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涛可能是当下当代艺术圈中最具思考和实验精神的艺术家之一，这次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重生”——张小涛个展和“跨学科”意义上的研讨会就是他做出的一份精彩报告。正如“重生”所寓意的，张小涛在他的艺术探索中正处于这样一个蓄势待发的端点，而我们的访谈只能呈现出一个用生命思考的艺术家精神的鳞爪。
记：我在看这次北大的“重生”展览时，首先进入博物馆的走廊，浮躁的心平静下来，像穿越了一个时空隧道，然后再进入到您的作品，感觉跟平时去画廊、美术馆看东西是很不一样的。
张：可能在环境上有一种庄严的感觉，首先遭遇藏传佛教法器(三个嘎巴拉碗头骨)，立刻有种在寺庙里的肃穆感，并且又有民国建筑的那种气息。所以，怎么和它发生联系？是这次展览最重要的一点，去寻找一种融合，而不是简单的放进去。布展过程非常繁复，整个展览像一个工程，包括绘画、纪录片、摄影、装置,这种规划的关系都值得讨论。包括我把一些草图铺天盖地的布在通道里，从文字和图像的思考到动画再到展厅，呈现一种“开放性实验室”的现场，最后看到的不是完整的作品，而是完成作品的过程。我们往往只看到事件最后的结果，而结果是怎样思考、推算出来的？这个痕迹是相当重要的。北大这次展览，跨学科和跨媒介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把一些元素提炼出来后，如何一点一点去进行思考、陈列和转换？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记：其实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是最值得回味和思考的，最后呈现的是一个结果，但过程永远有新的可能，这个展览您综合了很多元素，大家也都认为张小涛在成长，不断有新的探索。
张：每一个人的类型不一样，我喜欢每一个阶段做完以后调整一下，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做。艺术其实挺危险的，市场这么好，画什么都可以卖钱。巨大的机遇推动了艺术和艺术市场的发展，但艺术家应该追求一种本体的艺术的精神意义。这次展览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怎样把对这些过程的思考和博物馆的联系加起来产生一种语言的张力？包括藏传佛教、考古学和自己的语言与现实问题之间深层次的联系，所以这次展览对我是一个粗浅的实验报告而已。我现在不能断言这次展览对我有多么重要，但未来可能会使我对绘画语言上的思考更全方位。通过和北大的交流，我觉得美术这门学科关注的问题太小，如果放在一个整体的文化背景里面，大家的视野的深度、广度不够，太圈子化，当我们跳出圈子时，就会发现这些问题。比如我和藏学家张建林老师在萨迦寺，我去采访他，当跟他们交流过后，发现自己知道的太少了，藏学里面有与很多学科交叉的东西，知识层面要深得多。
记：您是一个思想型的艺术家，给自己提出的都是一些很大的课题，像博物馆学、考古学还有藏学，那么您是怎么从艺术里面去找这种结合点的？
张：从小入手，我的方法是用显微镜或者放大镜的视角看这个世界。有人问过：你的绘画里面用草莓、蛋糕、龙虾、避孕套，这些怎么把这个时代表现出来？是寓言吗？我的出发点是显微镜和放大镜，通过对DNA的考察，要的是数据和数理。我是在一滴水里面寻找一个世界的联系，或者一个时代的缩影。我觉得比“假、大、空”的“宏大叙事”要好。通过对这个时代的微观抽样调查进行个人的把握，而不是凌驾之上的角度。这种联系是一个暗线，所有作品的内在联系应该是生命的遭遇。
记：现在整个艺术市场比较流行的大概是批判的、荒诞的、小情小爱的……您所表达的主题比较深、比较大，很多人觉得您的画面比较黑暗、悲观。
张：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个案，艺术带有个人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反映与诉求。有很多人说我的画太悲，当它一旦潜植于内心之中，就已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是抹不掉的。今天我遇到更大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孤独、生命漂流的感觉，我想把个人的普遍性放在更大的背景里面讨论，所以，我的视点推向重钢，推向萨迦寺，关注我们这一代和上几代为国家现代化付出代价的人，他们会有什么遭遇？把个人放在一个大的背景当中，如果没有这种坐标，很难把自己的工作往前推。如果个人和时代没有一种普遍联系，很难被更多人分享或谈论，这个时代是超速度的发展。
记：做一个具有普遍关照视角的艺术家，是比较高难度的。
张：我希望做传统文脉与当代方法之间融汇所产生的思想张力和对时代的更多思考维度。个人的情绪是否能代表这个时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问的。为什么徐冰的《天书》涵盖了一个时代？这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典型性和普遍性，是对那个时代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当时有一种前瞻性，从历史的深度看，又有一种维度，阐释了当时遭遇传统的冲突和现在这种爆破之间矛盾的对话。今天我们遭遇的是全球化，又怕把自己变的很空洞，潜在的问题是什么？宏大叙事的思考容易假、大、空，个人心灵的追问容易太小，这之间不仅有一个平衡点，有生命冲动，又有艺术超越的经验和精神性在里面。灵魂的暗线在心灵里面是不好控制的，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理性和感性的两极。
