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中国几乎一夜之间直线蹿红，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品市场，卖价之高、涨幅之快令人有目眩神迷之感。这也不再是少数人玩的游戏，艺术品正上升为楼市、股市之外的第三大投资领域，财富和艺术共舞，热钱和泡沫齐飞，“非理性繁荣”。
有西方艺术批评家形象地称之为“钱讲普通话”：“眼下全球资金都涌向中国，巨额诱惑无处不在，几乎不会有人忍住不去购买或出售作品。”
有意思的是，此情此景，却很难找到商人或艺术家来做一番反思或精神分析，更少有人质疑或有耻感。即便是“老愤青”、敢于批判的陈丹青，在这个话题上也锋芒略减，“需要审慎”——毕竟谈论的是他的艺术同行和朋友以及他自己。但是，他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给出了有趣的描述和清醒的思考：“中国当代艺术品拍 卖没有春天，立即进入盛夏，高温、爆热。”“中国连艺术家的品位都充满问题，此事暂时轮不到买家。”“我没资格告诉同行如何看待‘艺术、金钱’的现状。大家都在试图适应新的状况。”
“总之，我们充满希望，同时，充满问题。”
艺术品交易狂欢：亟待审慎的话题
《中国企业家》：在您的印象中，中国当代艺术热潮从何时开始出现？有转折点吗？
陈丹青：我被告知，油画拍卖价骤然飙高大约是2003年。此前油画拍卖将近十年，成交额远不及古典国画与文物。由于“非典”，那年春季拍卖挪到夏天，据说北京人大量购买小汽车也在同年。当代艺术拍卖热潮则显然始于2006年纽约索斯比开辟亚洲专场。此前中国人知道拍卖高价都是关起门来自家事，去年忽然兴奋了：中国大陆艺术拍品进入纽约，成交额远远高于日本。
十多年前当陈逸飞的画拍过百万，大家会有各种“特别反应”，这两年舆论的反应可能是直接跳到对下一个纪录的期待。
《中国企业家》：中国艺术品迅速蹿红、炙手可热、开价之高、涨幅之快，好事还是坏事？
陈丹青：既非坏事，也非好事。此事和改革开放一样，全盘否定或肯定，一味悲观或乐观，都不可取。先进国家的既往经验，历史上有过的市场规律，都无法准确解释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物。这是亟待审慎的话题。但不论其中多少问题，总比不发生好：我们经历过水清无鱼的时代，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让各种事情发生啊。
但是，需要指出，“艺术繁荣”与“艺术品拍卖繁荣”不是一回事。西方艺术品拍卖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历史性变化，第一，在世艺术家逐渐进入拍卖，此前拍卖行是死人的地盘。其次，传统拍卖仰赖极少数世代收藏大腕，全世界不过三十几位，欧美占了大半。80年代后，大量企业新贵进入，重金竞拍，还有部分亚洲人，日本人就率先创造了当时超高价竞拍凡高作品的纪录。再其次，90年代后出现所谓“炒作”，拍价成倍飙升，因在同期，金融业与画廊业同样发生历史性变化，画价的人为成分愈形显著。
《中国企业家》：当代艺术市场热潮并非一夜之间到来，还存在哪些推动力量？
陈丹青：同西方的渐进过程相比，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热潮可以说起于“一夜之间”。欧美不是。中国“政治波普”作者从成名到发财多少也有近十年，后起的当代艺术家从露脸到暴发，时间短得多，我们需要数据。还有，国内国外的货币值、消费量、生活水准，以及整个经济观念，差异很多、很大，相似的例子落到细节，又会有诸多差异。
《中国企业家》：谁是下一个破纪录者？
陈丹青：我不知道谁是下一个拍卖价格“破纪录者”。没有人知道。除非果然如舆论所说，有暗中操盘者，那么，等事情到了明面，一定又有新的暗盘在运行——我只是猜测。再说一遍：这是需要审慎的话题。我们不是在谈好事，也不是在谈坏事。
《中国企业家》：中国将在下个十年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市场，古董和艺术品也将被带动吗？很多投资者正在从楼盘、股市转移到艺术市场，短线炒作谋取暴利。
