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自雍正皇帝始，开献瑞讲瑞之先河。广大劳动人民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下，形成新的思想风尚，加上当时经济的发展，民族手工艺技术的提高，使传统家具突破明式家具的模式，各种器物的装饰图案很快以新的面貌出现，即“吉祥图案”。

文、图/胡德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编辑/陈盛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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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箱子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雍正帝刚刚即位，社会上流传一股雍正擅改遗诏、拭君篡位的传闻，为了转移视线，并昭示自己即位是秉承天意，雍正搬出了“祥瑞”思想。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家具中，有一件雍正元年制造的漆箱，精美异常。箱体分内外两层，外箱长189厘米，宽50厘米，通高49厘米，内箱长178厘米，宽40.5厘米，通高35.5厘米。下有8厘米高的底座，底座上镶有长182厘米，宽45厘米，高3.5厘米的垛边，内箱四角下有3.5厘米高的矮足，与垛边齐平。内箱箱壁较高，上盖较窄，只有7.4厘米高的竖墙。外箱箱盖四壁较高有41厘米，箱盖里口正好套在垛边的外侧。外箱套盖长186厘米，宽48.5厘米，较箱座略小。每层箱体两端有铜质提环，通体黑漆地，用泥金勾画龙戏珠纹，周围间布流云。黑素漆里，不露木胎。在外层箱面一侧正中，满汉对照描金题签：“雍正元年吉月孝陵所产蓍草六苁三百茎敬谨贮内”。(蓍草在古代常用于占卜凶吉。)

这件箱子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雍正帝刚刚即位，社会上流传一股雍正擅改遗诏、拭君篡位的传闻，为了转移视线，并昭示自己即位是秉承天意，雍正搬出了“祥瑞”思想。据《养吉斋从录》卷二十六载：“雍正间孝陵产神蓍，景陵宝城山上，尝产石芝一本，彩芝三本，高宗有诗，见乐善堂集，蓍草在古代常用于占卜，雍正元年，孝陵坟包上生蓍草。即被雍正视为神草。并敬谨收贮，为此特命造办处制一具二层套箱，箱外织纹描金，云龙纹，箱面金漆满汉对照题签：雍正元年吉月，孝陵所产蓍草六丛，三百茎敬谨贮内。”现今蓍草已无，而此箱依存，还保管在故宫博物院。此后又于雍正三年二月二日上演了一曲七星连珠的假戏。一些廷臣还引证古典，列举高阳，汉高祖、宋太祖实事，请求庆贺。雍正帝一方面大肆宣扬“七星聚曜”为难逢之天瑞，一方面不允廷臣之请求庆贺。假意把祯祥之昭示之由说成是皇孝至德之感即今日敬应之实。并亲题“七曜会聚记”一篇，三百八十余字。此后，每遇祥瑞，即大肆宣扬。画影图形，昭示全国。在他在位十三年中，七星会聚，黄河澄清，嘉禾、瑞谷、神芝、蓍草等，频出不穷。景星庆云频频出现，更为稀奇的是，雍正七年署渐督性桂，署抚蔡仕舢奏进“湖州王文隆家万蚕同织瑞茧一幅，长五尺八寸，宽二尺三寸。任昉所记园客华蚕，茧大如瓮，不足夸兮。然世宗敬天以实，有而不居，卒未尝因此一受贺也。”(《养吉斋余录》卷二)他先后作过《七星会聚记》、《嘉禾图跋》、《瑞谷图跋》、《黄河澄清碑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吉祭景陵文》等，计三千一百余字。连篇累牍，不一而足。他极力宣扬瑞应的目的，一为掩饰自己的政治阴谋，证明自己敬天法祖，以祥瑞现象证明自己继承帝位是上天的安排，同时又以众多的祥瑞现象表示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借以表现自己治国有方，是顺应天意的明主。达到缓解民族矛盾，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用心。

