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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策展活动迄始于这样一个前提：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刘海粟美术馆的王欣博士提议我能否为“国庆”做一个大型艺术展示活动。我应允且赞同。但是，做怎样的艺术“主题”?又能做出怎样的高质量和具有一定学术规格的艺术展?我得慎重考虑。另外，原先一贯秉持当代艺术研究立场的我,如今尝试“革命主题”的东西，感觉上有点力不从心，甚至有点后怕，其理由是万一出现什么纰漏子，诸多的问题究竟如何对待?因为是大展，又是这么一个“严肃”的艺术示众行为，我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压力，所以，一段时间以来，无法释然压力。



　　一次偶然地读报，消息大致 是60周年国庆节，中国将要盛举大阅兵活动。灵感倏地冒了出来，我何不去做个有关军队、军人、军事等方面的艺术展呢。我原先也当过兵，对军旅情况熟悉，再说当今时代反映“军事”攸关的主题活动并不多见。这样一个“主题”其本身也够“后现代”的。社会上一般策展人所不拥有的军队资源，却对我来说，不存这样的缺憾。许多老同学、老朋友以及老师们，他(她)们仍在军队生活和工作，我相信他(她)们一定会支持自己的想法。“红色记忆”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回顾，也是正确，科学地梳理和反映当前一切涉及解放军茁壮成长，威武严明正义之师的主题。



　　为此，“红色记忆”的构想和方案，即刻得到了刘海粟美术馆领导张坚先生、唐华峰先生等人的重视和肯定。正如该馆理论部王欣博士说：解放军主题的展览在上海应该属于首次举办。老百姓非常想了解军队艺术家这一群体的艺术创作情况。顺利办成“红色记忆”的话，无疑对“60年”大庆是最大的国家厥颂。



　　“红色记忆”策划书撰写之后，原先做小范围之内的军旅画家的展览。是以解放军艺术学院为主的艺术家和邀请部分业已转业地方工作的艺术家共同参与的学术活动。其缘由，我从“军艺”毕业，嗣后去了“八一”电影厂工作，后来退伍，因此，我对军队和地方这两方面情况较熟。我称之资源整合。然而，竟想不到的是要求参加“红色记忆”的人多了起来，与此它相应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与学术主持人去了二次北京，征求刘大为少将、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袁武大校，政委李朝元大校，和孙向阳教授，张利教授，以及总政艺术局副局长李翔大校等人的建设性意见。收获颇多，教诲深刻。



　　“红色记忆”活动由大致三部分艺术家参与。一部分是中国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的部分历届“军艺”优秀毕业生。这在客观上，他(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构成了目前我国军队美术创作的基本状态。其中不乏传统的或现代艺术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像活跃的军旅画家孙向阳、张利、任惠中、孙浩等人;脱下军装的有潘缨、姜建忠、宋克西、沈敬东、匡剑、莫大风、何大桥等人;另一部分艺术家是由学术和创作成就斐然的前辈们组成;著名画家张钦若先生、崔开玺先生、张文新先生、张培础先生等人，包括那些已故著名艺术家凌子风、庄言、莫朴、黄丕星、黄胄等人。正是这些丹青大家参与和热忱支持，从而为“红色记忆”的历史叙述，夯实了军队美术发展的基础起到了可靠的、客观的现实佐证，以及捞到图像艺术嬗变的逻辑依据;还有一部分艺术家是些享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又有从军生涯经历的史国良、田黎明、赵葆康、李向阳等人。客观地说，上述三部分艺术家组成的蔚然景象，足以勾划“红色记忆”所亟需的一切历史文献和图像资料，充分地反映出了因他(她)们不同时期的艺术创作，迥异的风格，美学品格的差别等各自追求目的。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他们直面的、思考的、描绘的对象是共和国永不忘却那些腥血铁流、栉风沐雨，为了新中国而壮烈的主题，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国家政治、经济和人文的深邃内涵。