陈丹青：古董和艺术品正在被惊人地“带动”。从楼盘、股市到艺术市场，这是美国暴发户的老故事，我们正在大规模跟进。“短线炒作”则可能是中国的特长，不过改革开放太多事物都是短线炒作短线行为啊。我不知该怎样理解这种现象，但谁都看见许多中国人富起来，还会更富。至于财富的来路，在谁手里，怎么使用，那是另一话题。
《中国企业家》：追求品位的有钱人越来越多吗？
陈丹青：有钱人总在追求钱，“品位”是否因之带入，也需审慎判断。目下我几乎不曾看见有品位的中国买家，多数买家十二分聪明，个别人很有眼光，但那还不是品位——中国连艺术家的品位都充满问题，此事暂时轮不到买家。
但我愿审慎乐观：“先富起来”的群体一掷万金，多少钱被胡乱花了，终于，富豪们开始买艺术品。我接触不少买家真心诚意追求品位，亲见许多有钱人无限向往有品位的生活。不论如何，你想想看，二十多年来，有钱人使这个曾经又土又破烂的社会变得光鲜像样多了。90年代我回国转悠时，到处还土得一塌糊涂啊。
《中国企业家》：中国人享受公开竞拍，还能在公众面前炫耀财富，您见过哪些荒唐的艺术消费现象？
陈丹青：太多了。版面有限，私下谈吧。
《中国企业家》：如果说新贵阶层还没完成从富到贵，尚不具备艺术鉴赏能力，随着中产阶级成长，艺术品市场会变得理性和完善吗？
陈丹青：我们的艺术品市场还远远谈不上“完善”，但正在趋于理性，虽然疯狂的买家与因素不断介入，打乱并毁损正在递进的那点可怜的理性。钱使有些人日渐理性，有些人却为之更疯狂。事情一步一步来，一代一代变。我从未忘记自己年轻时是个蓬头垢面的流民，可是现在大家把我高看成个艺术家，其实我知道自己多么地不完善。我们目前有“中产群体”，还谈不上准确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中国企业家》：中国艺术市场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观念和运作国际化了吗？虚火过盛，水分太大，畸形繁荣吗？是泡沫吗？
陈丹青：以上问题都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顽症，因为那是“伪市场”。奇妙的是，正是这一切使中国人的观念和运作逐渐“国际化”。它的启示可能是：国际化并没有单一的解释与途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巨变，但中国给出了自己的方式，包括“虚火”、“水分”、“泡沫”和“畸形繁荣”等等。
会有那么几家公司玩玩类似的小把戏，别当真。文化市场的性质仍是国家垄断，政府不撒手，不会发生真正有规模有价值的事。
中国艺术的商业模式
《中国企业家》：中国正在发生一场“艺术圈地运动”，画廊从90年代初五家现在增逾百家，但角色错位：拍卖行挤占了画廊的产品推介和市场定位功能，如何规范？
陈丹青：中国太多事物需要规范，艺术市场的无序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谁都看得出：正是这种无序带动大量暧昧的利益，一旦规范，中国许多生意经就得“歇菜”，就得“瞎”。这是众人乐于见到的吗？
《中国企业家》：2008年有大量的展览和新博物馆计划，范迪安被安排主管奥运村的公共艺术项目，之后会怎样？
陈丹青：很好，拭目以待。中国不缺官老爷、投机者与好事者，但严重缺乏肯做事、懂做事的人。范迪安可能是主管类似活动的最佳官方人选。他对正在发生的事物具有足够的敏感与热情，想做事也能做事。我深知他每做一件事要对付多少体制内外的周旋。
《中国企业家》：过去两年，艺术家独创了一个令人迷惑的艺术品市场现象：绕过画廊，将作品直接送往拍卖行。他们对此是如何思考的？
陈丹青：各人情况，最好去问各位艺术家。当中国的拍卖市场远远超过画廊市场，尤其当二者都不在西方规矩与格局内运行时，你很难要求艺术家规规矩矩仍然走画廊路线。“形势比人强”，其实形势比规矩强，自然，规矩是人弄出来的，而中国人从来相信人为，不相信规矩。
《中国企业家》：商业对当代艺术的攀附仍然才刚起步，张晓刚的“天安门广场”230万美元，也仅仅是刚开始同步于海外。大多数艺术家，甚至是当红名人，身价仍比西方同行要逊色得多——尽管这种差异正在迅速改变。一流博物馆如MoMa(纽约现代)、古根海姆、泰特现代博物馆都尚未让中国艺术家作品进入馆藏级别。至今也没出现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成熟的评价。怎样才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春天？