记：您今后可能会渐渐走向一个理性艺术家的道路？
张：是一种交融，可能做作品的出发点是从直觉出发，寻找视觉经验和内心的冲动，可能在打动我之后，就要去追问：为什么能打动我？它里面有什么深层次的编码或密码？如果没有去追问，这种直觉或者感性经验很难成为对时代有真正贡献的东西，所以只是直觉和经验还不够，张晓刚老师前几天发了一条短信给我，说：“我始终认为艺术拼到最后不是天、不是技术、不是运作，是思想、是一种综合指数”。说得很透！
记：我们已经看到您开始在艺术方式上走得很多元，是否会在超越架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张：尤其是在90年代后期，大家谈到绘画都感觉是一个传统的东西，对绘画充满热爱，是我对艺术追求的原动力。我觉得媒介没有什么问题，是人的思维出了问题，我们只是学习了西方简单的“媒介论”。很多批评家在写文章的时候没有什么立场，追逐的是很浅表的“工具先进论”——就是在新媒体热的时候说新媒体；装置热的时候说装置；市场热的时候谈绘画。90年代末期是绘画最困难的时候，是那些真正坚守绘画的人吸收其它媒介，使绘画产生了新的抗体，重新回到当代艺术里面，成为一种新的图像工具。今天的绘画之所以有力量，因为它不再是传统叙事和学院派，已经成为很开放的一种媒介。以他者的角度回到当代艺术里面，通过跨媒介到跨学科，我觉得把自己的绘画通道打开了，让我在绘画里面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不认为绘画是封闭的和狭隘的，那是我们对绘画的认识有问题。我们是用一种很粗暴的态度来看待传统媒介和传统文脉，它的变异会产生新的东西，这是很多人没有思考的，这不是简单的新与旧的问题。我的动画里面讨论的话题也是我绘画里面的课题，只是把它延伸了，在媒介里面注入一些新元素。
记：现在艺术家创作还要面对资本的挑战。
张：资本成为一种新的武器，在颠覆旧的系统，所以我们简单的把绘画这个传统媒介否定掉，其实是否定了在当代艺术中大家的努力。今天无非是用市场来追认学术，因为这是资本的时代。所以单看市场里面，很差的画家卖得却很贵，这是不正常的。真正对艺术史做过贡献的艺术家才应该贵，如果他们都不贵的话，这个时代的艺术是完全没有希望了。中国的经济如果到了美国那种地步，艺术品还会贵，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对西方的标准太单一、太假想。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文化的工作、思想的工作，如果这些工作做得扎实、严密，市场就不是问题。经验告诉我们，艺术品价格从几万到几百万到几千万，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到了，我们的文化价值早就到了。
记：这次北大展览，跨学科的实践很有开创性，您从中收获了什么样的体会？
张：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藏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美学和心理学都有对话，但这是我们平常接触多一点的。在我早期的艺术和心理学有很大的联系，童年阴影、青春期的记忆、伤痛……到今天像电影画面一样去追问。然后这次展览放在博物馆这样一个现场里面，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去西藏的经历，和张建林老师关于萨迦寺的访谈……发现这些看似表征的联系，一旦走进去以后，就把你改变了。我不是说它把我吸引了或者重新格式化了。我的内心有一种强大的能量，避免自己成为宗教的价值观，但是我发现这种改变是隐性的，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而我会吸收这些元素。
在北大研讨之前，我通过对话，发现当代艺术里面关注的问题比较小，比如佛教历史的演变渊源；宗教和今天人的关系；博物馆学的空间展示；包括去西藏后产生的问题，政治、文化、宗教……线索太多，但最基本的线索是什么？是生命。
生命的遭遇放到这些多重的线索里面，主线是真实的，我们从一个真实的角度去关照生命主体的诉求，它显得有依托。我最后还是落实到一滴水的关系，通过跨学科，在知识结构里面，不再单是从绘画、当代艺术的角度来看。比如主厅的三张摄影——萨迦、重钢、浦东，很多人觉得是三大殿——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关系。其实我没想过，是什么原因让我追问它们之间的联系。应该还是跨学科，比如我读《帝国》、萨义德的《东方学》、亨廷顿的《文明与冲突》，都体现了对全球化、本土化的考证。这种文本的思考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所以我考虑问题不再是一个艺术史的关照，可能会放在一个整体的经济和文化历史背景当中。这也是我通过其它学科的联系，找到的对应。我希望我的作品是一种暗线的联系，表征的联系就是符号，我不愿意做这种符号，它只是一种图形设计。这种工作前几代人做得非常好，我再做也无法超越。如果我们今天表达政治，用天安门、用毛、用文革，它的维度太薄，太西方假想或东方主义浪漫。我想这种依托是来自一种真正的视觉和文本的融合，所以又回到我们刚才谈的感性和理性的问题，理性太强，感性会退化；感性太强，理性也会减弱，特别不好平衡。要保持直觉，把暗线藏在里面，深度的联系就是视觉探视和视觉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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