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多家国外统计机构先后发布数据，宣布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这是世界艺术品市场史上令人震惊的事。”法国艺术品信息公司Artprice总裁蒂里·艾尔曼曾如此感叹。

　　对于这一桂冠，中国艺术品收藏界人士十分淡然，在他们看来，几千年深厚的文化积淀加上现当代艺术家的不断推陈出新，中国艺术品市场欣欣向荣实属必然。

　　这是一种超强的文化自信。盛世收藏、富而思文，中国艺术品市场走向世界之巅不需要“震惊”。

　　不过，如果把镜头拉回到1992年3月，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世纪剧场，在那场被定义为“国内首次文物艺术品拍卖”的北京国际艺术品拍卖会上，85.89万美元的成交额已经让中国艺术品市场亢奋无比。而从“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元年”至今，仅仅20年过去，224家拍卖公司参加了今年的春拍，轻松实现了281.6亿元的成交总额，亿元拍品早就成为家常便饭。从发展速度来说，蒂里·艾尔曼的“震惊”似乎可以理解。

　　事实上，经历了破土而出的崛起阶段，从2002年开始，文物艺术品拍卖进入被称为黄金十年的成长期。董国强(微博)和他一手创办的匡时拍卖，见证了中国艺术品市场“亿元时代”的发展与辉煌。

　　董国强，北京匡时(微博)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凭借一腔热爱投身拍卖行业，屡创业界奇迹。商业“黑马”，骨子里却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经常做点拍卖业不愿做、文化界不能做的事儿。他说，希望匡时成为有文化理想的公司。

　　从非主流到进入主流

　　在与拍卖结缘之前，董国强在北京房山当过老师，做过海关职员，还开过空运代理公司。这位曾经的“北京市优秀教师”，传统文化情怀深重，始于大学时代的书法爱好，无论工作多忙，始终不曾放弃。1991年的全国书法展上，他荣获“全国奖”，之后成了“得奖专业户”，并作为中国书法家代表参加了中日邦交20周年书法展。

　　因为喜欢艺术，董国强在文物艺术品领域结交了不少朋友。他和中国拍卖业教父级人物、北京翰海拍卖创始人秦公是忘年之交。2000年，在秦公的筹划下，董国强参与了一件可以写入中国艺术品拍卖史的事件——他以北京市文物公司代表的身份，在香港以1980万元的价格竞得当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国宝——“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镂雕六角套瓶”。

　　1980万元在当时堪称“天价”，十年后，这样的作品如果再进入市场，价格过亿不存悬念。

　　“当时秦公为文物公司从海外买回的一些国宝级拍品，不少是委托我在现场买的。”说起这些，董国强言语中充满自豪。他是中国艺术品市场恢复后的第一批买家，不少朋友在拍卖场上买东西时也请他做顾问。

　　2006年，董国强做出一个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决定：成立自己的拍卖公司，全身投入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在此之前，因为喜得一对双胞胎，他辞职专心做了几年的全职“奶爸”，其乐融融。

　　2005年，中国拍卖业迎来一波发展小高潮，后来的业界大佬北京保利，还有北京诚轩、西泠拍卖等，都是在那一时期先后开张的。董国强十分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参与市场的机遇已经到来，不能再等了。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后，首场拍卖就取得2.4亿元的骄人成交额，成为业内一匹“黑马”。

　　回忆起当时的创业经历，董国强笑着说，主要是胆大。“虽然对拍卖有些了解，但没有把困难想得那么多，很多事情你以为自己很懂，真钻进去才发现要补的课很多。”

　　匡时的成功离不开另一位人物，那就是资本市场大鳄、在艺术品市场叱咤风云的大买家刘益谦(微博)。由于十几年的交往，董国强和刘益谦关系很“铁”，他私底下直呼这位大收藏家的小名“毛毛”。准备成立匡时，董国强找到了刘益谦。“当时成立拍卖公司需要1000多万元的资金，这不是主要问题，问题是我需要一个懂企业的合作者。我们俩相互认可，我就邀他入伙，他想了一天，答应了。”

　　刚刚成立的匡时就像一张白纸，有句北京话叫“平地抠烙饼”，形容匡时恰如其分。“坦白地讲，匡时当时的拍品主要来自我多年的人脉资源。首战告捷，我觉得自己选对了行业。”董国强说。一系列漂亮的数据印证了董国强入行拍卖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公司成立当年，中国100家拍卖公司文物艺术品成交额快速攀升至146亿元。

　　繁荣与浮躁的“亿元时代”

　　2009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期。当年7月22日，我国首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审议通过，包括文物艺术品市场在内的文化创意产业获得全面扶持。

