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珺和黄丹都是在不断变化的画家。如果我们把两人5年间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从构图、笔法、内容诸多方面来看，无疑都有新变——无论是杨珺的都市系列还是黄丹的女性肖像。而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们的作品都和“青春”有关，这不仅源于他们生于70年代，更源于他们对于“青春”的热忱。他们选择的保安、少女等素材，充分显示了对于“青春”的关注，以及对即将远去的青春“纪念”的冲动。

　　田黎明先生曾以“心性敦厚，为人憨实”八字评价杨珺，在我看来，他的性格显现更多的是双重性。杨珺在自述中写道“我身上必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自我;一个热情似火，什么都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在经历着;另一个是淡泊宁静的我，以平常心审视和消化一切。”我与杨珺结交数年，他身上既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随俗而处、不露锋芒的气质，又有浓郁的高屋建瓴、厚积薄发的情结。双重性格在世俗社会中的“和光同尘”，使得他既敏感于对传统的汲取，又敏思于对现实的关照。

　　杨珺的毕业创作《百年印象》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情呈现了他对中国百年历史的认知和表达。那些出现在画面上的英雄和普通人皆无表情，有的甚至没有五官，事实上，今天我们回望历史，这种没有表情的的面孔反而愈发真实。

　　这种没有表情的风格延续在他的保安系列中。保安是都市中随处可见的一个职业，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工作勤恳，薪资微薄，不时还要蒙受各种鄙夷的眼神和嘲讽的语言。杨珺曾坦言这类题材在国画界“没有市场”，但他还是决然地画了一批这样的创作：画面中的那些保安或站或倚，或正面或侧身，似乎也没有什么表情，他们只是城市中的一个符号，维护着一方百姓的安定。其实，没有表情，正是这个消费时代最经典的表情——也正是这种对于当下“城市表情”的关注，使得杨珺的创作具有了学术层面的意义。

　　“我的作品和我的画，无疑成为逃离光阴渐逝的避难所。把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用纸用笔把时间片断存留下来，画我看到的，画我想表现的当下世界，因此，我无须只活在茫然若失的回忆往事中，也无须只活在激情混合着狂喜和绝望的当下，我活在画画的忘我过程与期望未来的美好梦境中。”杨珺对于创作的认知通常会提到哲学的高度——他从中央美院国画系硕士毕业后顺利留校，研读苏格拉底，崇拜罗素，把孔子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作为修身齐家的格言。物质生活的充裕使得他不必为生活的奔波而放弃艺术原则，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读到的是青春的张扬和奔放。大气中见严谨，得意而不忘形。

　　黄丹是我见过的最单纯的画家，“表里如一”用在她身上是最恰当。她的生活正如她画中的那些青春女子，气定神闲，娴静优雅。

　　我时常把浏览黄丹的博客看作是生活中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那些兴致盎然的文图很容易打动我。她总能用纯真的文字叙述美好，用简单的照片记录幸福，看到这些时的会心一笑，常让我不禁问自己——什么时候，我在不经意间错过了生活中细节的美好?

　　黄丹的艺术天分自幼就有清晰显现。在画家黄格胜记忆中，幼年“略显木讷愚钝”的女儿黄丹“下笔如杵，章法诡异，色彩大胆得匪夷所思，竟不经意间影响了我的画风。”她从高二开始学画，18岁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她的硕士导师韩国榛先生认为：黄丹的眼中不关注“大画”与“小画”的区别，看重的是“好画”与“坏画”的区别。

　　毕业后黄丹即作为职业艺术家开始创作，她现在的风格是在摸索中逐步形成的。黄丹属于可以静下心来精雕细琢的艺术家，她醉心于中国传统积墨技法的研究，在《凤求凰》系列中，充分展示了她对于积墨的热情和技法的纯熟。那些看上去具有真实布料感的衣服，实际上是经过了七八遍甚至更多次的晕染，“用传统的国画工具和材料表现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品质感”是黄丹的目的，现在看来，她在这个层面的尝试已经有了质的突破。

　　黄丹对于金箔的使用也是独到的，这使得她的作品彻底跳出了传统的窠臼。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让金箔氧化成需要的效果进而用胶固定色彩，画面上闪耀的金属色令水墨这种纯净的材料焕发出蓬勃的朝气。那些“娴静犹如花照水”的女子，或许我们只有在几年后回头再看，才能对黄丹的别具匠心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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