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由于朝廷有效控制新疆地区，打通了玉路，上等好料源源不断流入中原，玉器生产因此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都有大批手艺精湛的玉匠。流传至今的清代玉器数量之大、品类之多，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仅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玉器就有数万件。本期，中央民族大学的潘守永教授就带领我们一起细细品读清代玉器的精致与考究。
文、图/记者梁侨
大家简介
潘守永，1989年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博系教授，发表有《中国古玉文化》、《古玉研究四论》、《海外收藏的中国古玉及其研究情况概述》等著作及论文。
实用玉器占主流玉山子制作盛行
清代初期，由于战乱频繁，且统治者采取了跑马圈地、民族歧视等政策，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极大破坏，所以玉雕业在此时发展缓慢。“清代玉器的空前繁荣是在乾隆二十四年以后。”潘守永告诉记者，“因为此时乾隆皇帝解决了西北厄鲁特蒙古、新疆回族等问题，打通了和田玉进入中原的通道。”
“康乾盛世”，生产发展，社会相对安定，文化氛围也较为浓厚，因此清代玉器种类繁多、造型多样，是前代玉器无法比拟的，雕刻题材也更加“文人化”。潘守永指出，到了清代，玉器作为礼器的功能，几乎完全丧失。而其作为身份地位、财富以及某种具有吉祥寓意的象征物，仍然没有减弱。
从皇家使用玉器的情况来看，主要有陈设、把件、摆件和佩饰这四个“主流领域”：
陈设玉包括沿袭明代的大量仿古玉器，不过清代的仿古玉器型更为丰富，不仅有彝、鼎、尊、簋、觥、觚等先商器型，还对汉代的玉璧、玉佩、酒器，宋元的玉人、玉杯、玉带钩等都有所仿制。乾隆皇帝非常醉心于仿古玉的制作，其诗歌赋文也多有提及。除此之外，陈设玉还囊括炉、壶、插挂屏、如意、瑞兽等装饰性用玉;
把件类极富生活气息，趣味盎然，包括手串、扇器、痒痒挠、梳、鼻烟壶等，造型小巧别致;
摆件类既有笔杆、砚台、镇纸、棋子等文玩类玉器，也有七珍、八宝、净瓶等祭器;
佩饰更为丰富，从头到脚，发簪、项圈、扳指、珮、鸡心璧等一应俱全。
除了主流领域外，玉器还可用作生活器皿、册宝、镶嵌等，总之清代玉器的使用充斥宫廷。而民间也受皇室影响，不过与民俗类相关活动的观赏用玉增多。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时期玉山子的制作尤为盛行。清代玉山雕琢受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祈)画风影响很大，山石布局讲究均衡、稳重，层林叠起，意境清淡。乾隆时期的玉山子多是以山水人物及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大型场景，如“秋山行旅”、“南山积翠”、“会昌九老”等。小型的玉山子也较常见，亦是以山水人物、亭台楼阁为题材，雕刻出一幅幅淡雅宁静的山水风景。有的运用巧作手法，利用玉石本身的颜色差别，分别雕出白云、流水、苍松翠竹、古道夕阳等景物，形成高低错落、深浅对比的特殊效果，韵味极强。
潘守永认为，大型玉山子的制作，最见清代玉器制作的功力和水平。最著名的例子，当数目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大禹治水”玉山子。“此山子体型巨大，从新疆靠人工一步一步运输至京，设计花费三年，运输到扬州进行雕刻又花费三年。审视整个玉山子，完全是一幅巨幅山水画卷，设计之巧妙，制作之繁复，内容之壮阔，令人叹为观止。”
宫廷垄断和田玉料私采偷运屡禁不止
清代和田玉料的来源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的变化过程。清初，生产玉料的和田、叶尔羌等地长期被准噶尔反叛势力所占据，只能通过走私的办法每年进少量玉石，出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顿局面。这时的宫廷玉料来源匮乏，玉器新作很少，只能将原来的一些玛瑙、蜜蜡、银晶、珊瑚、寿山石等美石重新收拾见新，有时皇帝所需的玉料，还要向外地采集，像雍正就曾写信命苏州织造寻一些好料。