按历代传统祥瑞观念认为，凡有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瑞雪、瑞雨及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瑞符、说明人君有德及天。遇有黄龙见、礼泉涌、河出龙图、洛出龟书、山出器车，泽出神马等，说明人君有德及山陵。有凤凰翔、鸞凤舞、狐九尾、麒麟瑧、雉白首、白鹿、白猿、白狼等出现时，则说明人君有德至鸟兽。有灵芝、嘉禾生、冥夹起、平露、宾连、木连理，说明人君有德至草木。有钟律和、四夷化、越裳来、孝道至、疌蒲出庖橱等，说明人君有德至八方。这些虚构的或符会的所谓祥瑞景物，经过历代儒家、道家、阴阳家的渲染。内容不断增多，以迎合统治者的欢心，下级官吏争相献瑞，有时甚至到了狂热程度。西汉后期的王莽就是典型实例，以至有人对祥瑞提出异议，指出是骗人的邪说。这方面要以东汉的王充为代表。但是，在封建迷信盛行的社会里，王充的思想不可能形成主流。在后世君主中，不相信祥瑞的还是大有人在。以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为例，他们对祥瑞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养吉斋余录》卷二载：“圣朝自朱果发祥以来，诸福荐至。康熙纪元六十一年，从不许人言祯祥瑞应。雍正间，内外臣工以景星、庆云、嘉鹤、异麦、灵芝、神芝之属告者，殆无虚月。”

据《清史稿、茎祖本纪》载：“圣祖二十五年辛已，于成龙进嘉禾，上曰：‘今夏干旱，幸而得雨、末足为瑞也’。”关于五星连珠的说法，在一次读史时，看到宋太祖时五星聚奎的记载，即发议论认为“五星行于天，度数不同，迟速各异，何由聚于一宿，虽史册书之，考之天文，断之以理，终不可信。”对古史中描绘古帝王的祯祥记载和庆都感赤龙之祥，孕十有四月生尧的传说也提出了异议。“古称庆都感赤龙之祥，孕十有四月生尧。此等事先儒常疑之，正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之意也’。盖圣人不语怪以垂戒于世，而后人犹有矫诬上天侈言祥瑞之事，况敢从而启之乎。”(《圣祖御制文集》卷二十六)“古史中如皇帝鼎湖乘龙，及周穆王宴于瑶池之事，皆非正史所传。虽文章常采用之，不过资其华藻以新耳目，其实不足信也。”又说：“自古帝王崇信方士以求神仙者，不可胜数。如唐之宪宗、武宗、宣宗，皆饵金石之药以求寿考，而不知反以自戏其生，覆辙相寻而不知悔者。昔人每深叹其愚。此皆未知无逸可以至寿，圣贤原有切实可信之理也。”(《御制文集》卷二十六、一集二函)。又说：“人君惟敬修其德，以与天意相孚，不必指何事为何德之应。总之和气至祥，乖气至涙。乃古今不易之恒理。遇祥益谦，遇灾知敬，乃人君应天之实事。亦无时不致其谨凛而已。”(《康熙御制文集》卷二十六)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康熙帝认为祥瑞与人君并无直接联系。如康熙二十五年于成龙进嘉禾，康熙皇帝认为今年夏天一直干旱无雨，幸而后来得雨有了些收成，产量肯定受到影响，几棵嘉禾根本算不上什么瑞气。康熙皇帝崇尚科学，在他执政期间，正值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华，康熙帝积极吸取西方技术。任洋人推动立法改革，让洋人参与建筑设计，以及测量绘画等艺术，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极力限制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他认为古史所记的皇帝鼎湖乘龙，周穆王宴瑶池，庆都感赤龙之祥，孕十有四月生尧，以及历代出现的大瑞五星连珠现象，都是不可信的无稽之谈，对历代帝王崇信方士以求仙，服丹药求长生，覆有中毒的先例而不知悔改，愚蠢至极。他认为天气变化(即气候)是古今不易之恒理，遇祥益谦，要珍惜其劳动果实来之不易，遇灾，要及时救济，妥善处理。总之人君要勤政爱民，不失时机的为百姓办实事。从不相信何事为何德之应。他所理解的天意，即物阜民丰，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所以他才时刻敬修其德，重实事，轻虚荣。在他的治理下，清代很快就呈现出盛世局面。

清代自雍正皇帝始，重视祥瑞，开献瑞讲瑞之先河。据《养吉斋余录》卷二载：“前史言瑞应者，后世亦或有疑义之词。至乾昭回，万方共见，且可推测得之。固可以虚文涂饰者。本朝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乾隆二十六年正月辛丑午时，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嘉庆四年四月已丑，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道光元年四月辛已辰时，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百年之中休微四现，又雍正十二年元旦立春，为甲寅年，丙寅月戌寅日，是日大雪盈尺，占验家以为上瑞。”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地方官吏争相讨好，献瑞之风盛行，广大劳动人民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影响下，形成新的思想时尚，各种器物的装饰图案很快以新的面貌出现，即“吉祥图案”。加上当时经济的发展，民族手工艺技术的提高，使传统家具突破明式家具的模式，而以新的式样呈现在国人面前。明式家具向清式家具的转变，与雍正皇帝思想意识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