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1990年代初期拍卖在国内完全是个新生事物，批准成立拍卖公司从政府决策上是一次划时代的政策实验。我被认为是国家的优秀青年干部下海做拍卖，所以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众多领导和干部的支持，赢得了大家的认同和信任。如果是一个从南方来的私人老板做这个，恐怕很难得到同样的信任。当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和国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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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初期拍卖在国内完全是个新生事物，批准成立拍卖公司从政府决策上是一次划时代的政策实验。我被认为是国家的优秀青年干部下海做拍卖，所以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众多领导和干部的支持，赢得了大家的认同和信任。如果是一个从来的私人老板做这个，恐怕很难得到同样的信任。当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和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很支持我们。特别是张德勤局长，他原是胡启立的秘书，思想开明，有一帮年轻人团结在他身边，这些人也很开放，包括外事处长吴熙华、办公室主任刘小和、流散处处长李季。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王金鲁也很支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管文物拍卖这一块，都帮我们解决了一些事。实际上是想通过嘉德对于国内文物艺术品市场的经营做一次新的尝试。

　　解放后国家规定文物要专营，什么叫专营，就是完全由国家垄断，在管理体制上高度集中，由国家直接管理，只有文物部门直属的文物商店可以出售文物，就是只允许国家出售文物，不允许民间或私人经营文物。文物商店是唯一合法的文物经营单位，低价从民间收集文物，好的上交调拨给博物馆，一般的在店里卖掉。国家出售文物的目的是出口创汇，所以出售对象只是针对外国和在国内的外国人。全国文物买卖有四个口岸，天津、北京、上海、广州，参与文物销售的除了文物商店，还有外贸部下属的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友谊商店、外贸商柜。

　　文物商店都是当地的事业单位，属当地文物局，文物局对文物进行调拨，内部划价，然后文物商店再进行企业式经营。全国文物行业一直很萧条，“文革”时期几乎停滞下来，“文革”后期开始逐渐恢复，但非常缓慢。80年代初有一批大量的“文革”中查抄文物，包括几百万件的书画古董，从上海运到北京。这批货后来按照一件文物一块钱的价格，大概1300多万元就转到了北京市文物局，从此北京市文物公司成了中国最大的文物买卖的批发商和批发中心，全国的文物商店都到北京文物公司批发，再到全国去卖。为了创汇，那些年很多文物被当作工艺品整集装箱地批发到国外去。后来苏富比、佳士得成立香港公司文物卖得不错，民间开始意识到文物的价值，致使文物商店征集越来越困难，同时国家开始限制文物出境，文物商店更加没有生意。90年代初，全国文物业呈现出的完全是一派找不到、没有发展前途的衰败景象。

　　1993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搞改革，文物行业的状况已经落后到不改不行的地步了。无论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还是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王金鲁，这些开明领导都从内心深处希望能够寻找或者摸索到一种新的方法彻底改变当时文物经营死气沉沉的样子。尽管是一潭死水，变革谈何容易，触碰国家“专营”的东西必定阻力重重。我们申请时打擦边球，叫文化珍品拍卖，刻意回避直接使用“文物”字样。当时国家文物局独立于文化部，文物的事虽然文物局局长可以说了算，但能得到国务院领导对于“文物拍卖宜小步走”的“明确批示”，局长的请示也是擦边球式的。

　　我申请嘉德正好赶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然而它随后带来的翻天覆地般的变化，所引起的文物界的震动却是所有参与变革的人们都始料未及的。我们将开启一个新时代。

　　2012年，张德勤局长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回忆是这样的：“嘉德成了气候，每前进一步，想扼杀他的人就越发一分疯狂，一些自称文物保护专家站出来发话，说什么也不能让干这个事，一帮不懂得文物的年轻人住着五星级饭店，开着奔驰，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凭什么?要干这个事也得我们干，不能让干。后来为了想扼杀这些冲在前方的体制外的拍卖公司，就跟北京市的文物局副局长孔繁峙打电话反映，说这一次嘉德拍卖你们不要批，我们了解得很清楚，张德勤在嘉德有股份……我就背着这个黑锅，我后来跟我们人事部的同志讲，我越是把我的政治资本押在一项改革的事业上，冒着很大的风险，我越是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我身上有一点污点我也不敢干这个事，我知道到了气急败坏之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踏实得很。”

　　拍卖公司跟旧有的文物商店体制之间的斗争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张局长说：“简直是挖了的祖坟了，独断专营，吃大锅饭的祖坟挖掉了。”直到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颁布，规定任何一个单位只要有 100万的注册资金，只要有五名懂业务的职工就可以申请成立文物拍卖公司，彻底掀翻了文物部门的垄断，斗争才算告一段落。由此可以想见一下嘉德成立的前两三年日子有多艰难，没有那些开明领导的支持，也没有今天拍卖业的繁荣景象。

　　(本文源自作者所著《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一书的相关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