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国人翻译的西洋小说

　　——《巴黎茶花女遗事》最早的刻本

　　《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一百多年前由王寿昌口述、林纾笔译的第一部国人翻译的西洋小说，也是第一部输入中国的西方小说。2012西泠秋拍中呈现的这一部1899年林氏畏庐刻本，为原刻初印本，封面白纸书签，扉页浅绿色色纸，上有林纾手书“巴黎茶花女遗事，冷红生自署”，卷末刻有“福州吴玉田镌字”，为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旧藏，内有“相州波多野氏望湖楼故书記”藏印。据称当时林氏畏庐原刻初印本仅印100部，书版由福州名手吴玉田雕刻，只是分送给林、王、魏三家的亲友之间传阅，流传甚稀，可谓“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目前，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分别藏有一部，但福建馆藏本的封面书签和扉页都散失了。像这样保持完整的原刻初印本，存世量极少。

　　就像一般人无法相信大歌唱家帕瓦罗蒂不识乐谱一样，圈外的读者可能未必知晓，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林纾先生，实际上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古文高手，“林译小说”的出炉其实是由精通外文者先阅读原文，口述内容，再通过林纾译成古文。这样的翻译方式虽难免讹误，但林氏译文的神韵较之原著，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感叹：“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

　　1847年，23岁的小仲马从阿尔及利亚回到巴黎，发现他深爱的玛丽小姐已香销玉殒。人去楼空，昔日的回忆涌上心头。小仲马回到当年和她度假的乡村，回想二人甜蜜的私语，数月闭门不出。那个诺曼底卖艺流浪的姑娘玛丽，只身来到花花世界巴黎，她短促凄美的一生，最终在小仲马的温存和体贴中，化作书里倾倒众生的“茶花女”。

　　辗转半个世纪后，在中国福州的一艘小船上，文学家林纾精通外文的好友王寿昌带来了这部“西方的《红楼梦》”。当时司职船政局的魏瀚，带来了好酒为他们助兴。夜色中，之间王手捧《茶花女》法文原本，一边浏览，一边口述，林则耳受手追，下笔如飞，每到缠绵凄恻之处，掷笔而哭，不能自已。就像一般人无法相信大歌唱家帕瓦罗蒂不识乐谱一样，不懂外文的林纾“以华人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就这样，第一部国人翻译的西洋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诞生了。

　　此书既出，风靡一时，这令林、王二人始料未及。在原刻本刊行仅仅几个月后，上海便出现了以“素影书屋”名义托印的铅排本。陈衍在《林纾传》中也称此书为“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时人评价其“以华人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可称“西方的《红楼梦》”。郑振铎先生赞其“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

　　它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此前的文人，即便写了十分成功的著作，也躲在类似“某某生”、“某某斋主”之类的笔名后面，不愿十分标榜。即以此书的译者为例。在此书畅行之前——这原是林、王二人所始料未及的，小说一直被中国文人视为“小道”，不受重视，更何况是西方小说。因此书成之后，二人都未署真名，而以冷红生、晓斋主人代之。可以说，自《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中国才开始了翻译世界文学作品的风气，而中国文人才逐渐有以小说家自命的。

　　此外，经由沈树镛、费念慈、徐康、徐士恺、蒋祖诒、叶恭绰、章士钊等鉴藏，沈树镛、胡澍、褚德彝题跋，龚橙题观款，徐康、刘铨福等题签的海内孤本《北魏王子晋碑》将在西泠秋拍中与藏家见面。

　　海内孤本《北魏王子晋碑》

　　王子晋是道教中的神仙人物，相传为周灵王的太子，聪慧过人，生性爱乐、好道。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王子晋游于伊洛间，偶遇道士浮丘公，随上嵩山隐居修道。传说某年的七月七日，王子晋在河南偃师缑氏山顶驾鹤升天，此次现行算是给其父临别纪念，后人将“缑氏山顶”称为“抚父堆”或“赴父台”，并在堆上修建 “子晋祠庙”。

　　在唐代以前，“子晋祠庙”曾多次修缮并几度刊刻碑铭，我们现在所知的就有：汉延熹八年(165年)蔡邕撰写《王子乔碑》，此碑虽然久已失传，所幸其碑文收录于《钦定古今图书集成o山川典o缑山部》。又如：唐武周圣历二年(699年)刻立的《升仙太子碑》，乃武则天亲撰亲书之碑，相传当年武则天由洛阳赴嵩山封禅，返回时留宿于缑山升仙太子庙，一时触景生情亲撰碑文并亲笔书丹，妇人书碑，始于此刻，草书入碑，创于此石。此碑至今尚存缑山仙君庙。

　　其它有关王子晋的碑帖尚有：山东掖县云峰山摩崖 ，北魏郑道昭所书《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题字》；著名法书名迹张旭狂草《古诗四帖》之一《谢灵运王子晋赞》，诗句曰：“淑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王子复清旷，区中实哗嚣。喧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翻”等等。

　　唯独北魏延昌四年(515)刻立的《王子晋碑》绝少有人提及并知晓，一直被认为碑石久佚，世无传本。

　　现身于今年西泠秋拍的这一册，旧为顾沅赐砚堂藏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龚袗来赐砚堂赏碑品题，同治丙寅(1866)四月，又为沈树镛重金购得，并审定为“宋拓旧本”，又因碑文较漫漶，旋请魏锡曾(稼孙)代为释文，同年五月沈树镛重新装裱，此时留有徐康(窳叟)、刘铨福(子重)题签。第二年同治丁卯(1867)冬十月沈树镛将魏氏释文录于册后，第三年同治戊辰(1868)五月沈树镛添入一跋，同年六月沈树镛又延请胡澍(荄父)校勘魏稼孙之释文，并留有胡澍校勘题记一则。沈树镛收藏后，此册复经徐士恺(子静)、费念慈(趛斋)、叶恭绰(遐庵)、蒋祖诒(榖孙)等名家递藏，还经章士钊、章可父子、褚德彝等人过眼，并留有民国甲戌(1934)八月褚德彝(松窗)题跋，褚德彝审定为“宋以前所拓，海内当无第二本”。此册真可谓题跋众多，朱印粲然，流传有绪。

　　碑帖若论文物价值，当首重传世的珍稀程度，次重捶拓之年代，此碑未见第二传本，故可称为“海内孤本”，其价值与地位完全可与赫赫有名的《张黑女墓志》埒名。今日得见，似有“静夜风闻子晋笙”的感觉，也是西泠印社[微博]的又一次金石奇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