直到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玉路”打通后，玉石才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和宫廷，并被指定为“皇家御用”。不过，流入中原的玉料玉质很不一致，山料干涩，最大的有九千余斤;子料和山流水温润，最小的仅重四钱，色泽分为白、青、黄、墨、碧等，但从不见红玉。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黄玉极少，但也受到爱重。为了管理大量玉料，当时的朝廷形成了完整的制度。“开采玉料有严格规定，每年只有春季(开)采玉和秋季(开)采玉的规制;玉料的采集由皇家垄断，使用范围严格控制在皇室和王公大臣之内(除非皇家赏赐)，禁止民间私采。”潘守永说。
不过尽管严禁，地方大吏仍勾结奸商私采偷运，潘守永说，“清朝四大贪污案之一的高朴案，就是朝廷重臣高朴利用被派往南疆巡查的一年多时间里，通过多采、隐匿、挪用和贪污等手段私自占有数量惊人的玉料，从而被乾隆帝列为重点查办的重大贪污案件。”
“痕都斯坦玉”带来西域新风尚
清代玉器制作的技艺新特点以及对于传统技法的弘扬方面，以乾隆朝玉器最具有代表性。“其实，数千年来，玉器制作技艺和工艺诸如采、解、切、相玉、画样、制型、钻、琢、磨、剖光等，变化不大。清代，玉工全面承袭了历史上如阴线、阳文、平凸、隐起、镂空等多种优秀技艺做工，并且善于借鉴绘画、雕刻的成就，吸收外来艺术加以糅合变通，在工艺上更为精致、考究。”潘守永说。
清代治玉对玉料自然机理的把握很精确，“花插”(不同颜色玉料和宝石组合而成)、“镶嵌”等成为新的工艺品种。“俏色”得到了普遍与广泛的应用，除了颜色变化上的巧妙构思与安排，还考虑到玉料纹理和题材的变化情况。潘守永告诉记者，最能说明清代治玉工艺考究的例子就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雕桐荫仕女图，“该作品玉料的裂缝被设计为门缝，仕女启门，将这块‘残料’化腐朽为神奇，制作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品。”
不仅如此，清代治玉，尤其是宫廷治玉有着严格的多重程序，如选料、画样，设计完成后，画样和玉料交给制作部门，接着做坯、做细、磨光，制作完成之后还会评判等级，奖罚分明，以此鼓励玉工。根据清宫记录，以一件玉瓮为例，就经历了选料、画样、锯料、打钻(叼膛，大、小钻)、做坯、做细(镌刻花纹)、光玉、刻款、做旧等九道工序。
在治玉工艺方面尤其值得一书的就是“痕都斯坦玉”，学者考证痕都斯坦大致指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一带，据清代阮葵生的《茶余客话》记载该国“人习技巧，善攻玉器，而大薄如蝉翼、又如发……”痕都斯坦玉多采用上等和田玉料，雕工复杂，碾磨细致。尤其是水磨技术的运用使得玉器极为薄巧，通体玲珑薄透，由外透过器壁能看清器内盛装的物质颜色，与中原所采用的沙石错磨技术全然不同，有诗赞曰：“痕都捞玉出河滨，水磨磨成制绝伦。”因此乾隆曾鼓励进口痕都斯坦玉，并且让宫廷玉匠大量仿制。苏州、扬州等治玉中心也有众多工匠模仿制作痕都斯坦玉，但从现今留存的来看，技艺仍是不及原产国。
玉器生产渐具产业规模
清代的玉器生产具有非常成型的产业规模，就宫廷玉器制作而言，早在顺治初期，就设置了“养心殿造办处”，现留存下来的造办处各作活计档案中就有“玉作”之称;雍正年间，更大刀阔斧地整顿了机构，扩大了作坊。潘守永告诉记者，宫廷的玉器在生产过程中，程序复杂，分工细致、明确，一件玉器往往需要七八个人的合作才能完成。
而民间玉器的生产也是蓬勃发展，北京在元明时代就已经是有名的玉器制作地，被称为“北玉”，当时清宫的造办处、如意馆若工作量太大，不敷应急时，就会从外招募工匠，说明当时的北京是存在着独立的制玉业和一批能工巧匠。
而南方的玉器制作主要集中于苏州、扬州。苏州玉器精致秀媚，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其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是专诸巷;扬州治玉发展很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玉作豪放劲健，特别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图玉山》即其代表作。
尽管产业化趋势明显，但潘守永觉得具体的生产方式当时还是坚持着传统的师徒传授的小作坊形式。“这个方式，其实直到今天，也变化不大。玉器制作是一个‘手艺活’，不适合大规模生产和制作。手艺的养成，主要靠时间和经验的累积。”