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林肯·柯尔斯坦在纽约现代艺术馆新址策划的具有“共产主义”意识的壁画展览，消息一经公布，就触犯了众怒，展览在实施过程中几乎流产。
出生干19世纪的林肯，是20世纪纽约城市文化生活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和乔治·巴兰钦一同创立了纽约城市芭蕾舞，又与现代艺术博物馆大名鼎鼎的第一任董事长艾尔弗雷德·巴尔合作，建起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馆组建伊始，成立了一个高级董事会，会员包括中有菲利普·约翰逊、纳尔逊·洛克菲勒、埃迪沃·伯格、伊莉莎白·“贝蒂”·布利斯、吉姆斯·约翰逊·斯威尼等。林肯作为有话语权的高级董事会成员，成功地游说了其他董事，为现代艺术馆收藏了很多美国本土艺术家的作品。他培养了大批的艺术家，并和他们私交甚密。这些艺术家中有沃克·埃文斯、伊利·纳德尔曼、帕维尔·切利乔夫。这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均参加了8月26日在惠特尼美术馆的“林肯·柯尔斯坦：洞察”展览。他经常鼓励自己的富豪朋友购买他青睐的艺术家的作品，他甚至为了支持艺术家们的创作，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委托他们给自己画肖像画。
1932年的纽约现代艺术馆正经历着发展中的各种挫折。它为了不断扩充自己的馆藏量，四处筹集资金，并将馆址搬入纽约第53号大街西ll号。纽约城市正在不断的扩建中，新的洛克菲勒中心也在离第五大道往南的几个街区开工建设中，这座新建筑将为更多的公共艺术品提供创作与展示的新空间。林肯想把公共艺术品的创作订单都握在美国艺术家的手中，所以，他在现代艺术馆新址策划的第一个展览，就是一个现代美国画家的壁画展，其目的是向公众展示当代美国本土艺术家的才能。这篇文章是摘于《林肯·柯尔斯坦的世界》一书。马丁·杜伯曼在这本林肯自传中记述了他费尽心机策划的现代艺术馆新址首次展览，是怎样在展出前夕差点夭折的过程。
1932年初，现代艺术馆的董事们确实是支持这个展览的。在尼尔森·洛克菲勒关照下，由林肯来负责此次展览的实施。林肯当时很高兴，虽然他讨厌和现代艺术馆难缠的董事会成员打交道，但是他依然牢牢抓住这次机会，打算举办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展览，并事先为展览拟定了前言。他把这个展览命名为“战后世界”，向各类风格的架上画家发出参展邀请，参展的大多数的画家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只有三人以往有过参加展览的经历。这个展览的主旨并非想挑起画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但是，林肯要求艺术家们为其主要作品和某些作品的局部准备素描稿。在最初被邀参展的画家中还有人们熟知的查尔斯·伯奇菲尔德、托马斯·哈特·本顿、博德曼·罗宾逊和约翰·斯隆，虽然他们对这个壁画展都很感兴趣，但由于展览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最终都未能参加展览。
林肯非常急切地邀请一些艺术家来参展，有些画家他并不熟悉。其中女画家乔治娅·奥基芙最让他头痛。“她让人非常的不愉快。”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告诉她，除了斯图尔特·戴维斯外，其他所有的艺术家都参加了此次展览。”他形容奥基芙就像“歌剧中被惯坏的女主角”。尽管如此，林肯依然想方设法劝说她参展。最后奥基芙不顾她丈夫斯蒂格利茨(著名的摄影家)的强烈反对，终于答应参加展览。
当壁画作品运到现代艺术馆时，林肯比较看好的是弗兰克林·沃特金斯、本·沙恩、雨果·盖勒特、威廉·格罗珀、菲利普·赖斯曼等人的作品。虽然其他画家如像琼·伯格兰德、路易斯·鲍奇、菲利普·埃弗古德、斯蒂芬-赫希、亨利·瓦纳姆·普尔的作品中也有令他敬佩的地方。但是当现代馆的董事会成员预先审查作品时，大多数人都不大认同这些作品，特别对沙恩、盖勒特、格瑞珀壁画作品中的“共产主义政治内容”尤为反感。康格·古德伊尔、塞缪尔·卢因森、斯蒂芬·克拉克都表现出极大的不满。
沙恩的作品《萨柯与万泽蒂的受难》描绘的是神气十足的仲裁委员会委员和法官韦伯斯特·塞耶，低头俯视面前的灵柩，他们掌握着躺在棺材中两名来自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命运。(而正好一年后，沙恩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壁画丑闻中也扮演了墨西哥画家迭戈·里维拉的助理，和画中描绘的事件有惊人的相似。)