陈丹青：是这样。你都说到了。我们的艺术虽然正当活跃，但整体上的强度、深度与原创性，确实比人家逊色，逊太多了，还不到发昏的时候。尽管中国艺术品市场正在盛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则很难说是在哪个季节：严冬，不像；春天，也不像。正常情况是如四季那般自然，但百年中国文艺要么严寒，要么爆热，从未遭遇四季。
评价当然还早，问题是，只要我们仍在期待西方的评价，我们的艺术仍然是幼稚的。就幼稚而言，中国当代艺术的确是在春天，您瞧初春的柳芽，多幼稚啊。
“生意好就是最好的艺术”？
《中国企业家》：艺术家们是市场兴旺的直接受益人。巨额现金涌入对艺术家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开名车，住豪宅，在多大程度上激励创作灵感呢？
陈丹青：要看是谁。譬如刘小东，我瞧着他一年年富起来，开名车、住豪宅，可是他越画越好，越画越欢：三峡民工、泰国妓女，最近他跑青海玩灵感了。
至于那些见点儿钱就画不好的主，何足道哉。
《中国企业家》：有些中国艺术家接受安迪·沃霍“生意好就是最好的艺术”的概念，这是误读吗？
陈丹青：别忘了沃霍说这番话是对着哪些人群、在哪个国家、哪座城市、哪种文化。
《中国企业家》：有人说，中国艺术家实际上跟中国所有的商人一样，关心的是在西方真正达成交易，这是真的吗？
陈丹青：我早已学会察言观色，别在同行面前谈艺术。
《中国企业家》：有个做法在东亚司空见惯，却困扰着西方观察家：博物馆愿意把展厅出租给任何有名气的艺术家办个展，但没人对此表现鄙视或质疑？
陈丹青：利益当前，傻逼才鄙视，傻逼才质疑。让“西方观察家”去困扰吧。何止这点小事，西方不懂的事儿多着呢。
《中国企业家》：艺术品热不仅是钱的问题，亚洲新贵们希望重新找回历史，表达爱国主义，并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向快速增长的艺术市场学习。
陈丹青：是爱国主义吗？可能是民族主义吧。我相信以赛亚·伯林的话，他看出二十世纪之后真正的力量与问题，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照他的说法，是无比强烈的追求承认的力量。这话正在中国的有钱人这里被证实。是的，我愿在金钱、在这一切背后，看到更真实的原因。
《中国企业家》：您认为有希望吗？未来中国会更专业化和有品位吗？
陈丹青：中国曾经有过的专业精神与文化品位，早已丧失殆尽。新的专业、新的品位，近二十多年又冒出来——宋元明清，我们的绘画艺术高度专业，高度品位；清末民初，上海曾经是亚洲最成熟的艺术市场，十二分专业，十二分有品位。这些荣耀的历史烟消云散。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市场出现的大部分事物都是外来的新专业，有待新的品位。譬如策划，譬如拍卖，譬如双年展和博览会——耍弄这些新把戏，以中国人的聪明勤快，没问题，以中国人的狡诈顽劣，更没问题。总之，我们充满希望，同时，充满问题。
《中国企业家》：请列举您几部作品的拍卖和收藏情况？
陈丹青：去年纽约索斯比亚洲艺术品拍卖，我的双联画《街道剧园》成交额是120多万美元，我被告知这是中国绘画交易突破千万人民币的首例——如你所知，这纪录立刻被此后的好几件作品超过——《街道剧园》15年前就卖出了，我记得拿到一万美元。
我两年没送画参加拍卖了。但不断有我的画在各家拍卖行出现，一类是过去四年拍出的画，被买家二度三度四度五度抛出来，一类是过去近三十年我送给各路朋友的素描和油画。我很高兴老朋友能够因此赚钱，但他们要价比我自己送拍的底价高出十倍甚至五十倍。买家不是傻瓜，好几件作品因此流拍。我不在乎流拍，但我自己不再送拍。我的反应一向愚蠢，就是退却：辞职，走开，不参展，不送拍。
《中国企业家》：现在对于艺术品的狂热接近病态了：我们能谈论点别的话题吗？
陈丹青：我不懂经济。艺术品拍卖，“拍卖”是主语，不是“艺术”；我也不做生意，拍卖是生意人的事，不是艺术家的事——您没看出我以上胡扯大致都是“别的话题”吗？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