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毅成旧藏的包括沈钧儒、张伯苓、郭沫若、丰子恺等在内一批民国名人的墨迹和信札，正在好苑建国酒店预展，并于明日在匡时夏拍中举槌。

　　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的阮毅成，上世纪40年代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所交多为军政、文艺界名人。这批信札主要是上世纪40年代的政界要员、文苑雅士写给阮毅成的。290余通信札中涉及120余位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其中，陈叔通所致31通，沈钧儒所致32通，以及马寅初、张伯苓、丰子恺、沙孟海、郭沫若等多位名人信件。

　　昨天的预展现场，阮毅成的第四子、著名历史学家阮大仁为参观者讲述了信札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陈叔通，在1949年之前致阮毅成的《八月十九日书》中，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为内战而恢复征兵，并劝阮毅成辞去民政厅厅长一职。他甚至在信中直言，“弟眼光以为蒋政党必倒，国民党必崩溃，时间则不敢断。”这样的内容在当时极为敏感，陈叔通特意在信中嘱咐阮毅成阅后销毁。不过，阮毅成既未将手书付之一炬，也未将此事公开，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个细节才被世人所知。

　　而梅汝璈1946年写给阮毅成的《一月廿二日书》，可谓是“东京审判”之前的自白书。在信中，梅汝璈袒露心声，赴日“非出己愿”，但一再请辞未获批准，便决定以“摒挡一切”的念头赴日。两年半后，经梅汝璈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处以绞刑，仿佛印证着他当初“摒挡一切”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手札中的许多信件落款并未写年份，只有日期，比如，剧作家田汉致阮毅成的信就如此。“这是因为当时时局紧张，很多书信都是看完就烧掉，不会久留，因此很多都不写年份。”阮大仁介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