惊慌失措的艾尔弗雷德·巴尔通知林肯，在画展中不能展出沙恩、盖勒特、格瑞珀三位画家的作品。他召集林肯、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其他被“冒犯”的董事们开会。这次会议让林肯非常愤怒，他甚至暗示他会取消这个展览。然后就来回在房间里踱步。据林肯描述“纳尔逊像往常那样，利用他故作天真的个人魅力让整个事件平息了片刻。”当天的晚餐上，阿齐·麦柯里什训斥了林肯，还警告他没有“进行报复”的权力。纳尔逊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宁愿辞职，而不让此次展览和他有任何的牵连。
如此这般地被董事会其他成员告诫后，林肯在第二天上午拜访了阿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他试图劝说阿比利用她的影响力去说服其他人，让那些禁展的作品能被董事会准许展出。他坚持“这样做对现代艺术馆会更有好处。”林肯后来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阿比的态度是尊重他人的意见。”她告诉林肯“她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革命者。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画家要沉溺于庸俗的趣味中去，特别是沙恩，过去她曾提携过他。”林肯回忆道(也可能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阿比不再期望她能掌控和为沙恩的未来负责任了。那么他的作品也就不再会惹恼她了，她也没有任何理由为他失望了。”阿比还告诉林肯，“辞职是懦弱的表现”。她说：“纳尔逊过于鲁莽的行为，只能导致他辞职，这也是一种羞耻。”她继续说：“辞职只能显示他自己的无能，他曾经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长，他的辞职可能会影响大都会博物馆购买美国本土艺术家的画作，虽然目前这种影响还是有限的。”
林肯离开阿比的家后，他确信已经 “说服”了她。尽管他认为阿比没有从他的角度为他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困境的方案，但是他很快明白，确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能使他走出困境。对于那些冒犯董事们的壁画作品，古德伊尔和斯蒂芬依然保持“强硬的态度”。林肯考虑到董事们的态度，就去找沙恩，告之他的作品将不会在展览中展出。(不得不告知沙恩此事，是非常不愉快的。)沙恩回答：围绕画展的整个争论已经让他精疲力竭了，壁画是他带病坚持完成的，仅仅是一种“社会的记录”而已，而这些作品遭遇禁展的命运，却让他产生了“阶级意识”。
在告知沙恩坏消息的第二天，林肯不得不去盖勒特那里，告诉他同样的坏消息。盖勒特的壁画是描绘摩根骑在一头熊身上，脖子上缠绕着一位放荡的女子。林肯比盖勒特还要难受，而盖勒特却安慰林肯“他早就预料到这场风波了。”林肯认为盖勒特是非常“温和”的人，而且还非常的“平静和率真”，他对绘画比对共产主义更感兴趣，尽管盖勒特会否认这一点。
对林肯来说，画展遭遇的种种风波让他精神上倍受折磨。他不断的扪心自问，他是否还要继续或者应该在现代艺术馆的董事会、壁画画展和画家这三个角色之间周旋下去。当沙恩告诉他，其他画家为声援三位遭遇禁展的画家，正在筹备一个艺术家委员会，准备撤出他们的作品，目的是为三位被孤立的画家做出一种声援的姿态。林肯听后精神更紧张。但当他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巴尔时，他却生硬的回应道： “我们正受到威胁。”
在沙恩的建议下，林肯赶紧拜访了民事许可权方面的律师菲利普·维腾伯格。律师告诉他，他可以拿到一份法律禁令—要么强迫现代艺术馆展出被禁展的作品，要么取消整个展览。但律师也警告林肯不要“完全迷失了”方向。林肯坦承自己已经迷失了方向，然后他还补充道：沙恩“对他此前真心实意为参展画家所做的一切非常满意。”
与维腾伯格律师分手后，林肯来到附近的一家儿童咖啡馆和格罗珀、盖勒特商量如何应对。他们告诉林肯，不仅雷金纳德·马什已经决定支持艺术家联盟的抗议，还有博德曼和里维拉也支持艺术家的抗议。他们的目的是让大多数艺术家都从展览中撤出，以取得“广泛退出画展”的效果。林肯明言他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不能让画家们拿到所有参展画家的名单(当时名单也还没有公布出来)。同时，林肯也感到，如果把大多数艺术家都召集起来的话，只会破坏他们的参展机会。尽管他们当初接受现代艺术馆的邀请来参展时，根本就没打算展示他们的政治倾向。林肯认为这两位艺术家的脾气温和，也很真诚。但是他们并不比现代艺术馆的资本家董事们更容易沟通和共事。
现代艺术馆的助理财务主管艾伦·布莱克本对艺委会的态度是“威胁性的蓄意破坏”。据林肯描述，巴尔告诉他：假如艺术家们打算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政治理想与他们画家身份混淆起来的话，那么，目前他们将会失去他们一直渴望拥有的波希米亚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随后，纳尔逊就派洛克菲勒家族傲慢的法律顾问德贝沃伊斯前往现代艺术馆去查看那些有问题的壁画作品。巡视完作品后，德贝沃伊斯直截了当地问林肯，是否能把艺术家召集起来，他将愿意当众宣布沙恩、盖勒特和格罗珀的作品是带有“冒犯性”的政治倾向，当林肯立即回答他“不能”时，他还是吓了一跳。