　　“红色记忆”不啻是金戈铁马，辎重钢流的场景闪回。尤其，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全方位多视角地看待“军事”题材创作的问题，实则上，它既不是承载《韩熙载夜图》这类所谓的南唐顾闳中历史遗产馈赠，也不是毕加索笔底下的《格尔尼卡》的山寨版艺术，而是我们的艺术必须要有自己的样式，和自己的美学境界，以及特定的中国军人文化立场。我想，当年晋察冀抗日前线的战士涂鸦，包括“延安时期”农民式的壁画等形式，毕竟成不了当今的艺术形态追求，但是，我们的艺术也不能毫无节制地对“经济全球化”作泛式解读。尽管当今各国经济在互相依赖的程度大大提高的发展趋势之下，即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都在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然而，我们对以往的“红色记忆”所囊括的历史追问，和现实拷问等诸多问题将由我们这一代人回答，还是让“历史决定论”马克思如是说。我记得自己当兵那年的开学典礼上，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将军曾说：文艺工作，历来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①换言之，军旅艺术家所异于社会普通人的文化使命，是由“军队”的特殊性而决定的。因为，其“特殊”就在于它是国家强力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的艺术形式就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为了不辱中国军人文化的崇高使命，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传统将军说，部队文艺工作者要“走红专道路，练文武两行，要艰苦奋斗，抒写新的篇章”。②



　　正因为如此，这次“红色记忆”艺术展中不乏许多堪称优秀的，且弥足珍贵的历史作品。像著名的已故电影导演凌子风先生的摄影作品③，已故北京画院老院长庄言先生的即景写生作品④，和中国美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去世的老院长莫朴先生的艺术手笔⑤等，它们无不是关于“红色记忆”中的凄美回望：消逝了的历史解读，却怦然心悸的阵阵感动“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⑥毛泽东同志说。



　　今天业已不同于以往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事实上，诸多的社会条件，和客观因素在悄然变化了六十年的今天，关于“红色记忆”中的那些纵横捭阖的革命历史记录，或现实反映屯戍边陲战士的生活，抑或是藉以对革命先烈缅怀之情等作品，在我看来是一种永远难以忘却的真实记忆。譬如这次类似赵葆康、沈敬东、邢俊勤等人的作品不那么“主旋律”化，却多了诙谐、幽默之感。我一直就认为，当代军人身份与文化使命并不混淆两类不同的职能概念。尤其，在当代中国日益趋势国际化的前提下，其宪政的、经济的、文化的等诸多形态问题，也发生了客观变化。这就势必会影响或铸就新的艺术形态，改变某种局限于那种单纯的“写实”主义格局，抑或是今天的人们，究竟如何正确看待远去了的农耕时代所给予的历史遗产?



　　俨然，关于“红色记忆”如何界定军人身份和艺术创作的同构与一致性问题，实则上是一时难以解释清楚的，也是展览前期的北京、上海两次理论研讨会上大家颇多热议、争执不下的敏感话题。因为，它终究涉及到每个艺术家创作的主体资格，换言之，是关系到艺术家本人的话语权，或个人的艺术形态追求、风格形成，趣味独特和价值判断等“自主”意识。所以，我作为“红色记忆”策展人不得不慎重思索这个问题，倾听大家的意见，嗣后才适当地修改了原先策划书文本，兼顾和尊重各方艺术家权益和权利，是必须的。今天，“红色记忆”的参与者越来越多，通过众多迥异风格的作品，其只能窥探一个大致的面貌罢了。但有一条原则是必须遵循的，那就是拿出邀请艺术家本人最好的作品。这也是二次“红色记忆”理论研讨与会者的集体认知。



　　今天，“红色记忆”的顺利推出，我倍感欣慰的是，得到了众多部门的热忱支持：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袁武、政委李朝元等人的盛情接待，解放军美术创作院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诚挚建议，已故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遗孀韩兰芳女士鼎力相助，包括已故的原浙江美院老院长莫朴先生家属，和北京画院已故院长庄言先生家属所提供的珍贵资料，以及包括主办方之一刘海粟美术馆领导张坚、唐华峰等人的有力支持，以及著名作家白桦、复旦大学杨乃乔、美术杂志尚辉等人的不吝赐文，才有了今天的结果。它表明在大家共同的努力和关怀之下，终于孵化了“红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