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微博]此次秋拍古籍善本专场表现比较平稳，总成交额为4537.67万元人民币，其中元刻本《题宋版通鉴总类》以1380万元成交，显示出买家对于稀少的、流传有序的宋元刻本更为重视。

　　2012秋拍刚刚拉开帷幕，根据目前的相关数据，古籍善本、名人书札和文献部分的成交率有明显的提升，重要稀缺拍品更是拍出了比较高的价格。显然，投资者开始更趋于理性，买家不再一味盲目追捧热点门类藏品，以古籍善本和名人书札、文献为代表的具有丰富史料和文化意义的藏品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古籍善本是此类拍品中的主力。作为中国知识、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媒介，其价值自然是毋庸置疑，其作为第一档次的藏品，在历史上也早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进入古籍善本领域，却要求买家必须具备非常深厚的知识储备。因此，目前就整体而言，还未能走出“曲高和寡”的状态，拍品目前的价格与其价值和意义相比，还远未能与之相匹配。中国嘉德此次秋拍古籍善本专场表现比较平稳，总成交额为4537.67万元人民币，其中元刻本《题宋版通鉴总类》以1380万元成交，显示出买家对于稀少的、流传有序的宋元刻本更为重视。而保利秋拍以宋版《巨宋广韵》为主的广韵楼藏书，和匡时今年春拍时以《锦绣万花谷》为主的过云楼藏书应属同一量级，二者的高价成交，相信会使之后早期重要古籍善本的成交价格更接近其所具有的价值。名人书札及文献与古籍善本相比，虽然在稀缺性方面略有逊色，但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史料性价值更为突出，因此逐渐受到买家们的更多关注。中国嘉德秋拍《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 .75万元成交，《中国营造学社考察古建筑照片集》以402 .5万元成交，而《翁同龢书札》仅以2万余元成交，《章士钊手书》甚至流拍，直接从正反两个中国嘉德此次秋拍古籍善本专场表现比较平稳，总成交额为4537.67万元人民币，其中元刻本《题宋版通鉴总类》以1380万元成交，显示出买家对于稀少的、流传有序的宋元刻本更为重视。。而保利秋拍以宋版《巨宋广韵》为主的广韵楼藏书，和匡时今年春拍时以《锦绣万花谷》为主的过云楼藏书应属同一量级，二者的高价成交，相信会使之后早期重要古籍善本的成交价格更接近其所具有的价值。

　　名人书札及文献与古籍善本相比，虽然在稀缺性方面略有逊色，但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史料性价值更为突出，因此逐渐受到买家们的更多关注。中国嘉德秋拍《周作人致鲍耀明书札》以442 .75万元成交，《中国营造学社考察古建筑照片集》以402 .5万元成交，而《翁同龢书札》仅以2万余元成交，《章士钊手书》甚至流拍，直接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了系统性、集中性和史料价值是此类拍品获得高价的最主要因素，而即使作者的知名度再高，那种“断简残片”支离破碎的拍品也很难获得买家们的认可。

　　当然，匡时秋拍推出的《“ 南长街五十四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正是此类重要拍品的代表，其中涉及梁启超的经历、交往、生活、思想、学术、著作等多方面的内容。有鉴于梁氏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学术史中的重要作用，这批档案的价值不可小觑。而匡时拍卖更是在发掘拍品文化意义方面下足了功夫，邀请近代史方面的学者举行展览，召开研讨会，并撰写相关研究文章，为该拍品营造了非常有深度的购买气氛。当然，以过云楼藏书的2.16亿成交为标志，集中力量主推具有深厚学术内涵的重量级拍品，已成为古籍、书札、文献类拍品比较成熟的运作方式。相信买家通过对于拍品历史、文化及学术意义的更多了解，将使得此类拍品受到更多的关注，并在价格上形成新的高点。不过，各种名气较小的通信、书札、手稿却难以提振买家们的信心，年代稍晚的拓本、墓志和流传较广的明清刻本更是纷纷流拍。因此，从整体上看，古籍善本和名人书札文献板块将逐步走向两极分化，出现在之前书画领域中的价格乱象，将很难在此类拍品中重演。

　　当然，与传统古籍善本和名人手札文献等内容相比，近年来“古美术文献”这种比较特殊的拍品也开始进入到拍卖市场中，并且形成自身独特的买家群体和价格体系。此类拍品出现，主要由近现代美术名家的作品集和展览图录为主，出版年代一般集中于民国后期至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近现代书画缺少权威鉴定和评价体系的情况下，不少买家开始以出版与否作为判断作品真伪的主要门径，可以说这是此类拍品获得高价的最主要原因。以齐白石、李可染、林风眠等人的作品集和图录为主，成交价格动辄数万余元，一时间，同时期的其它出版物是绝对难以与之匹敌的。但是，伴随着买家知识储备和学识的逐渐提高，仅仅试图在出版物中寻求真迹的想法开始出现了诸多问题，同时由于此类拍品存世量并不稀缺，也从另一个方面拉低了价格预期。在今年秋拍中，此类拍品数量远远少于之前的预期，价格也有大幅度的下降，保利秋拍中《中国近现代绘画精品册集锦》15种估价只有3000余元，似乎表明了此类拍品前景不容乐观。

　　而在今年的秋拍中，欧美及日本在近代以来出版过的有关中国古代文物、石窟和美术品的图录，开始逐渐成为“古美术文献”专场中的主流。在二十世纪初期，欧美和日本许多著名家族和古董商开始将自己的“中国藏品”汇集成册，精印出版，特别以珂罗版印刷、布面函套精装的样式最具代表性。而在近些年，随着其中藏品由于诸多原因开始进入拍卖市场中，此类图录的资料性价值就更为明显了。保利秋拍中于1925年出版的《尤氏藏瓷》和翰海秋拍中于1929年出版的《友邻大观》就是其中的代表。友邻馆与溥仪、溥杰交往甚密，其藏品更与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该书估价已达5万余元，可见买家已开始认识到了此类文献的重要性。与此类似的是，由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之心早已有之，在抗战之前就开始在文化领域中考察和研究中国，其中以关野贞、常盘大定、田中俊逸等人对中国石窟及建筑遗迹的考察最具代表性。在这一过程中所留下的照片，实际上可以被视作今日之所能见到当时石窟、建筑的最为原始、系统的图像资料，而在这些古物遗迹几经劫难之后，对于流散于世界各处的相关文物而言，这些照片就成为最为有力的参考依据。匡时秋拍中的《天龙山石窟》银盐照片集，不仅对于收藏天龙山石窟的流散文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同时对于相关的修复和研究活动更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而几万元的价格与它的稀缺性和重要价值相比，应当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升值预期显而易见。

　　总之，古籍善本、名人手札文献和“古美术文献”逐渐由“热门中的冷门”成为拍场中真正的热门，但是相较于其它拍品而言，其价值构成更为复杂，对于买家的知识恐怕会逐步被市场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