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市场，从今年1月26日至3月末，短短数十个交易日内，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天津文交所”)首批上市的两只艺术品股票“黄河咆啸”和“燕塞秋”(标的物分别为中国山水画《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啸万里触龙门》、《燕塞秋》)，价格上下翻飞，从暴涨到暴跌，最高时，标的作品市值曾攀升至近亿元。
在拍卖行，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瓷器、玉玺、书画等文物，成交价频频创出新高——3月22日，在纽约亚洲艺术周上，苏富比举办的中国瓷器工艺品珍藏专场，一个估价仅800美元(1美元约合6.54元人民币)的描金印花粉彩壶最终以1800万美元落槌，高出估价2万多倍；4天后，法国图卢兹圣奥宾拍卖行，一件清宫旧物乾隆玉玺被一位中国买家以1240万欧元(1欧元约合9.39元人民币)收入囊中，刷新了印章类拍品价格的世界纪录……
中国艺术品被市场架在高处，接受熊熊“火焰”的烘烤。这“火焰”真如看上去那么旺？还是虚有其表？又是谁在为它不断“添柴”？
“妖股”是如何产生的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赛顿中心9楼，是天津文交所所在地。由于文交所现场不提供交易坐席，投资者均通过专用网络交易平台自行操作，所以，约800平方米的办公区并不起眼，甚至略显冷清。但自2010年11月正式开业以来，这里就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截至目前，在文交所上市的文化艺术品共有两批10只，包括9幅天津画家白庚延的画作及一枚粉钻。其中最惹人关注的，无疑是代号为20001的“黄河咆啸”。这件初始估价为500万元人民币的画作所有权，就像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一样被拆分成500万份份额，然后上市交易。据最初拟定的交易规则，每1000份为一手，每份份额为1元人民币。
1月26日上市首日，“黄河咆啸”以2.01元的价格收盘。此后，其价格稳步上涨，一度达到8元，上涨8倍。在“赚钱效应”带动下，天津文交所开户人数迅速增加。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特约记者：“春节后，每天的开户人数有100多人。”
价格的迅猛走势开始令市场感到担忧。2月22日，天津文交所宣布将对上市艺术品扩容，希望借此稳定市场价格。次日，部分资金应声离场，准备“打新”。“黄河咆啸”的价格也连续3天跌停，最终降至5元。
根据安排，第二批8件艺术品的网上申购日期是2月25日，提前一天，天津文交所需在官方网站上对8件艺术品的资料进行公示。但24日当天，由于访问网站的人数过多，从上午10点开始，文交所的官方网站便几近“瘫痪”，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当日下午2点。
3月11日，第二批8件艺术品上市后，天天被追至涨停，成交量却寥寥无几，都是买入，没有几个卖出。多位投资者告诉记者：“买到了，我就不会卖，等着它涨好了！”
“黄河咆啸”的价格也一路飙升，一度上涨超过17倍，堪称中国资本市场的奇观，被冠以“妖股”之名。以3月24日的收盘价计算，“黄河咆啸”的市值已达9264万元，这个价格，已经可以购买徐悲鸿、齐白石的精品。而《黄河咆啸》的作者白庚延，据雅昌艺术网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在拍卖场上的最好成绩，是去年12月4日在北京保利拍出的《千峰接云图》，成交价392万元。
散户的投资热情无法抑制。最终，文交所只能采取将开户门槛提高到50万元的方式控制投资人数。
艺术品如何闯进资本市场
“像炒股一样炒艺术品。”这是大多数投资者对天津文交所艺术品“份额交易”的认识。文交所市场部负责人王命达却认为，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并非刻意模仿股票市场，而是通过类似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将高价艺术品分拆，进而降低艺术品市场门槛，让高端艺术品投资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
记者调查发现，设置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的机构并非仅此一家。2009年11月，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深圳文交所”)就已挂牌，并于2010年8月推出全国首份“杨培江艺术品资产包”；2010年12月，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也推出“黄钢艺术品资产包”；中国文化产权交易所也在紧锣密鼓筹备挂牌。