　　拍卖市场开始以每年超过100%的速度暴涨。2009年，《十八应真图卷》在保利春拍上拍出1.69亿元，成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第一个亿元拍品，从此开启中国艺术品市场一日千里、高潮迭起的“亿元时代”。2011年的嘉德春拍，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以4.255亿元成交。

　　此时的匡时，随着行业的高歌猛进业绩一路上扬。2009年春拍，匡时的八大山人《仿倪瓒山水》以8400万元的成交价打破了中国书画全球拍卖纪录。2009年秋拍，张大千《瑞士雪山》以5264万元打破其个人全球拍卖纪录。

　　对于2009年拍卖市场屡出天价，董国强将之归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大环境，另一方面，一些欧美藏家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得不把多年珍藏的重量级艺术品拿出来拍卖”。

　　2009年，匡时全年成交额近10亿元，而2010年春拍成交额即达到10.85亿元，较上一年上涨55%，创历年单季最高成交纪录。一个刚刚成立四年的拍卖公司，迅速跻身全国拍卖行业第一方阵。

　　董国强认为，2003年到2008年是拍卖业的量变阶段，2009年到2011年则进入质变阶段。这三年里，新老买家均表现神勇，新兴机构如艺术基金令人关注。

　　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蛋糕越做越大，问题也随之而来，艺术品投机炒作之风日盛。诸如煤老板在拍卖场上不眨眼地举牌，将艺术品整捆买回家塞到床底下，第二年又整捆拿回拍卖市场的江湖传言不绝于耳。

　　此外，文物艺术品行业也频繁陷入假拍、拍假的丑闻中，红红火火的文物艺术品拍卖业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董国强经常被媒体问及一些敏感问题，对此他从不回避。“文物艺术品拍卖是个太年轻的市场，遇到诸多问题在所难免。不过，这个市场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黑暗，频被误解的原因主要还是大家不了解这个行业。”

　　在董国强看来，拍卖业的进入门槛偏低，“过去拿着画找我们拍卖的客户认为做这个行业很容易挣钱，转身自己就成立拍卖公司了。养几只兔子就想做动物园，肯定会出问题。而随着行业自律和市场发展，整个行业将更透明，市场参与者将更冷静，市场必然逐渐走向成熟。”

　　艺术品拍卖回归文化本质

　　2012年，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回归理性”的一年，市场大环境变化带来的投机性资金退场，导致拍卖市场成交总额锐减。

　　匡时却创造了今年艺术品市场的一个又一个亮点。其中，春拍重磅推出的过云楼藏书，成为整个拍卖季的热点话题，直至上升为一个“文化事件”。在上拍之前的学术研讨会上，二十余位古籍泰斗竞相热评“全世界部头最大的宋版书”；最终，过云楼藏书以1.88亿元落槌，加上佣金达到2.162亿元，创下中国古籍拍卖的世界纪录。

　　在此过程中，匡时不遗余力地对“过云楼藏古籍”进行了市场推广，全国八个城市的巡展引发各界关注，使本来作为小众拍品的古籍善本走进大众视野。拍卖之后，一场国宝级藏书的争夺战在凤凰传媒和北京大学之间展开，演变成一场被社会广泛关注的文化事件。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裁决，过云楼藏书花落凤凰，重归故里。

　　谈及过云楼藏书拍卖，董国强认为这是匡时的一次重要转型，在匡时未来的发展规划中，“文化”将成为核心。“在市场发展初期，收藏以资金为主导。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以专业为主导。最终，还是要以文化为主导。文化将成为艺术品拍卖业的灵魂。”董国强如是说。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匡时走出一条不同寻常的文化道路。继过云楼藏书之后，今年7月，匡时携手雅昌艺术网(微博)隆重推出文化品牌“收藏寻城记”，奔赴全国十大收藏城市，通过论坛等一系列大型活动，共同解码艺术品投资背后的文化基因。秋拍前数月，匡时联手多家文化机构召开发布会、举办国际性研讨会、在多个城市做特展，对即将上拍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项目进行推广。“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批重要资料，真是万分荣幸。”听到89岁高龄的梁启超研究专家汤志钧先生发自肺腑的感叹，董国强觉得为此花多少钱、多少精力都值得。

　　文化成为今年拍卖行业的风向标。刚刚结束的部分秋拍，古籍善本等非主流专场十分抢眼，成为继书画、瓷器等传统拍卖专场后又一高成交额的拍卖种类，业界人士认为，拍卖市场的粗放经营已经过去，细分市场悄然走来。

