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有关文化和艺术，特别是当代中国艺术的思考也慢慢得以清晰与展开：许多原本自以为是的相对于西方独立而存的艺术与文化标准被重新思考，许多以为矛盾和不能相容的文化差异和误解有了相对消融的可能。我开始真正体会到所谓“语境”的重要，也开始越来越关注事物的本质与现象—或者说“事物本身”与“我们所解释的事物”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和由此产生的误读。虽然形成误读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但这些误读却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引出思想的混乱和沟通的困难。
这种状态下，我制作了《基本词汇—杯子》以及后来的《图像—叙述·可能》等作品，我希望这些作品或作品的制作过程能揭示这种差异和误读，并提示我们某种“自省”式的思考角度，特别是对那些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取向，并已容不得我们有丝毫质疑的“真理”与“标准”的再思考。因为我们总是热衷于现象的争论，却往往忽视产生现象的深层基础是否有被怀疑的可能？我不讳言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在这时启发我改变了思考的方式，或者说思维的问题指向。同时，无论是否是误读，我在维特根斯坦与禅宗之间发现了相似的意义，或许，还有米兰·昆德拉早期的某些作品。我隐约感觉到“否定”带来的革命，这种“否定”是一种批判，而批判的目的，除了颠覆，更多的应该是建设。我强迫自己通过作品去“追问”某些事实，却无所谓作品是否具有所谓的“艺术的灵性”，因为我相信艺术在当今已失去了审美的意义，或者说：审美已退居到相当次要的位置—艺术应当成为我们意识形态的武器，特别是在价值空场的当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