的形象。

站在“父亲”巨大的头像面前，就会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这是我尽量地把画幅加大的原因，所以，大，也是我的语言之一。

记者：画问世后，便引起强烈反响，视觉冲击力和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很多人。

罗中立：《父亲》是在美国画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画的启发下，采用照相写实主义手法创作的，把人物的头像放大，可以有力传达出我的感情和思想。技巧上没做太多思考，开始我把眼神画得很清楚，很细致，后来反倒觉得对时代的反省、对历史积淀的厚重感没有了。修改了几次，效果出来了，模糊在阴影中的深邃目光既有沧桑、温顺，又有企盼和希望。

记者：不论是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形式语言上，《父亲》都有革新的意义，这不仅是形式上的创新，而且是主题思想的突破。这是因创作环境改变还是您内心的渴望驱使的？

罗中立：我在创作过程中一直都有压力。“文革”虽然已结束，但是思想解放还有一个过程，有些人不适应，仍旧上升到意识形态来评价作品。而且以往的农民形象都是精神饱满、喜气洋洋的，人们的审美习惯了“红、光、亮”、“高、大、全”，工农兵领导一切的主人翁样子，而《父亲》却满是沧桑，还用宽1.5米、高2米的大尺寸来刻画一个普通农民，这种肖像画是从未出现过的。

当时创作时我想最多不参加展出，但将它画出来却很坚定，因为这是我最想表现的，我想通过这张画正视现实，表达画家的社会责任与使命，让它变成真正的艺术品，而不是精神空洞的附属品，在我们走向“人的时代”之时具有转折的象征意义。不过对于这幅作品能否通过审查心里没底，担心出不了画室，朋友也劝说别拿出去了，会惹麻烦。这时有人灵机一动，提议在人物耳朵上加一支圆珠笔，体现新社会的农民形象。为了不破坏整体，我把透视画得很大，几乎是正面圆心的效果，而且用的是最流行、最便宜的套竹杆的那种笔。其实，我接受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正相反，这处细节修改能够客观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代抹不去的印记。

有人来信说《父亲》叫他们流泪，一位农民说，画上的人是他们生产队的一位老农，还说这样的创作人民支持。这些话坚定了我要走的路，表现农民，就画我熟悉的大巴山农民的平凡生活，画他们的悲欢喜怒、爱憎、生死。

记者：虽然引发了争论，但这件作品最终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经观众投票一举夺得金奖，还登上了《美术》杂志的封面。

罗中立：这幅作品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画中这位饱经苍桑却又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期待、乐观、坚韧的普通农民，是无私无悔奉献自己养育儿女们的父亲的代表，这种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人性“美”，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引发了社会对这幅画的关注。

记者：《父亲》影响了一代人，当时观众的反馈您还记得吗？

罗中立：那时观众信件如雪片般寄来，宿舍同学开玩笑说要设一个秘书班来处理。写信的人来自各行业，各种身份都有，主要是支持我的，但也有个别批评的声音。信的字里行间都很有激情，还保留有那种“文革”式的语言，表达的确是真正的心声，反映出改革开放后民众发自肺腑的强烈感受。直到很多年后，我碰到不认识的同龄人，甚至在国外很有成就的人，还会跟我提起当年他们在山区、边疆时看到《父亲》时的感受，让我很感动。那种眼神、语气，又回到了那个纯真质朴的年代。其实他们回忆这一段经历，不仅是和我沟通，更是对自己的人生在改革后发生巨变的感受，只不过通过这幅画为契机表达出来，这是我没想到的。现在我一直收藏着那时争论最激烈时一封观众的来信，信中有一幅画，画中的父亲戴着虎皮帽子、金手表，有一口金牙，手里端着盘烧鸡，还附有短短几个字：如果像这样画，他们就满意了。这样的形象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有意思的是，现在来看，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后今天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富裕景象。

我觉得作品应有人民性，作品应和多数观众起到一种感情上的交流和共鸣作用，要做到这点，重要的是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真实感情。

记者：30年来，您的创作思路发生了哪些变化？

罗中立：改革开放后，美术创作领域发生了巨变，从只有一个全国美展发展到现在开放多元的展览格局，绘画风格也由具象写实发展为丰富多彩的艺术面貌。作为个人来讲，关注农民的乡土题材是我不曾改变的，以前山区生活贫困，人们世代都没出过门，现在这些人走出了大巴山，来到曾经他们认为很遥远的城市生活，中国农民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开始，他们仍然需要人文关怀。但我试图将社会性主题创作转向艺术性主题创作，由当年《父亲》、《春蚕》那种一幅画承载很多内涵的作品，逐渐走向对绘画艺术自身的理解和表达。现在美术界提倡熔铸中国气派、弘扬民族精神，中国艺术家注入了很多自身元素、经历体验，这也是我自己10多年来的想法和努力的方向，希望在这样宽阔的艺术主题中寻找到个人的艺术样式，将更多本土传统文化背景和民间美术遗产融入现代绘画风格中去。

记者：从学生到教师再到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您这30年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罗中立：我最想说的是“天气正好，下地干活”。今天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好时期，中国的艺术家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在校园中可以边听音乐边画画，模特打瞌睡了可以把画本“嘭”地一下摔到地板上吓她一跳，这在以前都是不敢想象的。人生有限，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个艺术创作的新生。因此，作为过来人，我对改革开放有一种特别的感恩。

作者：云菲　　　　来源：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