“所有的文化艺术品交易所，都在追求实现资本与艺术品的对接。”天津文交所总经理柳红卫这样告诉记者。深圳文交所总经理建东的表述更生动：“艺术品与资本，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在文交所的‘光合作用’下开始有机交换。”简而言之，文交所的成立和相关产品的发行，是为了找到一条解决我国文化艺术产业融资难问题的道路。柳红卫说，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天津文交所将前两批上市艺术品都锁定在现代艺术品上，其定价更规范，也可规避文物管理等诸多限制。
但这种让普通投资者参与到文化艺术品融资领域的方式，值得商榷。管理者们显然低估了寻常百姓的热情与冲动。传统的艺术品投资者，已习惯在拍卖行通过竞拍手段获得艺术品所有权，再静候其升值。天津文交所则为投资者提供了两种盈利模式：其一，是不断在二级市场收集份额，达到一定比例后，可在该艺术品退市后，按一定价格持有它；其二，是利用艺术品市场中份额价格波动赚取差价。而在现行交易机制下，第一种方式很少有人会采取。一位投资者告诉记者：“在拍卖行100万就能买下来的艺术品，在文交所可能要花500万，相比较而言，还是赚取差价实际一些。”
对上述问题，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美术史专家陈聿东认为，艺术品的份额化交易，可使艺术家的作品得到更广泛人群的认定、认可和认领，但资本市场中存在的投机思想也会对上市的文化艺术品造成负面影响。比如白庚延先生的几幅作品，就因为市场份额价格过高，引发了投资者对其画作艺术价值的质疑。“我希望投资者能多学习相关的文化艺术品知识，真心想去拥有它，而不是简简单单投机赚差价。”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也向本刊记者表示：“艺术品证券化，与公司上市的性质完全不同。公司股票的最初目的就是分红，只是部分投资者没有耐心，或对利益的期望值不同，才开始来回买卖。艺术品的证券化却没有终极目标，或者说，它不能分红。一旦进入资本市场，少了‘让企业健康发展’的终极目标，每个人只想靠买卖赚差价，都希望身后能有另一个人接盘，又都不希望做最后那个人。这种心态，容易激发‘击鼓传花’式的赌博心理。”
火爆如何在现实中上演
相对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在现实的艺术品交易市场上表现出的狂热，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开本文开篇提到的近期两次拍卖纪录，不少人可能还记得，去年11月11日，在伦敦郊区班布里奇拍卖行发生的奇迹：几位中国买家互相竞价，最终，一位神秘中国买家用电话委托竞拍的形式以4300万英镑(约合4.6亿人民币)，加上佣金约合5.5亿元人民币的总价，竞得一只估价仅为600万英镑的乾隆官窑双鱼瓷花瓶。据一位在场人士透露，当天，拍卖师激动万分，将拍卖槌都敲碎了，委托人之一也差点休克在拍卖现场上，一度被人扶出拍场休息。可成交已5个月，当地媒体报道称，花瓶卖家至今未收到拍卖款项。人们难免心生怀疑：这难道只是一次拙劣的炒作？
据记者了解，班布里奇拍卖行成立不过30余年，主要业务是遗产拍卖，此前拍出的最高纪录，是一件成交价为10万英镑的明朝瓷器。而此次，这个不足100平方米的拍卖会现场，竟挤满了前来竞拍的中国人，“能飞过去的都飞过去了，实在去不了的也都办理了电话委托”。可就是这样一场拍卖，竟连一本图录都没印，也就是说，在拍卖会开始前，大多数买家连这只瓶子的模样都没见过，兴致和信心却丝毫未受影响。
他们为何如此笃定这个花瓶“价值不菲”？记者从几位参与过此次拍卖的买家口中了解到，几个月前，国内媒体曾刊登过一则“新闻”：一对英国兄妹在收拾已故父母的一套老房子时，意外发现了一个父母在上世纪30年代购得的、落满灰尘的中国古董花瓶。兄妹俩找到拍卖行，很快被告知：经过鉴定，这只花瓶可能价值80万至120万英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则“新闻”的发布，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此次拍卖的火爆。
由此，业内人士分析，这次拍卖的背后，应有国际炒家在做推手。“近年，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瓷器拍卖屡创新高。若能成功将清代瓷器稳定在天价，未来，将有超级天价体现在宋、明瓷器上。到时，这些炒家保险柜里的诸多类似藏品，一旦出手，便能获得巨额利润。”
“价格做局”是如何进行的
中国艺术品投资的“亿元时代”真的已经到来？即便是业内行家，也不敢下结论。但不可否认，中国艺术品的投资渠道正悄然发生变化。
随着财富的积聚，加上通胀预期强烈，热钱涌动，股市、楼市前景不明等因素，进军“繁荣且回报率翻番”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已成为不少人的共识。拍卖产业链上的各路人马也开始堂而皇之、热火朝天地制造泡沫：一为提高拍卖行的成交率，二为操控艺术品的成交价。
记者在与业内人士进行深入交谈后了解到，“价格做局”的模式通常有三种。
