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还要从东汉末年书法家蔡邕的《笔势》说起。蔡邕作为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在文学、书法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蔡邕一生精于书法，是“飞白体”的创始人，著有《笔势》一书。蔡邕死后，《笔势》辗转落到曹魏时期一个叫做韦诞的人手中。当然，韦诞也非等闲之辈，作为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制墨家，韦诞擅长草书、飞白体，并自创了“剪刀篆”。于是，后人便在蔡邕的《笔势》、韦诞、钟繇三者之间，演义出“钟繇盗韦诞墓”一说。
据说，钟繇和韦诞同殿称臣，一次，钟繇到韦诞家做客，看到了《笔势》这本书。一向仰慕蔡邕的钟繇先是提出要将这本书借回去拜读，韦诞舍不得将其外借，便婉拒了钟繇。其后，钟繇又提出用重金购买，结果还是遭到了韦诞的拒绝。钟繇心思费尽，也没能得到《笔势》，竟然气得吐血不止，昏死过去。幸亏曹操及时派人送来了灵药，才将其救活。对此，钟繇耿耿于怀，发誓一定要得到《笔势》。后来韦诞去世，钟繇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他便用重金雇佣盗墓贼盗掘了韦诞之墓，终于得到了垂涎已久的《笔势》。从此后，他发奋研读、练习，终于悟到了蔡邕书法的精髓，成为一代书法大家。如此一来，钟繇为得到《笔势》，竟雇佣盗墓贼盗掘他人之墓，无论其出发点如何美好，但“盗墓贼”三个字，于钟繇已是实难脱身。钟繇其人，作为三国时期的名士，虽官封太尉，爵至乡侯，位至三公，位极人臣，然因其“盗韦诞墓”，便被人指指点点近两千载，始终未脱“盗墓贼”的干系。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用史料说话。据史料记载：韦诞，字仲将(一七九至二五三)，三国魏书法家、制墨家，京兆(今西安)人。由此可知，韦诞的卒年是253年。而钟繇，字元常(－五一至二三零)，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卒于230年。也就是说，韦诞死时，钟繇早已作古23年之久。一如“关公战秦琼”，“钟繇盗韦诞墓”的怪异之事，自然是十二分的荒诞。
“钟繇盗韦诞”的故事，最早见于一本叫做《志林》的书。该这书成书于西晋时期，作者是当时的名士虞喜。虞喜(公元281 ——356年)，字仲，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东晋天文学家，宣夜说的继承和发展者。由此可知，虞喜是长于天文而短于修史的。其著作《志林》本身就不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
可作为三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钟繇工于多种书体，其隶书尤其颇得蔡邕隶书之味，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钟繇成名时，蔡邕已然去世多年。钟繇又是如何得到蔡邕真传的？真的是因为钟繇盗墓得到蔡邕遗书的缘故吗？
其实，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一个叫张彦远的人在一本名为《法书要录》的书中写道：钟繇的书法得传于蔡文姬，而蔡文姬自然是学自其父蔡邕。如此一来，“钟繇的隶书颇得蔡邕隶书之味”一说，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