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坚

   北京日前发表吕澎的评论文章，批评了一记者的艺术市场报道关于“以‘F4’为代表的部分脸谱化中国当代艺术品已走到市场边缘”和“而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则成为嘉德秋拍的冠军”。吕并对以靳尚谊为代表的和以“F4”为代表的两种艺术品类作出了含蓄的价值判断，作为也是一位熟练参与当代艺术市场操作的人士，他明显选择了站在当代艺术一边。这并不奇怪，以当代艺术市场操盘手身份，吕澎本人一直以来深受界内质疑和批评。

也就是说，该位记者的报道跟其他人对吕澎的质疑和批评一样，明显地也是因为对目前当代艺术无底洞似的资本天价炒作深表担忧，所以选择了“对‘F4’说‘不’”的价值定位报道取向，只不过这位记者不妥当地以靳尚谊为价值对照对象，这可能只是一种撰文的常规“应景手法”，而未必是吕澎所断定的“是一个缺乏艺术史常识、人云亦云，受到金钱迷惑的媒体记者”。而且，在目前普通大学、特别是大学新闻和传媒专业缺乏艺术通识教育的现状下，要求一位大众记者熟知艺术史知识，难免有失公允。

吕澎的评论虽然也有价值偏袒问题，但确实提示了目前影响艺术市场价值判断的某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恰好是影响艺术价格却往往又使艺术偏离本体、学术的。

以靳尚谊为例，他的个人拍品屡创高价涉及几种因素——我个人认为已因之影响使其拍品远超真实价值。第一，正如吕澎所提示的，“靳尚谊能够被记入历史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早年接替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这个事实”，也就是他身上以及其作品上附带的政治影响因素。早在2009年广州艺博会期间，靳尚谊在广州一间画廊举办个展，个展以大量“伟人肖像”作品为噱头，特别宣传其中一幅作于“文革”期间的超大“伟人全身像”，此后此作品果然以2016万元天价拍出，我当时就公开质疑过这种“造价因素”。靳尚谊在“文革”期间和后期，曾完成多幅伟人画像“政治任务”，艺术家和这些“艺术品”的时代局限、对艺术的负面作用，我们的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到目前为止仍缺乏真实的、有勇气的反思，但这些因素在艺术市场的资本炒作下反而提升了艺术家的“身价”。与吕澎说《塔吉克新娘》“这类作品与历史没有什么关系”而“在当代艺术史中没有什么适当的位置可以安放”相反，这类艺术品将因为“跟历史的奇特政治关系”而应该更难以在当代艺术史中得到安放。第二，靳尚谊的“艺术官职”，这个因素也有很大的“政治成分”，比如他的美协主席身份。艺术名家争得头破血流要当美协主席的传闻，在艺术界时有所闻，就像前不久轰动全国的陕西书协几十个主席一样，其原因就是这个身份代表“艺术成就认证”，能提升“身价”。这跟国外艺术协会都是民间组织、与艺术成就无必然联系完全不同。两年前靳尚谊接受媒体采访，也放出过“我主张取消画院”言论，同理，更应该“取消美协”。艺术家热衷于当“艺术官员”，跟艺术家办展览热衷于邀请政治官员临场助威一样，都是企图通过政治因素造势、造市，这种现象目前在艺术界和艺术市场中还大量存在。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靳尚谊艺术品的市场价值，比如他的美术教育工作者(包括美院院长“官衔”)身份、个人写实技术水平等，不可否认，有些是积极因素。问题主要在于，我们的批评、艺术史仍然缺乏足够多的独立写作，不能有效协助对此作出去伪存真的价值判断。

前不久藏家郭庆祥因为购买毕加索事件而散布了一条“中国当代艺术是垃圾”论，我认为，真要考究起“艺术垃圾哪里最多”这个问题来，答案未必是当代艺术市场，相反，垃圾最多的地方可能是在美协、艺术研究院、艺术院校等。这些场所都有几个共通的促产“艺术垃圾”的因素，或者说特征：其一，创作人员都国家发工资，衣食无忧;其二，人员极闲，其创作必犹如玩弄自己的东西，多属无聊自慰;其三，人员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其创作多是完成政治、职称、科研等任务;其四，依一、二、三、四，形成了行政系统、事业单位和组织体系内部自买自卖的“交易市场”，折腾的多都是“公帑”——纳税人的钱财。这个情况，大家拿那个年年岁岁浪费公帑制造垃圾论文大国的“科研市场”类比一下就明白了。我想说的是，中国很多事情都有“双轨制”，就像最近吵得翻天的养老金问题一样，艺术市场也毫不例外颇受惑于此类因素，在其中做买卖的人若理不清，很容易被弄得昏头迷向：一个相对自由、独立、平等的艺术市场之外，咱们其实还另有一个“行政市场”、“单位市场”，在那里有很多与艺术、学术无关的影响交易的复杂因素，这些因素一般都是降低艺术、学术的纯粹性和纯正性。

回到吕澎为之辩护的当代艺术，毫不例外也常常有不正常的政治影响因素，比如人们熟知的“政治波普”作品和很多中国特色因素作品等。人们愿意拿前苏联解体前后的部分伪艺术作品进行比拟，存有资本高价抬奉此类作品的疑虑，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若仅仅停留在责怪、批评记者报道这个层面是远远不够的，作为行内有“艺术史家”、“批评家”等多重身份的吕澎们，我们也不妨问一问：你们也需要深刻反省自身职责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