其一，卖家做局。卖家提前与拍卖公司商定可接受的成交底价，拍卖过程中，若无人出价，或竞价未达预期底价范围，卖家会安排电话委托、请朋友举牌，甚至亲自救场，将其“竞拍”下来。“交易”结束后，拍品仍会被卖家无条件或有条件(另行约定并支付相应费用)拿回，但这件拍品有了拍卖公司的定价，并获得拍卖成交证书，就为今后高价出手“钓”到更大买家奠定了基础。一旦真有人举牌竞买，竞买者就会进入卖家与拍卖行设下的陷阱——卖家会以种种方式拉抬价格，造成多人竞拍的假象，以达到高额成交的目的。
其二，拍卖公司做局。公司花钱雇佣托儿进行现场举牌竞拍，制造多个买家竞争的气氛，哄抬拍品价格。如无他人竞买，拍品还会返还卖家，但虚假的成交价会被核入该公司的成交额，并计入成交率，从而提高公司影响力，还能吸引更好的艺术品和更多、更大的买家向公司靠拢，并最终达到虚增成交额、收取更多拍卖佣金的目的。
其三，卖家、买家及拍卖公司共同做局。三方按事先约定的成交价和佣金进行核算，不论拍品最后成交价如何，均不列入核算内容。如，约定落槌价为1000万元，加上10%的佣金，核算成交价即为1100万元。当拍品被虚叫到2000万元，成交价即为2200万元。这个钱数不进入三方核算，却会被计入该公司的成交额，该拍品的成交价泡沫也由此产生，拍卖公司和买卖双方都会获得各自的好处。而该数据则会影响整个拍卖行业相关艺术品的成交标准，进而影响后续投资者的利益。
此外，还有一种针对个人的炒作。某些不知名的艺术家，会以拍卖会为契机炒作个人作品。他们将自己的作品拿到拍卖会上，自导、自演、自拍，或邀请亲戚、朋友竞拍自己的作品，不断提高竞拍价格，以获得“公认”的价位，树立起自己的“品牌”，以期在今后的拍卖活动中获得良好收益。
市场利益如何受损
在艺术品拍卖这条产业链上，各路人马翻云覆雨的结果，是整个市场利益的受损。
某拍卖业从业人士告诉记者，炒作、操纵的种种手段，只能骗骗那些对拍卖市场不太了解，或在拍卖现场缺乏理性判断、盲目跟风的人。“市场行情的虚高会吸引大量新入行的藏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了解艺术品，只会一味跟风抬价。在他们游戏般的追逐下，假货、仿品、陷阱也陡然增多，赝品价格猛升，真品价格上涨空间也严重变形，部分天价购入的艺术品，甚至面临找不到下家接手的危险……艺术品投资的市场秩序因此变得十分混乱。”
“当前，中国收藏活动看似繁荣，真正懂行的藏家却实在太少，”一位艺术品投资资深人士说，“多数人只关注艺术品的价格、真假及未来升值空间，对其艺术和学术价值全然不顾，这是收藏的大忌讳。”
另有学者指出，艺术品的价值由物力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市场价值5方面组成，只有依此进行综合判断，价格的高低才有意义。“至于打着‘金融创新’旗帜推出的所谓文化新产品，实际上和艺术品收藏已没有任何关系。它变成了虚拟的资本游戏，不具备任何的收藏属性，相反还充满着更多的投机风险。”
正如马未都所说：“中国的艺术品投资市场，在人们的‘激情购买’中被一次次拔高。”而一个健康的艺术品投资市场，光有激情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正确认识所投资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才是收藏者和投资者都应深深思考的问题。
日本艺术品投资市场，也曾疯狂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崔寅
日本市场艺术品价格也曾坐上“云霄飞车”。从一路飙升到直线下降，从盲目火爆到渐归理性，其变化过程值得中国人借鉴。
上世纪80年代，艺术品投资在日本逐渐繁荣，大企业、富裕阶层大肆投机艺术品。1987年3月，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现日本财产保险公司)在伦敦的一次拍卖会上，花3992.175万美元(含手续费、保险费用等)巨资拍下荷兰画家梵高的名作《向日葵》。这一举动，也成为日本买家推高国际绘画市场价格的标志性事件。
日本艺术评论家濑木慎一曾对日本艺术品市场进行梳理。他在书中写道，1990年，日本从海外购买艺术品总额逾6000亿日元，绘画、版画、雕刻作品逾170万件。日本艺术品市场在3年间，急速膨胀3倍，总额超过1万亿日元。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艺术品市场无限美好的繁荣景象也戛然而止，开始量价齐跌。东京银座一带一位画廊经营者回忆说，一些银行及大企业为了回收资金，纷纷将手中价值几亿日元的梵高、雷诺阿等名家的作品出售。据说，当时用于抵债的艺术品堆积如山。从海外重金购入的艺术品，也有相当一部分再度流向海外。
2004年以后，虽然市场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收藏者逐渐回流，但较之此前那个疯狂的年代，已经相去甚远，成交价仅为泡沫时期的1/10。
日本收藏界后来反思，在众多买家不计成本的炒作中，这些名家画作失去了基本的艺术价值，风险系数被无限放大。艺术品投资成了“击鼓传花”的游戏，谁接最后一棒，谁就将为前面所有人埋单。这是藏家的悲哀，也是艺术品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