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爱开会，开会成风成瘾表明社会有病，而且病得不轻。在信息传播、思想交流便捷的当今世界，批评家面对面开会，不如背靠背地发表书面意见。发表书面意见展示的是学术，少了面子和客套，有利于开门见山。面对面开会容易较劲，比的是口才和机锋，要么违心，要么同人闹翻。如果面对面地照念论文，完全无视现实和现场，硬性地朝与会者灌输，如同上课，就特别的无趣。中国批评家年会在西安召开，作为地头蛇，我不能不参加，以免被讥为摆谱。可是我有夜行昼伏的习惯，开会总是迟到，自己很难受，别人很反感。

中国批评家年会发起人是贾方舟，他是我三十一年前的老友老大哥，从来没有红过脸，当年的艺术观又非常接近，鼓吹唯美主义。贾方舟性情平和，随意开玩笑他也不生气，不过对他牵头弄年会的热情，我不能老泼冷水。本届年会的轮值主席陈孝信也是资深老友，1989年他在江苏画刊执编，开设了一个栏目，连续推介二十多位批评家，第一个是我。后来由于发了我的一篇丧气的文章《二三二一二○》，使他丢了饭碗，成了自由职业者。从此欠了他的人情债，他的活动我自然要支持。本届年会的学术主持是顾丞峰，江苏画刊的老编辑，我在《画刊》发过几十篇文章，大约三分之一都过了他的手。他俩在场，我不便逃会。

批评家年会落户西安，是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的主意。西安是帝王之都，每个部门的头都有帝王派头，杨超也不例外，不大介意反对意见。公立民营的西安美术馆筹集一笔经费花在批评界，怎么说也不多。年会既可以成为美术馆的学术品牌，又有利于本地的当代艺术。在外地批评家的心目中，西安是当代艺术的荒漠，来了一看，居然还有不少人在从事。西安都有当代艺术，别的省市不甘心落后，也想引进批评家年会。这种效应，算是西安美术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反馈。只要经济不崩盘，西安美术馆对批评家年会将具有持久的主办权。鉴于每年都有人中途离会，杨超计划第十届到威尼斯去开，让谁都无法迟到早退。

中国批评家年会与中国房地产同构，谁来管都难弄。去年年会，我设计“中国十大丑陋形象工程”评选，是想让艺术批评走向社会。十大入选者本来有天安门广场五十六根金柱和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装修，可是小范围审定时被北京评委要求拿下。中国的评选常常不是评选而是协商。协商的结果，放走了两个老虎，剩下的猪狗和苍蝇就变成了点缀。今年十一，有关方面指示天安门广场装饰要求从简，可见中国批评界的敏感与预见连政界都不如。不痛不痒的批评家年会招人骂，有它自身的原因。

是不是说批评家年会一无是处了呢?当然不是。本次年会讨论热烈，参与者评价不错，直观效果仅次于首届，不过与会者五六十人，仍然嫌多，每个人都言犹未尽。刘淳说他属鸡，只爱发言，不爱听别人讲。我也属鸡，毛病同样严重。属鸡的还有李公明、杨小彦、朱青生、陈默、顾丞峰、杭春晓等人。其实所有的批评家都属鸡，都爱喋喋不休地发议论，发言时忌讳他人心不在焉，厌恶别人反驳。对那些善于倾听的与会者，今后应当发红包勉励。

中国人开会追求大一统。开会限制人数，首先是因为经费有限而非固守圈子利益。老资格与会者不请，如同政治局开会漏了某个常委一样，会成为一个事件。开会总是老面孔，实在是出于无奈。上次年会，曾计划把网络批评家和从事评论的博士生以及海外人士悉数请来，后来觉得人太多了，会议将杂乱无章。今年的主持者请来了阔别十多年的上海文坛才子吴亮，会上会下聊起来很开心。只是大一统的会议除了热闹，不可能呈现切实而深刻的成果。今后的会议应当建立新机制，通过网络互动，让在场和不在场的有意见的人都能充分发言，发言平庸者予以警告。连续三届发言平庸者予以除名，不能像一些两会的复读机或鼓掌机器，长期呆在台上。发言杰出者，应当在媒体上反复推介。

我曾鼓吹京沪宁杭穗成渝等地形成各自独立的艺术批评共同体，各开各的会，各有各的切入点。积极地做，每届年会围绕某个话题，将各地共同体少数代表人物聚在一起交流，辅以新的参与机制扩大覆盖面，其穿透力或许能触动中国当代艺术的走向。消极地看，批评家年会如同孤独者家里的电视机，它开着，你却不知道它播了些什么，可是缺了它还不行;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环绕来证实自己的存在，开会的功能，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