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展示红军旅的展览，而是艺术家透过图片画面对红军旅的感知，换言之，它是艺术，不是政治。澄清这一点十分必要。


　　2003年7月，红军旅展览的原始构想完全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那个文件里包含了这样的句子：“哪些想法，哪些理想，经过时代的检验，仍然保留了它们的价值，人们不可轻易地将它们抛弃？”


　　正是这样的字句使当年红军旅受害者的亲属深受刺激。1977年，红军旅绑架并谋杀了德国雇主协会主席施莱尔(Hanns-Martin Schleyer)，构成德国民众集体记忆里最新最惨痛的恐怖谋杀案。现在，施莱尔之子发动数名有类似经历的受害者家属向施罗德总理发出联名信，他们担心，以上构想为核心的红军旅展览将会助长红军旅的神话魅力，增添他们的历史光耀。2003年夏季，当红军旅展览引发争论，成为媒体关注事件的时候，这一展览还没有正式名称，暂时写在展览构思报告里，实际上并不想公开与众的题头是“红军旅神话”。


　　2003年的那个夏季，决定了红军旅展览走向的命运。在政界和公众被卷入这场风波后，展览组委会首先决定将展览推迟一年。紧接着，柏林首都文化基金要求组委会提交一份新的展览构思，展览必须顾及恐怖主义受害者家属，必须把红军旅作为一个历史产物加以处理。这些必须落实在文件里，只有构思合格，才可以得到该基金10万欧元的资助。组委会不愿受到这般限制，决定放弃国家资助，参与的艺术家靠出售艺术品承担所有费用。同年9月，新的展览构思出炉。新构思完全围绕艺术：“给联邦共和国的某一段历史提供最终的、完整的再现，不是艺术承担的职责。”以前的合作伙伴统统解除，其中包括负责文字解说的汉堡社会研究所，负责教育部分的德国政治教育中心。


　　2005年1月28日，题为“恐怖者想象：红军旅展览”的文化事件在柏林拉开帷幕。展览大厅分有4层，展示了52名艺术家的上百件作品。这些艺术家有的是当年红军旅恐怖活动的见证人，有的是发挥想象，借助第二手资料如报刊、录象、电影资料进行的艺术再创作。


　　展览中央大厅用来展示红军旅从60年代末到1998年4月20日自行解散期间，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追踪。当代艺术家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巴德(红军旅的代表人物)－美茵霍夫照片集被艺术加工，成倍放大，即便见过原作的人也很难辨认出。大厅正中是菲尔德曼(Feldmann)的图组“死亡”，创作于1998年，90名死者出现在画面上，使用的原始资料均是1967至1993年间报章杂志登载的照片。死者中既有恐怖分子，也有受害者，菲尔德曼没有在作品中将他们区分开来。死后人人平等的原则？恐怕至少应说明一点区别，恐怖主义者是自觉地选择了危险，但牺牲者却不是。


　　没有艺术家在他们的创作中连带出红军旅同巴解组织的关系，更没有人注意到最后一批红军旅恐怖分子跑到当年的东德隐姓埋名，重新生活。展览资料前言中，康－本迪特(Dianiel Cohn-Bendit)这样写道：“对巴德来说，这一切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满足自我设计的征服狂的欲望。”这话出自当年对红军旅怀有同情的康－本迪特笔下，是一种同自白相似的历史总结，也许有点可信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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