　　“拍卖行业有很强的文化属性。”董国强认为，要想在拍卖行业立足，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巨大的热情，就无法做好这样的工作。“匡时是由一群对传统文化有着特殊情怀的人组成的。我们处在一个文化重建的时期，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幸运。”

　　[ 商报提问 ]

　　商报：拍卖市场假货横行，您如何评价这个市场？

　　董国强：有人说拍卖行业90%的东西都是假的，果真如此，那买家岂不都是傻子？不要抹杀中国有钱人的智慧。如果都是假拍，我们每年上缴的几千万的税收从哪儿来？国家为什么不取缔这个行业？近20年是拍卖行业的成长期，也是收藏家的成长期。但和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相比，大众文化艺术素质的提高远远不够。

　　商报：假拍和拍假是艺术品市场的顽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董国强：一个公司假拍多、拍假多，就不会在行业中具有竞争力。谁见过一个饭菜难吃的饭馆宾客盈门？这个问题市场自身会调节。要想长期保持竞争力，必须树立知名度和品牌号召力，这其中专业水平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一方面要提高企业员工的专业技能，另一方面还要聘请专业人士把关。

　　商报：很多人认为文物艺术品市场已经被投机者占领，真正想搞收藏的人反而没钱买，形成了一个悖论。您对此如何看待？

　　董国强：在国外，买不起艺术品的人也会对艺术品市场尊重，至少不会对买艺术品的人有仇视心理。但在现实的中国，购买艺术品的人在有些人心中化身为仇富心理的一个靶子，从事艺术服务的机构遭到了一些不应有的非议。我不同意一些人买不起文物艺术品就认为是投机者大量涌入的说法，艺术品收藏本身就是个高端人群参与的活动，过去，懂的人少，你可以便宜买到，现在懂的人多了，价格上去了，即便以你的能力买不起了，但是如果你是真爱艺术品，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商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发展速度太快，会不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一个瓶颈期？

　　董国强：中国最有钱的人买艺术品的不到5%，另外的95%就是艺术品市场最大的潜力，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中国艺术品拍卖的重心很快会从海外中国内地转到中国内地，北京的中心作用会越来越大，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商报：匡时今年大力宣传“过云楼藏书”，有评价说这是一场成功的商业营销事件，现在大力宣传“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又有人说是“炒作梁启超”，您怎么看待这些言辞？

　　董国强：说我们炒作梁启超，我觉得这不是批评我，是给我脸上贴金呢！因为过云楼藏书的宣传和成功拍卖，社会上对古籍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如果因为我们的“炒作”再掀起一个“梁启超热”，那我们内心会有很大成就感。我不止一次对我的员工讲，别人怎么看我们不重要，我们自己必须坚定一个信念：我们是书写历史的人，我们今天做的这些事情会被记录在文化史上。整个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事们眼界、学识和文化素养都得到了升华。没真正参与过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几个月持续亢奋的感觉。

　　[ 记者手记 ]

　　一个文化布道者的坚守

　　几次采访董国强，他都是刚刚从另外一个城市飞回来，便又出现在办公室里。他说，自己一年坐飞机花的钱差不多要一百万。

　　今年过云楼藏书全国巡展北京站展览前夜，记者在北京匡时总部见到了两个小时前还在上海为巡展忙碌的董国强。虽然连日奔波于全国各地，但嗓门洪亮、天性热情的董国强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第二天，他早早出现在展览现场，频频接受各家媒体的采访，他说，已经48个小时没睡觉了，这种事儿经常发生。

　　这个不知疲倦的人做着与众不同的事儿——拍卖业的人不愿做、文化界的人做不了。无论是推广“过云楼藏书”，还是做“收藏寻城记”，或是现在正在推广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搭了多少钱进去能算出来，搭进去了多少精力和情感无法统计。

　　“在中国干点事儿不容易。”董国强有这样的感慨。面对“营销”、“炒作”之类的言辞，他有时会觉得有一丝委屈，而更多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些问题，“坦率地讲，很多人都觉得拍卖公司不就是一个‘卖’吗？你做文化，人家也认为无非是在借文化搞噱头赚钱，如果我是一个旁观者，也许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们确实是在踏踏实实做这件事，是过云楼藏书和梁任公本身的力量，让我的心为之所动。”

　　涉身拍卖行业多年，董国强有很多铁杆朋友，包括不少媒体人，采访他的记者喜欢他的真诚，甚至口无遮拦。他说，匡时需要朋友，需要他们把对匡时的认可变成社会的认可。不过，明显可以看出来，他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团队中的其他人推到前台，他希望大家把董国强个人的品牌逐渐转化为公司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