尽管林肯和斯蒂芬·克拉克、卢因森一起又进行了一场冗长的会议。当纳尔逊被派去征求摩根的意见时，摩根回答“当然把这些画挂起来!”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共事务发言人艾维·李也同意这样做。林肯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盖勒特和格罗珀，画家们为这个好消息而欢欣鼓舞。随即纳尔逊和艾维告诉林肯他现在可以从现代艺术馆辞职了，但被林肯拒绝了。林肯让艺术家们意识到这个胜利完全是由于他们不懈的抗争而得来的。在林肯的日记中他坦承，似乎是过分坦诚地评价自己的行为，是为了让画展朝着它既定的方向发展，自己是夹在艺术馆和画家中间“和稀泥”。
“胜利”的曙光已经升起，但是依然还没有得到最后的保证。画展在得到摩根的准许后，又受到了刚度假回来的古德伊尔的“强烈”抗议，他甚至威胁，如果不改变决定的话，他将辞去现代艺术馆董事长的职务。1932年的4月27日这一天被林肯称为是“各种阴谋诡计交织在一起的一天”。林肯自己必须亲历亲为地来清除种种障碍。他四处派人去游说各方人士，他派贝蒂·布利斯去游说她爸爸科尼利厄斯·布利斯找古德伊尔说情。(她父亲是莉齐·布利斯是艺术品收藏的监管人，那些藏品现代艺术馆一直想收入囊中。)林肯又从格罗珀那里拿到了打算退出展览的画家人数(大约是25名)。他又让律师维腾伯格保证，假如画展不展出遭禁三位画家的作品时，一定要拿到法律禁令，不让此次画展因此流产。他劝说纳尔逊，并试图让古德伊尔辞职。林肯在日记中写道：“纳尔逊真是不管不顾，他尝试了一切手段。” 最终纳尔逊疲惫不堪，只得到了局部的胜利，确定了在董事会中有多少成员是支持古德伊尔的。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艺术委员会里人们进进出出。在一次会议中，古德伊尔坚持现代艺术馆的政策是“必须保证现代艺术馆免遭冒犯”，在发表他的这番言论时，他愤怒的把拳头击在桌子上。德贝沃伊斯代表纳尔逊和他母亲的态度，坚持所有的壁画都要展出。最终古德伊尔还是让步了。但是，他为了使格罗珀和盖尔特的参展作品不在画展目录及图片中出现，想尽各种方法来拖延展览目录的公布。虽然，林肯不知用什么方法让沙恩的《萨柯和万泽蒂的受难》挤入画展目录中。
林肯刚刚缓了口气，新的麻烦又出现了。第二天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整个展览中的三十多张画还没有挂好。第二天，有舆论认为这次展览似乎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展览。林肯自己也承认，画展只有一些作品是名副其实。同时他也感到，就是展出一少部分带有试验性质的作品，也完全不能挽救整个画展。
评论家们议论纷纷，发表不同的意见，但对展览的抨击是一致的。((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傲慢地说，这次展览“甚至是对高雅品味最普通含义的亵渎。”;是“阶级斗争的狂欢会”。这位评论家进一步表述他对画展的反感：不仅因为画展中的主题思想，而且还在于这些作品画面处理不成熟和笨拙的表现方式。《论坛报》极度保守的主要评论家罗伊尔·科蒂索斯评论说“阴暗笨拙的画展触动了社会的底线。”接着《美国晚报》又让人们想到现代艺术馆，“如果不能有更好发展的话，还不如立即关停这个壁画展。”
随后，现代艺术馆搬迁到第53大街西面的洛克菲勒小镇。并把这次壁画展放在了展厅的四层。这样一来，许多观众就找不到展览的地点了。毫不奇怪，参观壁画展的观众量只达到1932年其他展览的观众量的一半。林肯也为此受到特别的指责。虽然，纳尔逊正式表示他不为此负担任何责任;但他自始至终都一直在后面支持林肯，实际上他是高级董事会的主席，是他发起的这个展览。
林肯用自己的勇敢和幽默平息了这场画展风波。他在给时任福格博物馆的馆长阿格尼丝·摩根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个壁画展是个毁灭性的失败，它毁了我的名声和另外一些人的名声……但是能触犯众怒，离经叛道，我也很高兴。我不再是众人眼中以往的那个聪明而又迷人的林肯了。现在我只是一个举止粗鲁的犹太布尔什维克。”
尽管在画展如期展出后，许多董事会成员都提出辞职，林肯的强硬对手一如既往地自以为是。富有的银行家弗兰克·维伯格的女儿，一个业余的剧作家玛丽·霍伊特.威伯格，林肯以往就认识她，认为她是“世界上最让人不爽的女人。”她和有些人一样，公开仇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仇恨这个壁画展。画展开展后她立即从现代艺术馆的董事会中辞职，说“墙上的共产主义宣传”将会腐蚀来美术馆参观的学龄儿童。她还当面指责林肯是“极端的布尔什维克。”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